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夫一妻制时间(日本一夫多妻叫什么)

导语：日本的一夫一妻制的由来——《妻妾论》

众所周知，日本是中国的邻国，在其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文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早在6、7世纪，中国文化便由遣隋使和遣唐使带回日本并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也随之扎根于日本社会，直到明治初期依然左右着日本人的女性观。进入明治时期以后，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展及政府上下的努力，人们对待女子的看法逐渐发生转变，女子教育也取得长足发展。在此过程中森有礼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森有礼出身于幕府末期的武士家庭，父亲是有名的儒士，所以森有礼自幼便接受了系统的儒学教育。尽管如此，森有礼的女性观却远远走在了时代潮流之前。他摒弃了儒学中“男尊女卑”的思想，倡导男女平等。

尽管森有礼自幼接受的是儒学教育，但是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他改学洋学。不仅如此，成年后他还多次前往欧美国家留学和任职，接受西方文明的熏陶。如前所述，1865年森有礼被萨摩藩选派去英国伦敦大学，专攻数、理、化学科。1867年他去美国继续留学深造。“1867年，森有礼又赴美国学习，此时美国南北战争已经结束，美国正值工农业生产迅猛发展，科学文化和教育蓬勃兴起时期，森有礼极为推崇美国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想，开始接触基督教思想，力图改变日本的传统儒教，在日本移植美国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

除了两次留学经历，森有礼还分别于1870年和1878年担任日本驻美辩务使（即公使）和驻英公使。无论是在留学期间还是担任公使期间，森有礼都潜心研究西方文化，吸收西方文明，并以此为契机反思日本文化。如在美国担任公使期间森有礼曾出版英文小册子《日本的宗教自由》，阐述他对日本近代改革中重大问题的看法。

森有礼的婚姻观

虽然早在江户时期一夫一妻制的思想便已经随着基督教一起传入日本，但是直至明治初期包括胜海周在内的政府高官、社会名流们妻妾同居的现象屡见不鲜。不仅社会风气如此，1870年明治政府颁布的《新律纲领》仍旧明文规定妻妾享有同等权利，这种婚姻制度在日本一直持续到1881年。尽管如此，森有礼却基于欧美权利·义务的观点倡导一夫一妻制，这在当时引起极大的反响。

《妻妾论》

1873年森有礼从美国返回日本后创立了“明六社”，次年开始发行刊物《明六杂志》。“明六社”聚集了福泽谕吉、西周、加藤弘之等一流学者，致力于振兴近代日本的科学和文化，而《明六杂志》便成为他们宣扬欧美启蒙思想的主要阵地之一。

1874年森有礼在《明六杂志》上连载《妻妾论》。在《妻妾论（一）》这篇评论中，森有礼首先指出：“夫妇之交乃人伦大本。唯有立本方能行道。唯有行道方能立国。人在婚后便产生权利和义务，不可互相欺凌。何谓权利、何谓义务。乃相互扶持相互保全之道。”在此森有礼强调夫妇之间权利和义务对等，倡导夫妇互相扶持、互相保全。

其次，森有礼对当时日本家庭中存在的夫妇不平等的现象进行了批判。“然今观我邦婚姻习俗，丈夫肆意役使妻子，稍不合其意则任意去之，且国法不律之。是以权利义务不得行。虽有夫妇之名，其实相距甚远。故余谓我邦人伦大本尚未立。”他认为在当时的日本家庭中丈夫随意奴役妻子，稍不如意便休妻。而法律对此类现象毫不加以惩戒。

最后，森有礼还深刻揭露了当时社会中妻妾成群的现象以及权贵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丑态，并指责当时的法律对妻妾等同视之。基于上述种种现象，森有礼感叹日本社会人伦之本尚未成立。

