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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品站怎么处理旧书(废品站里找旧书)

导语:废品站、旧书摊以及我的书架

在中国的藏书交流史上,文人墨客光顾旧书摊淘书的文章很多,但把到废品回收站淘书的经历写成文章的并不多。一来,废品回收站的书多、少、好、坏并不固定但可以淘书的人员却相对固定,不是你想去淘就能淘的;二来,废品回收站其本身有点“不登大雅之堂”,要写成淘客文章也势必有所顾虑。但废品回收站也真能淘到些好东西,还不光是淘书,有些纸质收藏品也一样能满载而归。

在我上班的某某社附近,过去曾经有三家废品回收站。一家是国营的,有固定的门市部,大到卡车小到鸡毛都收。两家是个体的,也就是租一间门面房(北京叫门脸儿),夫妻档或者兄弟档、亲属档这样经营,主要就是收废金属,收书和报纸。一般来说,开在出版社、报社、大型文化事业单位附近的、以及高级知识分子(一般知识分子不行)群聚的社区附近的废品回收站能够淘到好东西。

话说这三家废品回收站经常到我单位来收废品,也能打个照面,一来二去也就互相认识了。国营的这家架子大,东西少还不来,而两家个体的则不管多少一律上门收。有一次,看见收废品的老罗从同大楼的另一家单位拖着一个大口袋往外走,我一瞧,发现袋子里好像有年历片,又不好意思让老罗停下来,我就跟在老罗身后一直走出单位大门。到了离单位100米左右的地方,我让老罗停一停,让我看看是不是年历片,结果还真是年历片!品相非常非常好,都是成套的年历片,有些甚至还是文革前期出版的,总体一共有52套(后来清点的)。卖这些年历片的这家单位过去就是“印”年历片的,这些估计都是它们留档的样品,还真不知道它们单位还留着这些东西。我忙和老罗讲:这些年历片你给我留着,我给你200元(在当时不算小数目)。下班后我来拿。

等到下班后,我就拐到废品回收站,发现老罗一家正在吃饭。老罗看见我就说:我帮你包好了,在那里。我看见他正在吃饭,问:这么早吃饭?老罗说:对,先吃一口,马上到某某路收旧货。老罗业务还挺繁忙嗨!

另一次,是在国营这家废品站淘到菊生老编的《四部丛刊》,数量有近一半之多。国营的这家店,其实早已有内线,也是我们单位的同事。这位同事现在已在收藏界鼎鼎大名,按下不表。单说这次经历。

国营的负责废纸类的这位刘师傅喜欢喝酒,喝黄酒。一次我到谢晋的故乡开会,买了五斤上等善酿,准备送给刘师傅。到了废品回收站,发现正好刘师傅在整理一大堆线装书,边上还整齐地码放着一摞档案袋。线装书看上去成色很新,拿起来仔细一看,是商务的《四部丛刊》。我问刘师傅这是谁卖的?刘师傅头也不抬:某某大楼某某家,儿媳妇打扫卫生。

这哪是打扫卫生啊,这明明就是“焚书坑儒”啊。我忙问这些书有人头(就是已经有人要了的意思)了吗?刘师傅看看我,看看我手里的酒,说了七个字,我至今记得:酒留下来,书拿去。这些书我分三次搬回了家。

时间在改变着废品回收站的生态,时间也催着旧书不断地在涨价。知识分子也从过去的守望冷摊,渐变成守望孔网。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废品回收站都关门了。往硬纸板、旧报纸上浇水的摇铃人成了主流,指望从废品回收站觅宝已成了奢望。

我光顾的这三家废品回收站,国营的这家早就关门了,也退休了,一个月拿着4000多退休金天天一顿酒,三顿饭,两个觉。老罗一家回到老家江苏宿迁,家里盖了新房,自己出一部分钱,国家出一分钱,农民别墅。还有一家老孙,还是继续在上海做废品生意,专做废金属。听说房子买在奉贤,车也买了好几辆,儿子也结婚了。老孙有点残疾。有一次,老孙给我留了一套毛选,和不少民国的鲁迅单本,老孙说:好书!我懂的,都是繁体字。

藏书的人,望着满架的图书,都有一种自豪感。但我却有一种莫名的心酸。中国的历史上消灭了多少书?没人计算过。我们这些藏书的,这满架书今后的命运也主宰不了,很可能也被打扫卫生了。书什么命运,国家也是什么命运。记得不知是哪国的哲人说过:烧书的国家接下去就是烧人(大意)。当然,中国现在好多了,有目共睹。

说起当初废品回收站的师傅们能给我留书,其实也就是些最朴素的思想在起主要作用,钱到是次要的。用老孙的话说:不应该这样对待书啊,一本书能来到这世界上,应该让它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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