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元丰改制之前中央的官僚体制是什么(宋朝元丰改制官制结构图)

导语：宋初国家财赋归之三司，元丰改制后归于户部，机构设置及人员配置

宋初，国家财赋归之三司，“祖宗委任三司专总邦计，故能周知源委，出入有常”。

元丰改制后，“今之财赋各归户部”，户部成为国家重要的理财部门，“掌天下人户、土地、钱谷之政令，贡赋、征役之事”，总领天下财赋，下辖左曹、右曹、度支、金部、仓部五司。

户部五司分解了户部的职事，使得户部充分发挥其在南宋中央财政中的作用。

由五司对户部不同财赋的收入和使用进行管理，有利于提高南宋财赋分配的合理性和财赋使用的效率，实现户部财政应具备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户部机构设置及人员配置

南宋沿用元丰官制，以户部掌诸路财赋。据史料记载：“今之户部，祖宗时三司之职，国之会计出纳，无所不统”。

由于政局动荡，南宋户部主管官员的设置有完善的过程。南宋初年以宰执兼领户部，至绍兴五年（1135），才开始有专门管理户部的官员。

左曹和右曹

南宋户部仍分左曹、右曹、度支、金部、仓部五司，分掌不同职事。户部机构庞大，相应的官员也较多；在不同时期，吏额往往出现变化。

户部其下有左曹、右曹，右曹专隶户部侍郎掌管，而户部尚书统领左曹，具体事务由户部副职——侍郎分治。建炎三年（1129），“诏省并郎曹，惟户部五司以职事烦剧不并，仍各置一员。”

可知，在南宋的机构精简中，左曹与右曹因职事重要而繁杂没有省并。当时，设左曹侍郎一员，“掌经赋”；右曹侍郎一员，“掌常平、苗、役、坊场、山泽之令”。

但是，随着封桩钱物减少，右曹所掌庶几无存，故又出现两曹侍郎“不复分职而治”的变化。

“旧制，户部侍郎二人，中兴初，止除长贰各一员，或止除尚书若侍郎一员。绍兴四年七月，诏户部侍郎二员，通治左、右曹，自此相承不改”。

虽然两曹未省并，但吏员有所减少。隆兴元年（1163），六部长贰除尚书不常置外，置户部侍郎二员，五司郎官各一员，即左曹由四十五人减至四十人，右曹由四十一人减至三十三人。

度支司

户部下有度支司。度支司官员包括度支司郎中一员，为度支司之长，掌领度支司事。

度支司员外郎一员，为度支司的副司长，辅佐郎中参掌本司事。度支司郎中的官品是从六品，度支司员外郎是正七品。

据史料记载，度支司的官员虽然变化不大，但吏员总人数较旧额减少，但有起伏：

高宗建炎三年（1129）四月十三日诏：“度支郎官以一员为额，吏人减三分之一。”据度支司原先吏额六十九人计算，“吏人减三分之一”后的度支司吏额只有四十六人。

据孝宗隆兴元年（1163）七月三日记，“度支见管主事二人、令吏六人、书令史一十六人、守当官一十四人、正贴司二十四人、私名五人。

今减令史一名、书令史三人、守当官二人、正贴司四人；私名五人内二人係支遣度牒文字添置，于内减罢一人。今将减罢人籍定姓名，候有阙日，依名次拨填。”

以此计算，度支司吏员较隆兴元年增加了十人。至乾道六年（1170），吏额为五十人，淳熙十三年（1186），“又减四人”，即为四十六人。从总体上看，吏员较旧额减三分之一。

金部司

户部下有金部司。金部司郎中为本司司长，官品为从六品；金部司员外郎为本司副司长，官品为正七品。南宋初年，金司部吏员也较大幅度减少。

金司部吏员原额九十三人。建炎三年（1129）四月十三日诏：“金部郎官一员为额，吏人减三分之一。”

吏额从九十三减为七十七人。乾道六年（1170）五月，户部“依指挥，条具并省吏额。金部见管六十九人，今减书令史二人，守当官三人，正贴司四人，通以六十人为额。”

从乾道年间资料看，吏额从隆兴年间的七十七人减到六十九人，乾道间再减为六十人。淳熙十三年（1186），“又减四人”,即五十六人。

仓部司

户部下有仓部司，官吏设置与度支司、金部司相类似，设置仓部司郎中一员，乃仓部司一司之长，从六品。

置仓部司员外郎一员，为仓部司副司长，正七品。仓部吏员减少的趋势与其他各司大致相同。

仓部吏员原额二十八人。建炎三年（1129），诏令“仓部吏人减三分之一”，即仓部吏人约十九人。而且此时朝廷还罢司农寺归仓部，“绍兴四年（司农寺）复旧。裁减吏额，共置二十五人，续又减二人”。

即吏额由二十五人减至二十三人。隆兴元年（1163），仓部“见管主事一名，令史二人，书令史八人，正贴司九人，私名五人。今减书令史一名，守当官一名，正贴司二人，私名一名”。吏额从二十五人减至二十人。乾道六年（1170）则是从二十八人减至二十五人。淳熙十三年（1186），诏令“仓部减贴司一人，私名一人”。

综上，户部分有五司，各有官吏管理。而执事官员的设置多因事分职，随其所掌事务的变化而略有区别。其人员变动最突出的是吏额的变动，而高宗建炎年间和孝宗朝是吏额调整变动最大的两个时期。

吏额变动的特点是吏员的减少。究其缘由，主要是朝廷内外政策的调整，致使户部所掌握的财赋发生了变化；而户部财赋的变化，会引起人事管理的变化。

其一是南宋建国之初需要整饬政治，精简机构，解决冗官问题。建炎三年（1129），正值高宗平定苗傅、刘正彦兵变，以及金兀术南侵。

高宗为加强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强调自己的正统地位，“举行仁宗法度，应嘉祐条制与今不同者，自官制役法外，赏格从重，条约从宽。罢上供不急之物。”

其中“罢上供不急之物”说明上供物有所减少；与此同时，主管上供钱物的金部司事务必然有所减省，其吏员减少三分之一就在情理之中。

其二，随着国势的平稳，朝廷调整财政收支，强调节俭。孝宗隆兴年（1163），张浚北伐与隆兴和议先后发生，南宋的内外政策转向了平稳。

对于国家用度，殿中侍御史尹穑的观点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他认为“国家之于用度，既不可以横敛加赋，则于设官置吏，惟当有以减裁其冗。”

他的观点成为事实。淳熙十三年（1186），孝宗大规模裁汰冗员，户部各司吏额在这个时期发生较大变化。其三，各司吏员调整不仅多是同一时期，且在吏额数量变动上具有一致性。

从上述资料看，户部五司的人员调整在建炎三年（1129）均是裁减三分之一，而淳熙十三年（1186）则是在乾道年间的人数上有少量裁减。这种一致性反映的是政治权力对户部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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