（二）森有礼与李鸿章的会谈

森有礼不仅在国内宣扬男女平等，而且驻外期间也不放弃这一立场。1875年，时任驻中国公使的森有礼与李鸿章会面。此次会面双方除了就当年日本军舰“云扬号”入侵江华岛事件进行了交谈，还就变革服饰、尊重妇女等问题展开了论战。森有礼论述如下：

“本来，应尊重妇女乃天定之理。换言之，妇女乃人之母，一家一国之母。然而，无论在亚洲何地，其妇女皆受鄙视，待之几乎与对待兽类无异，毫无人道。鄙人之亚洲人民下贱论并非没有道理。无须赘言，阁下应该了解此理。”

在此森有礼首先强调尊重妇女是“天下定理”，认为妇女是“人之母，一家一国之母”。继而他谴责了亚洲普遍存在的鄙视妇女的现状，从而得出“亚洲人民下贱论”。与明治初期的日本相似，清朝末期中国依然盛行一夫多妻制（也有学者称之为“一夫一妻多妾制”），包括李鸿章本人在内的政府高官、社会名流均妻妾成群。正因为如此，李鸿章对森有礼的论述甚是惊讶，乃至追问其是否是基督徒。

综上所述，作为一名启蒙思想家，森有礼深刻认识到女性的重要性，勇开风气之先，主张男女平等。在私生活中森有礼同样践行男女平等观点，遵守一夫一妻制，并在婚姻中给予配偶充分的尊重。1875年森有礼和广濑常举行了西式婚礼，二人在众人面前签订了婚姻契约书，一时成为话题。在森有礼的第二次婚姻中，尽管二人并未采取契约婚姻的形式，但是他同样秉承夫妇平等的理念，不仅在精神上给予妻子足够的理解和尊重，而且将财政大权委托给妻子。

1887年，森有礼在视察地方的教育情况时曾发表演说，明确指出：“女子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女子为人之良妻，为人之贤母，管理家庭、熏陶子女所必须之气质才能。国家富强之根本在于教育，教育之根本在于女子教育，女子教育发达与否与国家安危有直接关系。”1888年，森有礼在东京高等女子学校毕业仪式上演讲称：“在教育女子时，培养考虑国家之精神乃极为紧要。”由此可见森有礼认为女子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能够管理家庭、熏陶子女的贤妻良母。不仅如此，开展女子教育时应该培养其国家主义精神，以期实现女子教育的终极目标——国家的富强。

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森有礼反对儒学中“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观念，强调男女平等，倡导婚姻中夫妇二人权利和义务对等、互相帮助互相扶持。为了真正实现男女平等，森有礼致力于推进女子教育，促进女性心智的发展。在森有礼的思想体系中，理想的女性应当是具有国家主义精神的贤妻良母，不仅能承担管理家庭、教育子女的责任，还能为保护国家安全、实现国家富强作出贡献。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森有礼倡导男女平等，但是他并未探讨妇女在经济、政治上的独立。

1889年森有礼遇刺身亡，但是他所确立的女子教育理念并未因此而中断。1890年明治政府以天皇的名义颁布了《教育敕语》，使儒家妇道伦理在女子教育的总方针中占据了一席之地。1899年明治政府颁布了《高等学校女子令》，标志着培养“良妻贤母”已经成为国家公认的女子教育理念。此后直至日本战败为止，遵照教育敕语精神、培养具有国家主义精神的贤妻良母一直是日本女子教育的主要内容。

二战结束后，日本在美国占领军的指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民主改革，民主主义逐渐成为日本的主流思想。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对森有礼的评价也呈现出多样化。有的学者着眼于森有礼为确立日本近代教育制度所做出的贡献，称之为“明治官办教育的最高设计者”（永井道雄），有的学者指出森有礼所倡导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为日后日本所推行的军国主义教育制度埋下了隐患（如小松周吉）。但不管怎样，一百多年前森有礼超前的女性观及其为发展日本近代女子教育所做出的贡献不容忽视，其在日本近代思想史、教育史上的地位也是无人可以代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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