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于君臣关系(孔子如何看待君臣等级关系)

导语：从孔子的观点来看，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相处方式

“公德”这个词在古代汉语里一是指功德，二是指姓氏公德，显然与现代意义上的“公德”有所不同，直到近代才有梁启超在借鉴西方道德哲学的基础上，把它与“私德”相对，用作道德分类的用词。

梁启超认为，“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后世也大致认同梁启超对道德公私领域的划分，认为“公德”是人们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内应当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依此划分，在孔子的道德思想中自然是存在涉及公共道德的内容。

孔子说：“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这句话中所提到的除“事父母”是属于家庭伦理道德的内容，君与臣民之间、朋友之间均是社会人际交往的范畴，孔子鄙弃叛君欺友的小人举止，主张君与臣民之间、朋友之间以合乎礼的方式相处，维持和睦关系。

臣忠且不愚忠，君以礼待臣民

君与臣是上下级关系，也是社会人际交往的范畴之一，孔子十分重视这两者之间的伦理关系。

第一，臣忠且不愚忠。

孔子认为臣对君应当做到“臣事君以忠”。臣重要的品质就是要“忠”，孔子多次论“忠”，曾子也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何为“忠”，朱熹注：“尽己之谓忠。”

孔子所谓的“忠”在君臣的关系上，首先体现为不违背君臣之礼，也就是要做到“正名”，即行为举止要符合对应身份地位“礼”的规定。孔子以“必也正名”作为“为政之先”，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孔子认为君臣能各依其在社会中之名位而尽其所应尽之事，用其所当用之物，才能在现实社会中恢复上下有序的有道社会。

孔子屡次表达过对鲁国君主违礼僭越的不满：“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在祭祀祖先完毕时，让乐工唱着《雍》诗来撤掉祭器，作为诸侯却用天子才能用的祭祀之礼，这是违礼僭越。

孔子十分反对臣这种违礼僭越的行为，季氏违反周礼的规定用天子才能用的八侑的奏乐舞蹈，孔子评论季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君和臣在等级地位上是有尊卑之别的，为了区别尊卑在“礼”上就要有所不同，守君臣之礼是忠于君的一种表现，如果臣违礼僭越，必然会造成君臣之间关系的紧张。

其次，“忠”还表现为全心全意的替君主谋事，所谓“与人谋而不忠乎？”孔子把是否全心全意的替君主谋事作为人每天应当反省的三件事之一，这就要求臣把替君主谋事作为底线。

再者，“忠”还表现为，臣在自己的岗位上忠于职守。孔子讲：“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即臣居于官位不可懈怠，执行命令不可不忠实。《孔子家语》一书载：“有其德而无其言，君子耻之，”建言是臣居其位的职责，这也是臣忠于职守的表现，孔子以君子身居某种职位却无所建言为耻。

但是，忠于职守却仅限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政务，而不可以越过自己的职位去过问他人职责范围内的政务，孔子反对职责上的僭越，他提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处在臣的位置却敢去考虑君主的政务，不可以不说是一种僭越了，因此在孔子看来，臣下当在其位才谋其政，这也是忠于君的表现之一。总的来说，忠是作为臣的最为重要的底线之一，具体表现为不违背君臣之礼，全心全意替君主谋事和忠于职守。

孔子要求臣对君忠，但不能愚忠。孔子讲：“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即大臣是以正道来事君的，倘若君主不愿意接受，那么臣就应该毅然地抛弃高官厚禄，隐退而去。

“道不同，不相为谋。”即追求志向不同的人不可在一起共事，换言之，倘若君主追求的是与臣相逆的邪道，正邪相异，是无法共同谋事的，以忠事昏君就如同对牛弹琴，臣如果不能理解这样的道理，就是愚蠢的，孔子道：“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君主昏庸无道，臣下还曲意逢迎，帮助其作恶，就是为虎作伥的小人，孔子反对这种不辨是非的愚忠。譬如：季氏要进行征收赋税的改革，孔子认为这会加重民众的负担，扰乱民心，然而其弟子冉求当时作为季氏的家宰，却选择站在季氏一边，并大力推崇这一政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孔子毫不留情的将冉求逐出师门，并且号召其他弟子去攻击冉求。

总结上述，不能愚忠也是作为臣的底线之一。

第二，君以礼待臣、民。

“礼”是孔子对西周礼乐制度的传承，“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提出“君使臣以礼”的观点，他认为在管理上，君对臣要以礼相待，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前车在鉴，孔子深谙其中道理，尤其是孔子当时所处的宗法分封社会中，君与臣虽然存在着上下等级关系，但实际上君对臣的约束力是有限的，并没有强到不可违逆的程度。

