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六座城门(襄阳城在哪里)

导语：忆往昔，襄阳15座城门今何在？

襄阳城今存古城墙起于明代。元末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明军攻占襄阳后，派邓愈守城，从此开始对毁于元统治者之手的襄阳城进行重建，逐渐形成了周长十二里的雄伟城墙，这也是今天襄阳城格局的基础。建成后的襄阳城共六座城门，到万历年间，知府万振孙将其分别命名为东门“阳春”、南门“文昌”、西门“西成”、小北门“临汉”、大北门“拱宸”、长门“震华”。古人对城门的命名，往往有其深意，这些名称在清代继续沿用，同时又增设匾额，内容上对城门的名称加以引申阐释，形制上则增加了城门的恢弘之气，与城门、城楼共同构成庄重典雅的气象。

古城墙目前，在保存相对完好的小北门，我们可以看到，该门面朝汉江的城门正面大书“临汉门”三字，背面则悬挂“北门锁钥”匾额。这应该是六座城门的通用规制，其他五座城门也是如此。城门虽没有全部保存，但幸有古籍留名。襄阳城墙最容易理解的是东门阳春门。东，最先迎来初阳；东，最早感受地暖；东，总能让人感受到融融春意，所以，古人以东风为春风，东门也就天然地被命名为阳春门了。当然，阳春作为庄重、高雅的城门名称，还有着久远的来历和典故。战国时辞赋家宋玉所著的《对楚王问》中就有相关描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意思是说，《下里》《巴人》这样的歌，通俗，好唱，所以跟着唱的人很多；而《阳春》《白雪》这样的歌，高雅，难度大，就曲高和寡了。从此产生了两个成语，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而后者就成为高雅事物的代称了。

城墙掠影西门的西成门，听起来就是个简单的西城门，其实也有深意。西成，本义是秋天庄稼已熟，农事告成。《尚书·尧典》中记载：寅饯纳日，平秩西成。隋唐儒家学者孔颖达解释道：“秋位在西，於时万物成熟。”意思是说，西边属于秋天的位次，这个时候正是万物成熟的季节，所以叫“西成”。与“西成”相对的是“东作”。东作的意思是春耕。同样是《尚书·尧典》记载：“寅宾出日，平秩东作。”孔颖达的解释是：“岁起於东，而始就耕，谓之东作。”意思是说，一年的好光阴从东边开始，这个时候就该耕作下种了，所以叫“东作”。东作、西成遥相呼应，反映了我国古代朴素的自然生态观，也成为人们命名东西城门的常用名称，如庐州古城门的东、西门就分别叫东作门、西成门。

古代城池示意图南门之所以叫文昌门，是因为与文昌祠临近。受科举取士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逐步造出了主宰文运的系列神，从朝廷到地方均崇祀不绝，各地均建起了文昌祠（宫）、魁星楼（阁），与文庙一起构成读书士子的崇拜系统，三者往往住地相近。文昌祠祀文昌帝君，文昌本星名，又称“文曲星”、“禄星”等，为民间和道教尊奉的掌管世人功名禄位之神，后来逐渐被演化成主持文运功名的星宿，受到读书人的普遍信仰。襄阳市的文昌祠建在明代府学的旧基上，祠的前面有魁星楼，紧邻仲宣楼，在南城墙上。城墙边东长门之所以被称作长门，当是出于此段城墙延长出来，更接近汉江之故，其正式名称“震华”与其他常见城门名不同，倒是襄阳特有的一个城门名称，是襄阳古城仅存的三座古城门之一。现长门遗址即震华门的屯兵城，建于明朝初年。目前，该城楼附近仍存部分城墙片段。两座北门，分别为小北门和大北门。小北门名临汉门，顾名思义，乃是面临汉江而得名。绕城而流的汉水一直是襄阳人骄傲。小北门上，还保留一座古色古香的城门楼，为清代道光六年(1826年)重建。1988年，因年久失修，濒临倒塌。省、市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拨专款到市文物管理处进行维修。此城门南面所嵌“北门锁钥”匾额，则反映了襄阳古城在历代军事战争中的重要地理位置。襄阳的北门有两座，为什么是大北门而不是小北门被命名为“拱宸”呢？小北门并不“小”，甚至说，其位置的重要性要大大超过大北门，其一，它处在襄阳城的中轴线上，出南门勾连荆襄古道；其二，与古代襄阳城的公共服务、文化地标建筑谯楼、钟鼓楼、昭明台等在一条线上，但是，如此重要的小北门，为什么没有得享“拱宸”殊荣呢？原来，大北门虽然稍稍偏离城市中心，但其地位却另有尊崇之处。大北门内，明代起就是道署所在地。《乾隆府志》记：“分守安襄郧道署：在大北门大街东仁和坊，是明抚治都御史行署。”正是因为当时区域最高行政机构设立于此，所以大北门才具有“拱宸”即维护皇家统治的资格。

