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和闻一多在新诗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联系郭沫若和闻一多的诗歌创作)
导语：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对于现代诗的看法，谁才是对的？
中国新诗发展，从1919年至今已逾百年。然而新诗从产生起就开始受到质疑，什么样的才算新诗？
无数诗人、诗论家都希望找到理论上的突破：胡适提出“自然音节”，郭沫若提出“内在韵律”，闻一多提出“格律美”……然而百年之后再看，谁才是正确的呢？
胡适：新诗要有“自然音节”1917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率先发表《白话诗八首》，最早开始新诗创作。1920年3月他的《尝试集》出版，也就是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
因此朱自清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胡适之氏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
刚开始创造新诗的时候，胡适还在美国留学，他已经开始与同僚争辩“白话文”是否能入诗。他的同学们都不同意，认为白话文是个什么东西，怎么能入诗？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胡适给自己规定，不准再用古文写诗。他在一封给任叔永的信中表示“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
他更是积极尝试各种新诗体式，五言、七言、杂言……还有古代的词，如《沁园春》《百字令》等。
在《谈新诗》中，最重要的就是他提出的“自然音节”，他说：“现在攻击新诗的人，多说新诗没有音节。不幸有一些做新诗的人也以为新诗可以不注意音节。这都是错的。攻击新诗的人，他们自己不懂得`音节'是什么,以为句脚有韵，句里有`平平仄仄、仄仄平平'的调子，就是有音节了。… …压韵乃是音节上最不重要的一件事。至于句中的平仄，也不重要。”意即新诗中有无平仄、押韵与否都不要紧。
他倡导的“自然音节”的内涵有二：一是语气的自然节奏，二是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在胡适的“自然音节论”中，他特别强调音调自然的轻重高下,语气的自然区分。他认为,“语气自然，字句和谐，就是无韵也不要紧”。
可以说，胡适“自然音节”的理论，虽然不能完全摆脱旧体诗的影响，在最初确实导致了“诗体解放”，对打破旧的格律有重大作用。
郭沫若：诗歌要有“内在韵律”虽然胡适是最早写白话诗的人，但五四时期要论新诗最高成就还得属郭沫若。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它的问世有如响彻长空的惊雷，震动了当时的文艺界。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韵是内在的，也不强调尾字押韵，因而提出了“内在韵律”说。他认为:“自文字发明以后，诗歌表示的工具由言语更进化为文字。诗歌遂复分化而为两种形式。诗自诗，而歌自歌。歌如歌谣、乐府、词曲，或为感情的言语之复写，或不能离乐谱而独立，都是可以唱的。而诗则不必然。”“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Intrinsic Rhythm，内在的韵律(或日无形律)并不是甚么平上去入，高下抑扬，强弱长短，宫商微羽；也并不是甚么双声叠韵，甚么押在句中的韵文!这些都是外在的韵律或有形律(Extraneous Rhythm。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
他认为内在韵律就是“情绪的自然消涨”,它与诗的外在韵律相对，这在其诗歌中也有直接体现。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吸我的血，
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就如他在《论节奏》开篇中说:“抒情诗是情绪的直写。情绪的进行自有它的一种波状的形式，或者先抑而后扬，或者抑扬相间，这发现出来便成了诗的节奏。”在他看来，诗既有外在节奏，更应有内在的节奏。(或者谓外在韵律与内在韵律的结合)“
郭沫若“内在韵律”说其实是对胡适“自然音节”的补充，但也有其局限性。郭沫若极其追求情感的解放，试图让诗歌中情感成为内部的推动力。
闻一多：格律诗要注重“三美”胡适的“自然音节”，郭沫若的“内在韵律”冲破了旧体诗的束缚，但仍未为新诗的体制建立一个标准，这时，以闻一多、饶孟侃、朱湘、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诗人出现了。
集诗人和画家为一身的闻一多是最早提倡和实践新诗格律的诗人。他不同意胡适主张的“自然音节论”，认为自然音节“当然没有诗底音节那样完美’。他也不赞同郭沫若的观点。闻一多先生认为诗歌的音乐美是最首要的。他大肆宣扬格律，声称“诗所以能激发情感，完全在它的节奏；节奏便是格律……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缚束。”
读闻一多的代表作《死水》，就能感觉到他的格律诗观念体现，整首诗方方正正的，有些句子还像是为了字数刻意凑字。但闻一多眼里，《死水》是他“第一次在音节上最满意的试验”。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绣出几瓣桃花；
在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他提出“三美”主张：“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而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是为了强化新诗形式和语言的表现力，使诗的内容与感情得到更好更充分的表达与抒发。
虽然闻一多过于追求格律诗的形式，使得现代诗的自由性无法发挥，但他确实沟通起了传统诗学和现代诗学，对新诗格式有了创新。
从胡适、郭沫若到闻一多、徐志摩等人，中国新诗的理论有力推进了新诗的探索，虽然他们的理论都有一些缺陷，但作为中国新诗最伟大的一批开创者，后人哪能不仔细研读他们的理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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