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迪庆有什么民族(迪庆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多少)
导语：云南迪庆地区都有哪些独特的少数民族地域文化？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这种自然要素和人类生产活动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复杂的地域系统，即一个地域的地理环境。在复杂的自然条件下，云南迪庆地区形成了复杂多元的地理环境，并对迪庆藏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这里地处云贵高原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带，高山峡谷多，总体海拔高，且海拔落差大，气候呈垂直立体分布，地势险峻，交通险阻。从某种意义上讲，该区域乃为地理上一独立区域。从另一角度讲，这种“独立”并非绝对独立，而是在“联系”基础上的相对独立。正如学者所指：云南迪庆在地域上既远离藏文化中心又远离汉文化中心，而且处在藏、汉、纳西、白等民族的交汇地带，使它在文化上一方面保有青藏高原藏族地区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形成了不同于一般藏族地区的多种文化并存的特点。
说明云南迪庆在地理环境上的相对独立性，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云南迪庆地区政治、文化上的独特性。从政治上讲，云南迪庆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均受王朝国家势力、西藏地方势力、滇西北地方土司、迪庆民间势力以及藏传佛教宗教势力等多方牵制掣肘，这些不同政治势力为了各自利益，于不同时期在迪庆地区开展拉锯博弈，纷纷争夺对迪庆区域的控制权，造成迪庆地区时局变化频繁，在政治隶属上时而附藏、时而属川、时而归滇，或部分附藏、部分属川、部分归滇的复杂局面，长期处于动荡纷争的变局之中。
这种局面一直到清朝雍正时期划定迪庆地区政区归属后，才逐渐得以扭转。云南迪庆社会在政治时局上长期复杂交织、政区隶属上频繁变化的现象，相对于广大中土乃至中国边疆各地（包括云南在内），都是十分特殊和罕见的。一定程度上受社会政治格局的影响，云南迪庆社会受王朝国家势力统治，意味着中原汉文化的传播和植入；受西藏地方势力的钳制，则伴随着藏族文化特别是藏传佛教文化的向迪庆社会的输入和交往；受木氏土司以及迪庆本土民间势力的原生影响，则促使迪庆社会始终保留着以藏族为主体、纳藏两民族相互嵌入、多民族共居共生，以及各种原始宗教并存的多样性文化格局。
同时，在不同历史时期各种政治势力博弈角斗的过程中，汉、藏及迪庆本土的民族、宗教文化不断发生接触、交流和交往，长此以往，则形成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交融的格局。这种“交融”的文化，我们从藏族日常生活中的酥油茶便可窥见一斑。据说在中甸的藏族民间流传着一首民歌，唱词为：“黄澄澄的酥油，来自高山牧场，是白瓷碗里的一色；黑油油的汉茶，来自内汉区，是白瓷碗里的二色；红彤彤的沙盐，来自北部的向塘，是白瓷碗里的三色。”
滇藏川地区的沙盐多来自四川的巴塘。中甸的一碗酥油茶，成为滇藏川三地民族交流、民间贸易和汉藏文化交流融合的真实写照。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云南迪庆地区地理环境的独特性对社会政治和文化产生重要影响；另外，王朝国家、西藏地方势力、木氏土司以及迪庆本土势力在这块相对独特的土地上，均不同程度地努力经营、开发或控制迪庆社会，正是由于这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才共同维系了迪庆社会的发展和变迁。
二、清朝治理对迪庆地区地缘文化的影响明末清初，由于清王朝立足未稳，无力顾及滇西北云南迪庆区域，只能因袭明制，依靠木氏土司势力对包括迪庆区域在内的广大滇西北地区进行统治，纳西族及其文化因子随着战争、移民、经济开发等因素，逐渐渗入到迪庆社会及各民族文化之中。此后，随着蒙古和硕特部与西藏地方势力建立蒙藏联合政权，并且通过与木氏土司的争斗，逐渐取得迪庆等滇西北区域的控制权，清王朝以蒙治藏的政策某种程度上延伸至迪庆地区，藏传佛教特别是格鲁派宗教势力成为迪庆社会的主流意识，对迪庆社会文化宗教产生了深刻长远的影响。
当清王朝势力日益强盛、国家大一统成为大势所趋，特别是伴随“驱准保藏”、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等历史事件，清朝中央力量对云南迪庆地方的直接统治日益加强，汉文化以及汉族等外地多民族人口不断涌入迪庆地区，更加促进了藏文化与汉文化、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接触、冲突与传播，使云南迪庆区域成为藏汉文化以及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文化交织的中心，为云南迪庆形成独具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宗教特色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政治环境。
由此可见，清朝时期对云南迪庆的治理，极大地促进了云南迪庆社会独特性的形成，而这种独特性主要体现为以藏族为主体的民族多元性和文化的多样性，以及诸种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共生。
有学者中肯地指出，云南迪庆社会“属于藏文化系统，但既不同于四川、青海地区的藏族社会，也不同于西藏的藏族社会。”这一论述概括性阐述了云南迪庆地区在民族、地理、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独特性。而笔者以为，云南迪庆社会独特性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多民族互嵌共生的历史格局的形成，这对研究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结言不同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对该区域的社会文化乃至文明程度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考察云南迪庆社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政治、宗教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不能不说印证了梁启超的论断。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如果没有不同历史时期藏族、纳西族、蒙古族、汉族、傈僳族等各族人民在云南迪庆地区的长期生产生活和创造经营，那就不可能形成今天的云南迪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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