如果对臣下不能以礼相待，甚至是颐指气使、恣意妄为，必然会招致臣下的叛离，最终自食国破人亡的苦果。

此外，孔子说：“君子易事而难说也。……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使人也，求备焉。”他认为在用人方面君子上总是从人才的实际和工作的原则出发，根据各自的才德去安排任务；小人则往往是吹毛求疵，过分苛责，使人不能尽其才。

可见，君如果对臣吹毛求疵，过分苛责，就是小人的行径，是不可取的。总结上述，君对臣必须以礼相待，具体表现为在管理上不可过分的利用自己地位的尊贵而对臣下肆意妄为，在用人方面对臣不可吹毛求疵，过分苛责。孔子主张“以礼让为国”，即用礼让来治理国家，所以君对民亦要以礼相待。

具体来说，君主应做到“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对待工作严肃认真，诚实不欺瞒，节约费用，这是君主自身遵从礼义行事的表现。所以，君主对民众以礼相待，首先意味着君主必须以自身为民众作则，依礼而行。

孔子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具有领导和表率的作用，如果君主能够依礼行事，即使不用刻意的去命令，民众也会自觉的去遵从礼义，君主如果枉顾礼义，民众也就不会信服，即使下令，民众也不会遵守礼仪。

“使民以时”则是君主爱惜民众的表现，因此，君主对民众以礼相待还意味着君主必须以合于礼义的举措对待民众。总的来说，君对臣民必须以礼相待，这是孔子认为作为君主应有的底线。

与朋友交有则有信

朋友因志同道合而相交，是社会人际交往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范畴，个人在选择朋友或与朋友交往的过程中一些原则、底线是不可或缺的，否则就容易被所谓的朋友所伤或者伤害到真正的朋友，最终走到逐渐被朋友疏远或没有朋友的境地，不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人际关系。

第一，如何择友。

孔子曾说要“无友不如己者。”这句话的解释尚有争议，一说将其解释为“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这是从字面意思上直译，很容易产生误解，但孔子从来不以社会地位的高低或财富的多寡来评判他人，可见其所言的不如自己必然不是在社会地位或财富上，孔子还说：“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

孔子以为只要对方有比自己学有所长的地方，就可以把他当成老师去学习，既然能够将其作为师的人，孔子自然也是不抵触与其成为朋友的，在学识上相互取长补短反而更有益于个人的修身，可见孔子所言的不如自己指的也不是在学识上。

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孔子不建议与道德品质上比自己差的人交往，因为外在的环境往往对个人的成长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进一步说，孔子主张交友时要注重甄别对方品质如何。《论语》一书中孔子多次提到如何识别一个人的内在品质，他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

认识一个人如果只从单一的角度，往往容易有失偏颇，道德品质恶劣的人可能也善于伪装自己，如颜回“偷食”之事一样，好人也有被误会的时候，所以在选择朋友时，必须要从多方面的了解这个人的内在品质，以免错诸真心，交损友。

第二，与朋友相处。

孔子谈论其志向时就曾经把“朋友信之”作为其中之一，可见在孔子看来，朋友之间相处重在一个“信”字。何谓“朋友信之”，皇侃将其解释为：“朋友信己，己必是无欺故也。”邢昺解释为：“朋友信，己待之以不欺也。”朱熹理解为，“朋友与之以信”。

从上述言论来看，“朋友信之”就是说对待朋友要真诚，不能违背信用，不能欺骗朋友，只有这样朋友才会相信自己，如果为了谋求私利，对待朋友都背信弃义，这样的人必然是小人之流。

在孔子的道德思想中，“信”可以视为与朋友相处的基本原则。此外，在与朋友相处的方法上，孔子说到要“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对待朋友不能过于烦琐，发现朋友有不好的地方，忠心地劝告、引导他，对方如果没有听从就不要再继续了，否则一方面会感觉到自己的意见不被尊重，自取其辱。

另一方面朋友也会因自己反复的建议而感到厌烦，最后被朋友疏远，所谓“朋友数，斯疏矣”，子游的这种观点也正是契合了孔子的想法。

依照上述观点来看，在择友方面把握的底线至少应当是：首先，与自己道德水平相当的人交往，而不能与道德品质低劣的人交友，以免自己受到其不良影响。

其次，要多方面考察对方的真实面貌；在与朋友相处时最重要且不可突破的原则是不欺骗朋友，在相处的细节上不可过于烦琐。

谢谢观赏，关注我，了解更多精彩。

本文内容由小思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