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三代之治(儒家为什么推崇三代之治)

导语：社会转型时期，儒家启蒙之“三代”价值取向与理性精神

引言：所谓社会转型时期，包括历史学中所谓“近代”、“现代”、“当代”（简称“三代”），这是中国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变的时期。较之帝国后期的儒家启蒙，这个时期的儒家启蒙具有了更为鲜明的现代价值取向。

1、近代儒家的启蒙

近代儒家的启蒙，维新儒学是最典型的。维新儒学不仅从形而下的政治层面的“立宪”追溯到形而上的根据，而且尤其涉及了作为启蒙与现代性的核心的个体问题。

康有为所提出的“独人”概念就是一个典型，他说：

“人道进化皆有定位……由独人而渐为夫妇，由夫妇而渐定父子，由父子而兼锡尔类，由锡类而渐为大同，于是复为独人。”

将它与《易传》的一段话加以比较，不难看出观念的转换：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措）。”

《易传》是从形上学和关系伦理出发（这与理学从“天理”出发是一致的），而康有为则是直接从形下的个体本位出发。学者指出：

“‘独人’与‘合群’是康有为对人类生存状态最基础的理解和描述。……在康有为看来，人类生存中“群—独”之间的结合与关联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据乱、升平和太平‘三世’的依次演化。在这种‘三世’演化的历史观中，包含了康有为对现代性生存中个体化特点之深刻理解：随着现代社会之个人化、单子化越来越明显，群体状态发生了根本性的结构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性地变得疏远或者紧密，而是在现代性生存状况下发生了深刻重组。”

这个分析颇为深刻。梁启超所倡导的“新民”，同样是典型的启蒙观念。尼尔森（Kai Nielsen）指出，启蒙运动的核心信条之一是：“启蒙运动致力于打造新人新、社会，这些新人比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更合乎理性，也更有人情味。”梁启超在其创办的《新民丛报》创刊号指出：“本报取《大学》新民之意，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改造国家的前提乃是改造国民、即塑造出作为一种“新人”的国民，也就是个体性的现代人格。

说到维新儒家，必须提到严复。严复是儒家，同时是启蒙思想家。严复是首次系统地引进西方自由主义的儒家，他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著作On Liberty（《论自由》）的编译《群己权界论》其实是儒家对自由主义的一种诠释，而不仅是简单的翻译。此书虽然始译于1899年，初版于1903年，却是严复自维新时期以来的一以贯之的思想观念的体现。这种自由主义意在划定“国群”与“小己”（自由个体）之间的权限之分界；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不仅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而且是人的本质要求。笔者认为，严译《群己权界论》应当被奉为今日儒家的经典。

2、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儒家的启蒙

新文化运动当然是一场启蒙运动。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指出：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这里的“蒙昧时代”是指的皇权帝国时代，“蒙昧”即指的皇权帝国意识形态，而“人权”的获得即是启蒙承诺——“人的解放”。

通常以为新文化运动是“反孔非儒”的。笔者曾撰文指出：新文化运动其实并非“反孔非儒”；在某种意义上，毋宁说是一种别样的儒家启蒙。陈独秀《敬告青年》号召青年以孔子为楷模：

“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

他明确表示：

“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地说有”；“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

胡适谈到：“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中，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家’的开山宗师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 他还表示：“关于‘孔家店’，我向来不主张轻视或武断的抹杀。你看见了我的《说儒》篇吗？那是很重视孔子的历史地位的。” 李大钊说得最明白：“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笔者认为，这些人物或多或少亦可以称之为“儒家”，正如贺麟所说，他们“表面上好象在反对儒家思想，而骨子正代表了儒家思想，实际上反促进了儒家思想”。他们有一个特点：在引进西方的启蒙与现代性观念的时候，往往用儒家的话语来加以表达和诠释。例如蔡元培这样讲：“对于公民道德的纲领，揭法国革命时代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友爱三项，以古义证明说：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这种“格义”乃是学术转换的一种必然，也是儒学现代转化的一种必然。

因此，作为现代儒家代表人物的贺麟指出：

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乃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

贺麟的意思，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儒学的毁灭，而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必须“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第二，其目的是将“个性”从儒家的“传统腐化部分”中解放出来，即个人的解放，这正是启蒙精神的核心与实质。由此才会有贺麟所预言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现代新儒家的兴起。

3、现代新儒家的启蒙

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的启蒙与现代性的性质，那是更无疑义的，这里无须赘述。李大钊曾经说：“使孔子而生于今日，或更创一新学说以适应今之社会，亦未可知。”这其实正是现代新儒家所做的工作。他们“适应今之社会”的方法，通常说是“返本开新”或“内圣开出新外王”、即开出“民主与科学”；然而从启蒙的眼光看，他们的工作本质上是启蒙承诺、即“人的解放”，这尤其体现在他们的那种“儒家自由主义”的努力，例如张君劢、徐复观的工作。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当今的“大陆新儒家”出现了相当危险的倾向，我称之为“逆向性的思潮”、“逆流”。无可讳言，“比起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来，当今的大陆新儒家整体上是退步了。……我特别想指出这样一股危险的思潮：以狭隘民族主义的‘中西对抗’来掩盖‘古今之变’的人类文明走向，借‘反西方’之名、行‘反现代’之实，用‘文化’来拒绝‘文明’。” 这股思潮是对现代人类启蒙精神的背叛，同时是对儒家既有的启蒙传统的背叛，亦即是对儒家传统的背叛。

结语：儒家启蒙主义的当代使命

鉴于上述儒家启蒙的历史事实、以及当前出现的逆向思潮，为儒家计，为中国计，为人类计，今天亟需旗帜鲜明地建构“儒家启蒙主义”（Confucian Enlightenment）。为此，需要重新斟酌迄今为止的“启蒙反思”的理论与实践，认真总结儒家自身的启蒙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从而明确当今时代儒家启蒙的基本任务：顺应现代性的生活方式，确立个体性的主体观念，开出现代文明的价值体系——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等等。

这并不是完全否认后现代主义者“反思启蒙”的意义，而是超越“反思启蒙”，而让儒家回归真正的启蒙精神。例如，作为保守主义者的柏克（Edmund Burke）曾表示：

“在这个启蒙的时代，我十足敢于宣称，我们总的来说乃是具有天然的情感的人们；我们不是抛弃我所有的那些旧的成见，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珍视它们；而且大言不惭地说，因为它们是成见，所以我们珍视它们；它们存在的时间越长，它们流行的范围越广，人们便越发珍视它们。”

这番话不应被理解为对启蒙的否定。相反，假如所谓“天然的情感”是说的儒家的仁爱情感，假如所谓“成见”是指的儒家关于仁爱情感的见解，那么，柏克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这就是说，个体、自由、平等、民主、共和、宪政、法治等等现代文明价值观念，都应当、且可以由儒家的仁爱观念来加以阐明：一方面，儒家仁爱中的“差等之爱”或“自爱”，乃是个体、自由等价值的天然情感基础；而另一方面，儒家仁爱中的“一体之仁”或“博爱，则是平等、民主等价值的天然情感基础。简言之，儒家启蒙主义纲领的核心，就是以“仁爱”情感来阐明“人的解放”这个宗旨。

（作者 山东大学二级教授 黄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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