襄阳六座城门的名称，用词典雅，意蕴深厚，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值得传承。襄阳古城墙在中国古代社会，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城池，这一点可以从历朝各地的方志中找到依据。除了环绕城市的城墙外，还有护城河、瓮城、吊桥、闸楼、箭楼、正楼、角楼、敌楼、女儿墙、垛口等一系列设施，城池无可争议地构成冷兵器时代各个城市严密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为人进出的城门自然必不可少，《周易·系辞下》有“重门击柝，以待暴客”之语，说明城门也是古代城池中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构件。始建于汉末的襄阳古城建有城门六座，每座城门又建有瓮城(俗称月城)，城门上建有城楼。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襄阳知府万振孙为六座城门首题名称：东门曰“阳春”；南门曰“文昌”；西门曰“西成”，小北门曰“临汉”，大北门曰“拱宸”，东长门曰“震华”。由于历代兵燹，城门与城楼屡圮屡修。如今，除临汉门基本完整，拱宸门有门无楼，震华门楼得以重修外，余门只留下遗址。所幸的是，城墙尚在，古风犹存。正因为如此，襄阳城才被列入华夏八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池之一。而与襄阳城隔江相望的樊城却远没有那么幸运，目前仅存定中、屏襄两门和柜子城一段土墙。樊城至少在三国时期便是一座壁垒森严的古城，除了商业渐次发达外，樊城在历史上也扮演着重要军事重镇的角色，三国、宋元襄樊之战，在樊城上演了一出出风云变幻、刀光剑影史诗般战争戏剧。据说樊城古城外形酷似一条船，与南倚的汉水相映成趣，与对岸的襄阳城傲然对峙。汉江天堑，又使近在咫尺的双城在政治的归属和军事部署上时而珠联璧合，时而胶着对峙。定中门樊城有九座城门。据乾隆版《襄阳府志》记载：“城旧有九门，南三门已没于水。存者六门曰迎旭，曰屏襄，曰定中，曰朝圣，曰朝觐，曰迎汉。”魏平柱先生《临汉文史考析》一书引用的《襄阳县志》的记载更为详尽：“樊城在县北，隔汉水。晋宋间置县，后因废樊城入安养，唐改临汉，宋省入襄阳，虽不名县而城犹存。宋季元兵破之后，修城书者惟嘉靖三十九年一见于明志。向有九门，东迎旭，南没于水，南会通公馆，西南迎汉，西北朝觐，正北朝圣、定中，东北屏襄，岁久城圮濠亦平”。从这两则史料看，虽然记录的城门方位顺序正好相反，但六座城门的名称可定，即迎旭、迎汉、朝觐、朝圣、定中、屏襄。耐人寻味的是，这六座城门名称暗合樊城古城各方位的地理特征或政治寓意。正东城门面对晨日，朝觐、朝圣两门体现皇权至上，定中当为平定中原，屏襄意寓“荆襄屏障”，西南迎汉自然是面朝汉江之意。不知魏先生所引县志的编修年限，但从其上下文看，“南没于水，南会通公馆”似乎应标点为“南没于水，南会通、公馆。”也就是说，东南角城门圮毁，无名；南部还有两座城门，即会通门、公馆门。樊城之所以“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千帆所聚，万商云集”，是因为它交通发达，会通四方，逐渐成为内地商品的集散地和中转站。以象征优越地理位置的“会通”和象征客商云集，市镇富庶的“公馆”为两大南门命名自然也无可非议。时至今日，公馆门名称及旧址均有迹可循，米公祠碑廊还存有一通“公馆门”石匾。如果我的理解无误，樊城古城便留下了八座城门的名称，唯有南部偏东的城门名称消失在城市的记忆里。屏襄门那么，那个“没于水”的南门会以何种方式命名呢？如果按照会通、公馆两门的命名规律，南城三门都应以表现樊城作为商业市镇特征的字号命名。不久前到位于鱼梁洲的圈子会馆与网友聚会。这个餐馆文化氛围浓厚，好似一个小型博物馆。馆内大院陈列数十块石刻，其中有一块 “迎襄门”的门额刻石格外引人注意。这块刻石长51.2厘米，高19.2厘米，阴刻“迎襄门”三个大字。襄阳城自然不可能会有这个门，难道这个“迎襄门”便是那座“南没于水”的城门？东北有“屏襄”，西有“迎汉”，再以地理特征的“迎襄”命名倒也合乎情理。倘若如此，这个门额对我们这个城市而言，便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不过，当时没来得及问这门额的来历，是不是附近哪个县城的城门匾额也未可知，但感觉它至少应该是清乾隆以前的遗存物。次日向藏主赵卫东打听得知，该碑得之于双沟镇，可能是该镇的西门匾额。其形制大小也不合樊城城门规模，与存于米公祠的“公馆门”额匾不可同日而语。后来放大当时拍的照片，发现该石刻左右有“同治元年小阳月谷旦”、“小鹤任恩立”字样的题款。无疑，这是一次过于大胆的猜想，也是一次失败且失望也失落的考证。此时的心境，与明韩瑄的《襄阳怀古》诗颇为相近：“邓城才过见樊城，旧堞荒凉总旧名。废沼几行寒雁下，疏林数点晚鸦鸣。”如今，那座城门及其名称连同人们的记忆似乎已尘封在汉水北岸的泥土里，也许浩瀚的史料里还会留下蛛丝马迹，未来的出土文物里还会满足人们的热望。反思考证“迎襄门”的过程，我深深意识到，寻找消失的樊城城门成了许多襄阳人无法释怀的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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