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品站怎么处理旧书(废品站里找旧书)

导语：废品站、旧书摊以及我的书架

在中国的藏书交流史上，文人墨客光顾旧书摊淘书的文章很多，但把到废品回收站淘书的经历写成文章的并不多。一来，废品回收站的书多、少、好、坏并不固定但可以淘书的人员却相对固定，不是你想去淘就能淘的；二来，废品回收站其本身有点“不登大雅之堂”，要写成淘客文章也势必有所顾虑。但废品回收站也真能淘到些好东西，还不光是淘书，有些纸质收藏品也一样能满载而归。

在我上班的某某社附近，过去曾经有三家废品回收站。一家是国营的，有固定的门市部，大到卡车小到鸡毛都收。两家是个体的，也就是租一间门面房(北京叫门脸儿)，夫妻档或者兄弟档、亲属档这样经营，主要就是收废金属，收书和报纸。一般来说，开在出版社、报社、大型文化事业单位附近的、以及高级知识分子(一般知识分子不行)群聚的社区附近的废品回收站能够淘到好东西。

话说这三家废品回收站经常到我单位来收废品，也能打个照面，一来二去也就互相认识了。国营的这家架子大，东西少还不来，而两家个体的则不管多少一律上门收。有一次，看见收废品的老罗从同大楼的另一家单位拖着一个大口袋往外走，我一瞧，发现袋子里好像有年历片，又不好意思让老罗停下来，我就跟在老罗身后一直走出单位大门。到了离单位100米左右的地方，我让老罗停一停，让我看看是不是年历片，结果还真是年历片！品相非常非常好，都是成套的年历片，有些甚至还是文革前期出版的，总体一共有52套(后来清点的)。卖这些年历片的这家单位过去就是“印”年历片的，这些估计都是它们留档的样品，还真不知道它们单位还留着这些东西。我忙和老罗讲:这些年历片你给我留着，我给你200元(在当时不算小数目)。下班后我来拿。

等到下班后，我就拐到废品回收站，发现老罗一家正在吃饭。老罗看见我就说:我帮你包好了，在那里。我看见他正在吃饭，问:这么早吃饭？老罗说:对，先吃一口，马上到某某路收旧货。老罗业务还挺繁忙嗨！

另一次，是在国营这家废品站淘到菊生老编的《四部丛刊》，数量有近一半之多。国营的这家店，其实早已有内线，也是我们单位的同事。这位同事现在已在收藏界鼎鼎大名，按下不表。单说这次经历。

国营的负责废纸类的这位刘师傅喜欢喝酒，喝黄酒。一次我到谢晋的故乡开会，买了五斤上等善酿，准备送给刘师傅。到了废品回收站，发现正好刘师傅在整理一大堆线装书，边上还整齐地码放着一摞档案袋。线装书看上去成色很新，拿起来仔细一看，是商务的《四部丛刊》。我问刘师傅这是谁卖的？刘师傅头也不抬:某某大楼某某家，儿媳妇打扫卫生。

这哪是打扫卫生啊，这明明就是“焚书坑儒”啊。我忙问这些书有人头(就是已经有人要了的意思)了吗？刘师傅看看我，看看我手里的酒，说了七个字，我至今记得:酒留下来，书拿去。这些书我分三次搬回了家。

时间在改变着废品回收站的生态，时间也催着旧书不断地在涨价。知识分子也从过去的守望冷摊，渐变成守望孔网。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废品回收站都关门了。往硬纸板、旧报纸上浇水的摇铃人成了主流，指望从废品回收站觅宝已成了奢望。

我光顾的这三家废品回收站，国营的这家早就关门了，也退休了，一个月拿着4000多退休金天天一顿酒，三顿饭，两个觉。老罗一家回到老家江苏宿迁，家里盖了新房，自己出一部分钱，国家出一分钱，农民别墅。还有一家老孙，还是继续在上海做废品生意，专做废金属。听说房子买在奉贤，车也买了好几辆，儿子也结婚了。老孙有点残疾。有一次，老孙给我留了一套毛选，和不少民国的鲁迅单本，老孙说:好书！我懂的，都是繁体字。

藏书的人，望着满架的图书，都有一种自豪感。但我却有一种莫名的心酸。中国的历史上消灭了多少书？没人计算过。我们这些藏书的，这满架书今后的命运也主宰不了，很可能也被打扫卫生了。书什么命运，国家也是什么命运。记得不知是哪国的哲人说过:烧书的国家接下去就是烧人(大意)。当然，中国现在好多了，有目共睹。

说起当初废品回收站的师傅们能给我留书，其实也就是些最朴素的思想在起主要作用，钱到是次要的。用老孙的话说:不应该这样对待书啊，一本书能来到这世界上，应该让它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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