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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无为而治的政策(无为而治到底是什么意思)

导语:什么是“无为而治”?奉行这种理念的国家会是什么样子?

“无为而治”是一种治国理政理念及方式,儒家与道家都对其进行了阐述。

《论语·宪问》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孔子认为舜帝能够举贤任能,将天下事分配给四岳、伯禹等贤臣去治理,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把国家管理得十分有序。在举贤任能之后,作为君主的舜帝便可恭己南面,不再过多地去干涉下属的工作,放任无为而已,这便是儒家理想中的“无为而治”。要想达到这种治理模式,首先得确保君主是一个大德大圣的明君,其次臣子们也都是德才兼备的君子,在他们的相互配合之下,君主总领大局,臣子分管局部,前者逸而后者劳。无为的是君主,有为的则是大臣。

与儒家不同,道家也有一套“无为而治”的理论。老子认为实现“无为而治”的关键不在于上面是否有明君和贤臣,而是在于下面的平民百姓能否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根据“道”的规律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他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如果“我”是统治者,那么“我”将放弃欲有所为的打算,通过无为将自我拉回幕后去,让百姓在“道”的作用下,自行变化、自行忠正、自行富强、自行质朴。这是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缘故,就如在重力的作用下,水具有向低处流动的趋势一样。在“道”的作用下,万物也通过“自化”的方式,复归于正、复归于朴。

如果说风平浪静时的大海是最安全的,那么太平无事的局面也是最为理想的,要想保持住这种局面,就应当坚守无为而治的原则。

《道德经》:“爱民治国,能无为乎?”

道家主张怎样的“无为而治”?

儒家把无为而治寄托于人的能动性上,渴望通过“修身”把人教育成为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明君和贤臣。明君举贤任能,贤臣忠于所事,大家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框架下相安无事,使得君主不必为政事而操劳,能够恭己南面、无为而已。在儒家看来,无为而治是一个目标,要经过多年的励精图治才能实现。所以魏征在给唐太宗的奏疏中说希望陛下“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把贤臣都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使“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这样,待国家步入正轨之后,便可“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了,到时只需遵循祖宗之法、先皇之教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因此,儒家认为无为而治的前提是国家的纲纪、法律和制度发展成型并完善,之后才遵循着它们去治国理政。这种想法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任何东西都是处在永恒发展、不断运动变化之中。世上从无十全十美之物,也不可能存在真正“完善”的制度,把无为而治放在制度发展完善之后,这等于说它永远也无法实现,因为制度永远都是在完善之中。

与之不同,道家把无为而治建立在“道”的上面,“道”不是人所能建立的,人只能遵循它。道家不是通过有为来治理,然后把无为当做享受,而是直接用无为来进行治理。这就得理解道家独特的逻辑——有对应实,无对应虚。用实物堆砌起来的墙壁能够阻挡猛兽与阳光,但是倘若房子的内部是实心的,没有空虚空间,那么它就毫无用处。所以“有”的意义在于它能够把“无”隔离出来,让我们享受到“无”的效用。纲纪、法律与制度就如墙壁一样,在它们的框架形成之后,“有”便退居幕后,“无”对于治理的作用开始生效,它通过镇之以静的方式,将万物万民皆归于本正,使其实现自化。

如果在确立纲纪、法律与制度之后,还要多行妄作,不断变更纲纪,颁布更多的法律,制定更多的规章制度,这就像不断地加厚屋子的墙壁一样,只会使我们的活动空间变得越来越窄小,乃至于窒息。这种做法就是有为而治,老子称之为“天下多忌讳,而人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盗贼多有。”正确的做法是,在纲纪、法律与制度建立之后,就应清净无为,让“无”或“道”来治理一切,就如房子盖起来后,就不再改造墙壁,而把重点放在如何充分利用内部的空间之上,进行布置、装饰,使自己过得舒服。

儒家把无为当做有为的目标,道家把无为视为治理的手段

“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

汉朝前期,道家无为而治的理论开始走向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独特的治理景象。

从春秋战国到秦朝,百姓从未过上想要的太平日子。在战乱年代,各国皆急耕战之赏,实行兵农合一的政策,导致农民无法安于土地,经常要服劳役。秦朝建立后,内兴功作,外攘夷狄,不仅向农民收取重税,而且还经常让他们去远戍,导致“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

汉朝承兵荒之后,天子不能具醇驷,将相也只得乘牛车。刘邦与萧何知道,要想使国家恢复秩序,就得先让百姓回归本业,令其能够专心农事,实现自给自足,然后再贡赋给官府。因此,汉朝初年便勒令“兵皆罢归家”,结束兵农合一的历史。接着又接连免除天下田赋,令百姓能够养活自己。然后再废除前朝苛法,使法令简而易行。汉初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欲使百姓安于耕种,远离巧利,能够“为腹不为目”。

