东晋的书(东晋用什么书写)

导语：东晋时一大批日常书信、杂帖都因为其本身是书法宝迹而得以流传

现存两晋的朋友来往之书信多行文简捷，信笔写出，没有刻意的构思，且不太重文采。这应该有两个原因：第一，朋友之间为文大多不受拘束，任意为之，所以不尚修饰，大多简洁、随意、真挚。第二，此时文人士子与魏晋之时文人团体的兴趣不同，建安邺下的文人主要兴趣在文学，信中多交流文学见解，往来书信之作也意在展现自己的文学才情。

这自然会注意文采，有意为之。至西晋，像嵇康、阮籍那样的清谈家、文学家兼大名士的人物少了，清谈和文学分为两种人的志事；同时，人们聚集在一起创作文学的团体少而且弱，交流文学的书信也少。清谈要求简明扼要，用较少的语言解释复杂的哲理，所谓谈言微中，这样的风尚作用于书信，也有助简短书信之风的流行。所以，西晋以后的书信写作与曹魏有明显的不同。

书信崇尚简短，例如裴楷（237—291）的《与石崇书》，曰：“吾弟酒狂，海内足知。足下饮以狂药，而反责之礼邪？”直截了当。又如顾荣（？—312）《与杨彦明书》云：“吾为齐王主簿，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将不可为外人道之心事和盘托出，也只有在与亲友书信之间方能见到；平白如话，似当面晤谈。再如杜预（222—285）《与王濬书》，讲进兵策略，曰：

足下既摧其西藩，便当径取秣陵，讨累世之逋寇，释吴人于涂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

此应是一封便笺，却句句都带有信息，特别是后面讲用兵路线，更是言简意赅。信骈散结合，又可见杜预作书之老到。如魏舒《与山涛书》，曰：郄诜至孝，中间去郎，正为母耳，居丧毁瘁，殆不自全。其父丧在缑氏，欲改葬不能自致，故过时不葬。后于家堂北假葬埏道通堂中，不时闭，服欲阕乃闭。葬后经年乃见用。作平舆监军长史，任意伤欲，以葬不时，闲常为舒口语，其事灼然，无所为疑。叙说郄诜至孝表现，原原本本依次道来，如同记录之文一般。

当时的友人答书也在随意中自有一种清新可喜之气，一些书信颇有《世说》的味道。如王济（约246—291）《与人书》：“彦国吐佳言，如锯木屑，霏霏不绝，诚后进领袖也”，比喻十分新巧。刘琨与卢谌的通信是西晋后期书信较为重要的作品。

卢谌曾为刘琨部下，刘琨对其有知遇之恩，两人后来分离，卢谌作《与司空刘琨书》，表达对刘琨知遇的感恩之情。颇讲究辞藻，笔端充满真挚感情。信后还附了一首诗。此信因其辞藻和情感被选入《文选》。刘琨的答书价值更高。信中除了言辞得体之外，如下段落尤有意味：

昔在少壮，未常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何由而至。自顷辀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时复相与，举觞对膝，破涕为笑，排终身之积惨，求数刻之暂欢。譬由疾疚弥年，而欲以一丸销之，其可得乎？夫才生于世，世实须才。和氏之璧，焉得独曜于郢握？夜光之珠，何得专玩于随掌？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怅恨耳。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

刘琨早年是西晋士风下浮华之士，曾为贾谧二十四友之一。如信中所说，远慕老庄，近效阮籍，不知天高地厚地张狂放逸。但是，生活造就人，西晋末年的动荡，个人不甘陷溺的奋争和艰难苦恨的备尝，以及国破家亡的亲感亲历，都不仅使他对早年虚浮生活愧悔交加，而且使他脱胎换骨为一个对国家社会有所承担的深沉志士。

信中“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时复相与，举觞对膝，破涕为笑，排终身之积惨，求数刻之暂欢”一段，向朋友尽情展露自己最近的人生意态，而“才生于世”至“当与天下共之”数句，在对朋友分离之情予以抚慰的同时，也表达出了一位志士的天下情怀。

最后，由分别之情的真实，又说到庄周、阮籍的超越之说都是妄言，表现的还是对早年所深信生活观念的反省自责。天崩地坼时节，独向友人披露经历生活沥淬后的心迹，书信展现人格，此信可为范例。

东晋的书信有一个值得注意之处，即文字以书法传。东晋时一大批日常书信、杂帖都因为其本身是书法宝迹而得以流传。如王献之（344—386）《杂帖》中的“得诸慰意，吾故冀恶寻视汝，又告”，“未复东近动静，驰情。昨即遣行，为不至耶”，都保存于张彦远《法书要录》。《淳化阁帖》也保存很多。

这些书的编纂目的，用意在存墨迹，非为文而作。其中保存的书信，大多为朋友通信与家书。这些书作大多是随意写就、神形潇洒的书法精品，往往得之于无意之间，另有一番可以的姿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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