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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为什么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导语:《列子》:既然人固有一死,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活着?

在先秦子书里,《列子》是争议比较大的一部,他的作者一直是个谜。《汉书·艺文志》记载先秦时有一本《列子》,作者是圄寇,生活年代比庄周还早。明朝人宋濂则在《诸子辩》中提出质疑,认为《列子》可能是魏晋时期的伪书。无论《列子》的成书年代在何时,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它的思想价值都不容轻视。先秦子书大多以政治、修身为中心,独有列子杂糅神话传说,并提出了一套特别的人生观, 它尝试解答这么一个问题——“既然人到头来都会死,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活着呢?”

传说中的列御寇

《列子》对人生价值的追问

在《列子·杨朱篇》中记载了这么一则对话:

孟孙阳问杨朱说:“有些人贵生爱身,迷恋生命,惧怕死亡,因而追求长生不死,这么做是否现实呢?”

杨朱回答说:“所有人都是会死的,从来就不存在长生不死的道理。”

于是孟孙阳又继续追问:“那么是否可以通过养生来活得更长远一点呢?”

对此,杨朱质疑了他的价值观,问他“久生奚为?”为什么会认为活得越久越好呢?你活那么久到底想干什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的性情好恶,古今如一;手足四肢,变化也不大;人世间的苦乐总量从来如此,现代人并不比古人更感到满足,基本欲望也不过那几种。人活一辈子,所见所闻所感已经足够多,再活下去都要腻烦了,为什么非得追求长生不死呢?况且人生中充满着痛苦,老年之后,肢体退化、浑身病痛,多活一天不过是多受一天罪罢了!在杨朱看来,人生的常态是单调乏味并且痛苦的。

孟孙阳并不认可,他对杨朱进行了诘难,说:“按照你的人生观,可以推论出‘速亡愈于久生’的结论。那么人生既然毫无价值并且充满痛苦,为什么你不践锋刃、入汤火,早死早解脱呢?”

为此,杨朱提出了“废而任之”的人生哲学。他说人生虽单调乏味、痛苦多多,但我们既然已经生下来了,就应当“废而任之”,穷尽所欲,尽量享乐,以待死亡;既然已经死掉了,也应“废而任之”,回到虚无中去,湮灭无闻。我们对人生的认识应一分为二,在生时尽情享受,在死时毅然撒手。而不是妄想抓住生命,挣脱死亡;或者目空人生,速求寂灭。生死既然已经注定,何不“废而任之”,顺其自然呢?为何非得走向长生不死和自杀谢世这两个极端呢?

“废而任之”其实就是老子的“无为”以及庄子的“安时而处顺”,而杨朱便是战国时期与墨子齐名的道家人物。

先秦思想家杨朱

杨朱与老子的哲学关系

杨朱是一个存在于先秦子书中的人物——《孟子·滕文公》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可见杨朱是一个跟墨子分庭抗衡的思想家,他的核心观点是“为我”;《庄子·徐无鬼》说:“儒、墨、杨、秉,与夫子为五,果孰是邪?”说明战国时,杨朱的学说与儒墨、惠施、公孙龙齐名;《吕氏春秋·不二》说“杨生贵己”;《淮南子·氾论训》认为“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

从这些资料大致可以描绘出杨朱的轮廓来:

他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可能比墨子略晚,但生活在孟子和庄子之前;他的核心思想是“为我”、“贵己”和“全性保真”;他的思想应是从《老子》中演绎出来的;

《庄子》中记载许多杨朱会见老聃的寓言,老聃一般以师长的身份来作答,这至少从侧面反映了老子的思想与杨朱的关系。

《老子》里说“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将“无私”与“自私”联系起来,肯定了追求“私”的权利,不像墨家那般一味的讲究兼爱无私。《老子》又说:“贵以身为天下者,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者,若可托天下。”把身置于天下的前面,认为只有爱惜自己身体的人才会爱惜天下,这是“贵己重身”的思想。《老子》还说“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这便是杨朱“全性保真”理论的来源。

不过在人生观上,老子没有明显的倾向,而杨朱却有浓重的悲观色彩。

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

老子告诉我们:“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在世上,寿命短的人和因意外而死的人占了“十有六”——能活下来已是如此的艰难。