刘邦与萧何在确立汉家纲纪之后便相继死去,不久曹参就入朝拜相。他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不再去动已经建好的那堵“墙壁”,既不完善制度也不变更法度,而是在这座“屋子”中日夜饮醇酒,无所作为。这样做一方面是基于吕后权势逼迫的现实,另一方面又是出于黄老之术的治国理念。曹参在治理齐国时就曾接受盖公的教诲,明白“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道理。

在纲纪建立之后,就不必试着再去完善它、增损它,而是要镇之以静,让“道”发挥作用,使百姓自正、自化。在当时,只要没有人变法兴作,那么百姓就会遵循社会规律,继续专注农事,通过勤劳耕种来使自己过得富足。

萧规曹随避免朝政动荡,同时与民休养生息

汉文帝所奉行的“无为而治”

到了汉文帝时期,依然推行无为而治。朝廷没有对纲纪进行变更,法令也是有减无增,收孥连坐、诽谤、妖言、盗铸等名目繁多的律令都相继废止;之后又除秘祝、除肉刑,规定平民可以通过输送谷物来获得官爵或者减免刑罚,对百姓的监管更加宽松。

文帝还经常带头耕种,劝课农桑,重视民生建设,关心百姓疾苦。他因不忍杀伤士卒,便令陆贾出使南越,只要赵佗去除帝号,就不会干预其国政事,恢复南北通使;对于匈奴,一边恢复和亲,一边又练兵讲武,文帝令周亚夫屯兵以备之,匈奴安分则和亲通好,不安分则出兵反击。彼时吴王已老,文帝不想削藩而激乱,破坏清净太平的局面,所以赐给吴王几杖,安抚其心,待其年老而终,则藩国可渐削。又叮嘱景帝说:“即有缓急,周亚夫可任将兵”,是文武都已有防备,结果为晁错暴力削藩所误。

汉文帝的无为而治表现在“清静”二字,他不愿折腾百姓,只遵循着“道”来治理,临终之前仍不忘下令“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不想因国丧而折腾他人。在他当政的时候,贾谊这样的贤臣不能被重用,邓通这样的幸臣却富甲天下;张释之驻守云中,十年不得调升;淮南王受宠尊贵,杀人可以不必伏法;张武贪金受贿却不被免官,反而还要发御府的金钱给他,以愧其心。

从儒家的观点看来,汉文帝绝非理想的君主,他既不重用贤臣,又容忍了腐败;既未恢复礼仪,又先黄老而后六经,并非尧舜之君。从法家的观点来看,汉文帝不懂驾驭群臣,导致藩国坐大;不重视法令,致使盗铸屡禁不绝;又不推行耕战,所以没有开疆拓土,称霸于诸侯;他还不懂变更法度,厚敛于民,所以连个露台都修不起。然而,在道家看来,汉文帝是“无为而治”理念的践行者。他淡化了自己的影响,即使没有明君和贤臣,在“道”的作用下,国家照样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也能够安居乐业。

汉武帝登基之时,经过多年的无为而治,汉朝的国力已趋于鼎盛。《汉书》描绘说: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然而,不久之后“无为而治”便被好大喜功的武帝所摒弃。他南平百越、北击匈奴,积极开疆拓土,却以百姓的利益为代价,令桑弘羊通过均输、榷酒、盐铁官营等手段来与民争利;又重用张汤等酷吏,不断颁布法令,加密法网,用刑罚来绳治“奸民”。最终导致“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的惨剧,使全国的户口数足足减少了一半。所以武帝晚年追悔莫及,下罪己诏,欲重修文景之政

对于汉朝的百姓来说,他们更向往的是文景时期的平淡无为之世,而痛心于汉武帝时期的所谓武功“盛世”。

汉武帝通过消费前人的积蓄来打造“盛世”

“无为而治”都有哪些基本特征?

道家所主张的无为而治并不依赖于明君与贤臣,而是遵循“道”的作用。“文景之治”并不是汉文帝与汉景帝一手打造的盛世,而是在他们减少作为、尊重规律的前提下,由老百姓通过勤劳耕作而创造出来的。这样的盛世真正属于万民而不是属于某个帝王或某些名臣——是庶民的盛世。历史的舞台不再被帝王将相们所占据,在他们的无为避让之下,平民百姓走上舞台,成为了主角。

在无为而治的国家里,一般都会有这样的特征:

①、王侯们的政治斗争让位给百姓的民生建设,统治者的影响逐渐淡化,“道”发挥作用,百姓实现自化、自正、自富和自朴;

②、清静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官吏不断加强监管的趋势被逆转。民风逐渐质朴,犯罪率不断减少,致使法令也跟着锐减;

③、天下太平无事,也就不需要太多办事的官吏,此所谓“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在清静无为的国家里,庞大的官僚机构逐渐瓦解;

④、朝廷轻摇薄役,不与民争利。官府在百姓富足的基础上,通过赋税来维持运作;

⑤、国家不对外扩张,始终爱好和平。夷狄来侵犯就通过武力将其逐出国门之外,如果来通好就热情接待,彼此互通有无、不存芥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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