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养廉银制度(雍正为什么移居养心殿)

导语：雍正即位后为何要实行养廉银制度，以提高官员的待遇？

中国古代王朝，除了宋代以外其他朝代官员的俸禄普遍不高，尤其是明清两代更是“惨不忍睹”。为此，雍正皇帝体察“官情”发明了养廉银制度，有了这个保障，大清的官员自然拍手称道。不过雍正的这个创举实在算不上高明，因为朝廷根本不出一两银子，而是让老百姓为官员加薪买单。

清代官员正俸很低，不足以维持官员的家庭生活。特别是地方官，迎来送往的事比较多，更是无钱消费，怎么办？只能在“取之于民”上打主意。百姓上缴赋税时一般都是散碎银两，这些散碎银两需要熔铸成银锭才能上交国库。因为熔银时会有火耗，为了保证进入国库的银锭足额，地方官就向百姓加征“火耗”，即缴税时要比规定重量多缴一点。

可问题是国家没有规定加征火耗的统一标准，加征多少全凭地方官个人说了算，捞钱的诱惑加上互相攀比的心理作用，各地官员加征的火耗数额越来越大。而这加征的火耗，除了很小一部分用于弥补熔铸银锭的实际损耗外，绝大部分成为剩余，剩余的火耗当时称为“耗羡”或“羡余”。按照惯例，耗羡不计入赋税总额，也不上缴国库，而由征收赋税的地方州县私自支配。

加征火耗的做法在明代就已盛行，到了清代相沿未改。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统治者入关，为了笼络人心，摄政王多尔衮曾规定：“钱粮征纳，每两火耗三分，正是贪婪积弊，著严行禁革，如违，即以犯赃论罪。”康熙十七年清政府又对加征火耗的行为作了处分规定。

这表明，在顺治、康熙两朝，征收火耗是非法的。但实际上，征收火耗的事从未停止过，到了康熙中叶，征耗更为普遍，耗羡已成为各地官员用费的主要来源。火耗的征收标准，各地不一，一般都在赋税正额的10%以上。州县官中更有贪婪之徒，每两加征至二三钱，四五钱者，即加征百分之二三十，四五十甚至更多。

康熙后期，征耗不仅不能禁止，连稍作限制都已十分困难。康熙帝无奈地说：“如州县只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也就是说，康熙帝在事实上已承认州县官可以加征10%的附加税收作为自己的收入。但州县官不能独吞这么一大笔收入，他们要拿出一大部分去孝敬省、道、府和京城各级官员，否则他们也混不下去。

雍正即位后，面对征耗愈演愈烈的弊端与已经不能完全禁止的实际情况，便想在耗羡的征收和使用方法上作出一番改革，他认为“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乎？”因此，他换了个思路，那就是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先把州县收缴的耗羡集中上缴国库，再由朝廷按规定数额将耗羡作为养廉银发给地方各级官员。

雍正这种“收支两条线”的做法，改变了地方官自己征收自己支配的办法。这一改革实现了征收耗羡合法化，耗羡的分配规范化。因此，著名的养廉银制度正式走上历史舞台。

养廉银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员俸禄不足的矛盾，也杜绝了地方官员加征火耗时随意加码，但他也有一些弊端。比如将一项数额庞大的非法征收合法化，造成了百姓的负担沉重。再者，养廉银因为高于正俸数倍甚至百倍，这就严重破坏了正俸的作用，这样一来正俸自然不被官员所看重，在总收入里仅仅是点缀而已，根本说不上正俸的激烈作用。

更为严重的是，养廉银制度只在地方和京城中几个衙门实行，这就引起那些没有养廉银官员的不满。其结果造成了分配不均的结果。总而言之，清代的养廉银来源渠道不正，是百姓额外上交的，制度本身的巨大缺陷，加上官场腐败风气，因而根本起不到“养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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