对此,杨朱也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人生在世,能活到百岁的寥寥无几。对于一个百岁的人来说,夜晚睡觉要占去一半时间,疾病痛苦、亡失忧惧又占据了四分之一,因此人生真正能用来享受的时光只有十几年而已。那么在这十几年中,人们究竟该怎么度过的呢?是为了财富、为了名声抑或是为了美色?需知钱财不可强取,名誉不可强获,美色也不能强夺,故而要用严刑厚赏、道德舆论来规范人的行为,遏制其不良欲望。人们活着世上,或者竞争一时的虚誉,或者追求死后的余荣,慎耳目之观听,惜身意之是非,折腾之下,“徒失当年之至乐,不能自肆于一时”,无法在活着的时候享受生活。所以才会感觉到时间不够用,进而渴望长生不死,以便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杨朱说:“万物所异者生,所同者死也”,人活着有贤愚贵贱之分,死后则同归于枯骨。活着做尧舜,死后为尘土,活着是桀纣,死后亦归尘土;活十年是死,活百年也是死;腰缠万古是死,一贫如洗也是死;功名盖世是死,默默无闻也得死。既然大家都同归一死,那么人生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呢?

有人说人们虽然最后都会死,但死后的名声却不一样,有的人流芳百世,有的人遗臭万年,还有的人被历史完全忘记。从死后的名声中便可断定每个人的人生价值,对此杨朱进行了反驳。

《列子》,又名《冲虚真经》

死后的名声不是衡量价值的标准

在历史上,舜禹周孔的美名代代相传,而桀纣的骂名却万世不绝。然而人们或许没有仔细思考过,舜活着的时候躬耕于野,父母不爱、弟妹不亲,受尧之禅后,又得为国事操劳,最终死于南巡的路上;大禹则更辛苦,他的父亲被朝廷诛杀,自己却还要为国家奔波得大腿不长毛、小腿不长肉,三过家门不能入。受舜之禅时,年事已高,戚戚然以至于死;周公辅佐成王,战战兢兢,杀兄放弟,受尽谣言,整日担忧成王是否猜忌自己,活着不能得志;孔子就更惨了,他生前不受重用,伐树于宋、削迹于卫,惶惶如丧家之犬,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老迈之年才在凄惨中死去。

相比之下,桀纣生前大部分时间都在享乐,肆情于倾宫,纵欲于长夜。虽然背负万世骂名,却也跟圣贤们一样,同归一死而已。

那么究竟是生前凄惨痛苦、死后流芳百世好,还是生前穷尽所欲、死后遗臭万年更好呢?杨朱认为这两者是半斤八两,都不值得颂扬。那些邀名于后世的人不明白名声不足以润枯骨,而那些肆意欲狂欢的人又不懂得纵欲足以速亡。前者加剧人生的痛苦程度,后者缩短人生的享乐时间。正如放纵情欲有害身体,追求名誉也会导致虚度此生。它们都是两种极端的做法,人生的价值不能用生前的享受来衡量,也不能用死后的名声来说明,而是要上升到“废而任之”的精神境界,从容不迫、顺其自然的安排我们的生活。

《杨朱篇》阐述了道家“顺其自然”的人生观

活着就是为了享受人生

《杨朱篇》中有一个寓言说子产治理郑国三年,民风为之一变。但是国中有公孙朝和公孙穆兄弟不服教化,他们一个喜欢喝酒,另一个则好色。于是子产登门拜访他俩,想劝他们不要耽于嗜欲,否则有害健康。不料公孙兄弟却回答说自己已经权衡过利弊了,人这一生活着艰难、死掉容易。要是像你们那样“尊礼义以夸人,矫情性以招名,吾以为弗若死矣。”人活着就是为了享受生活,要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否则死后一切都化归虚无,岂不可惜?

杨朱认为子产善于治理万物,却不懂得安排自己的内心。他说“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人的本性是贪得无厌的,公孙兄弟看似耽于嗜欲,但他们只是在享受基本的欲望,满足于自己的内心;而子产却求之于外,他遏制住基本的欲望,却去追求无穷无尽的道德名声,“以治国能夸物”,迷恋权力、追求财富,反而不懂得享受人生了。

因此,在杨朱的人生哲学里,首先他认为生命只是一个暂时的过程,所谓“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住”,长生不死是不可能的;

其次,他认为既然明白了人生的暂时性,就应当从心而动、顺其自然,“不违自然所好”。“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是人的自然欲望,应当尽量满足它们,以便享受到生活的快乐。享乐并不等于纵欲狂欢,因为纵欲违反自然,会加速人的死亡。“忧苦,犯性者也;逸乐,顺性者也”,人活着就要享受生活,不要为了名声而损害基本的欲求,也不要为了一时的狂欢而导致寿命缩短。

最后,我们怎样看待生也就应怎样看待死,要顺其自然的活着,要在生活中享受人生,也要毅然而然的接受死亡,将自己化归于大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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