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郑声(孔子不删郑卫之声什么意思)
导语：既然「郑声淫」，那孔子删诗时怎么不删掉「郑卫之风」？
《论语·卫灵公》云：「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这里说的是「郑声」，不是「郑风」。郑声，是就音乐而言，「淫」是过分，过度的意思，非淫色之淫。《论语·八佾》又云：「《关雎》乐而不淫」，「淫」亦此意。所谓「郑声淫」，是说「乐之过而失其正也。」
《毛序》对《关雎》篇解为「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不淫其色。」这就是把「乐而不淫」之「淫」解成了淫色之淫。到朱熹时，据此为说，又把「郑声」理解为「郑风」，于是其解《郑风》，也便都目为淫诗了。郑卫之风淫，便是这种误会下的结果。
虽然把「郑卫之风」理解为淫诗，是一种误会。但按照「淫」的本意去解，理解为「过而失其正也」，在历来儒者眼中，却是不差的。在历来儒者眼中，《诗经》中有很多诗是「过而失其正」的。那么孔子为何不删掉这些诗的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呢？
孔子删诗之说，始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
班固《汉书·艺文志》承袭了司马迁的说法，并补充了「古诗三千余篇」的来历，即「采诗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
郑玄为《毛诗》作笺时，采信删诗之说。陆机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亦采信此说。唐以前，孔子删诗之说，无有疑议。
唐孔颖达编《毛诗正义》，为郑笺作疏时，才有不同看法：「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司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有些像《左传》这种书中引用的诗，不见于《诗经》之书，叫做逸诗。孔颖达认为，这些古书中引用之诗，不见于《诗经》的逸诗少，见于《诗经》的诗多。如果古诗真有三千余篇，古书所引逸诗不应那么少。十分之九的部分引用那么少，大部分引用的单单是这十分之一的内容。所以孔颖达对孔子删诗之说提出了怀疑。但这个问题真正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争论不休，是在宋朝。
一、关于逸诗欧阳修据《史记》，认同孔子删诗之说。其言：「今书传所载逸诗何可数也。」这从古书所引逸诗极多为证，诗曾大量被删。
欧阳修言「逸诗何可数也。」赵翼说：可数。赵翼据《国语》《左传》引诗，与《诗经》逐一校核。《国语》引诗三十一条，其中逸诗一条。《左传》引诗二百七十条，其中逸诗十三条。逸诗比例极少。于是赵翼就说：「岂有古诗十倍于删存诗，而所引逸诗，反不及删存诗二三十分之一？以此而推，知古诗三千之说，不足凭也。」这仍是孔颖达的观点。
张西堂则认为，逸诗或逸于孔子之前，或逸于孔子之后，不是因孔子删削而逸的。张西堂认为古诗三千余篇，是据「采诗说」而来的。古有采诗之官，才能采诗三千余篇，而采诗之说本身就不可信，那么古诗三千余篇也就不可信了。
二、关于合礼义欧阳认为，删诗，并不仅仅是删除诗篇。还有的是删除诗中的某句、某字。因为其不合礼义，这是据《史记》「取可施于利义」为言。他举了几个逸诗例子：
「如『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此《小雅·常棣》之诗，夫子谓其以室为远，害于兄弟之义，故篇删其章也。『衣锦尚䌹』，文之著也，此《鄘风·君子偕老》之诗，夫子谓其尽饰之过，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删其句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此《小雅·节南山》之诗，夫子以『能』字为意之害，故句删其字也。」
朱彝尊则认为，欧阳修所举之例，虽然是逸诗，但其亡逸的原因，却不是因孔子之删，并认为那些诗，孔子不曾删。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出自《论语》：「『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朱彝尊说：「惟其诗孔子未尝删，故为弟子雅言之也。」
「衣锦尚䌹」出自《中庸》：「衣锦尚䌹，恶其文之著也。」朱彝尊说：「惟其诗孔子亦未尝删，故子思举而述之也。」
「谁能秉国成」，今本无「能」字。朱彝尊认为这和「殷鉴不远，在于夏后之世」今本无「于」字一样，是「流传既久，偶脱去耳。」
从另一方面而言，朱彝尊认为，如果孔子删诗有「可施于礼义」的考虑，那么其不应该删《肆夏》《采齐》《新宫》《繁》《遏渠》。更不应删祭公谋父所作「祈招之诗」以及正考父所作「商之名颂十二篇」中的七篇。这些都是合乎礼义的诗。
朱彝尊认为：「诗之逸也，非孔子之删之可信也。」
三、关于去其重如果从合乎礼义的角度考虑删诗，朱彝樽所举例子，是合乎礼义的诗而被删，不该删而被删，不合乎道理。崔述则从应该删而未删的角度而言，其曰：「且孔子所删者何诗也哉？郑卫之风，淫靡之作，孔子未尝删也。」总之，从合乎礼义的角度而言删诗，是站不住脚了。
顾炎武即言：「孔子删诗，所以存列国之风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世非二帝，时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风，有贞而无淫，有治而无乱也……夫子不删，著辞本也。淫奔之诗，录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风之甚也。选其辞，比其音，去烦且滥者。此夫子之所谓删也。」顾炎武的论述，就主要从「去其重」而言了。不以合乎礼义为准，给出了何以存淫奔之诗的理由。至此，无论孔子删不删诗，都能解释为何《诗经》中有「失其正」的诗了。
赵坦从「去其重」的角度申述，认为古书中所引逸诗，都与今本《诗经》中的篇目意义有重复处，故而被删：
「如《大戴礼记·用兵篇》引诗云：『鱼在，在藻，厥志在饵，鲜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塞，嗣武丁孙子。』今《小雅》之《鱼藻》《蓼莪》，《尚颂》之《玄鸟》等篇，辞句有相似者……《荀子·臣道篇》引诗云：『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与今《唐风·扬之水》篇亦相似。凡若此类，复见叠出，疑皆为孔子所删也。」
从去其重的角度说删诗，其一是仍无法解释逸诗何以如此之少的问题。另一方面则如崔述所言：「『丝麻管蒯』之句，不逊于『缟衣茹藘』之章，『棣华室远』之言，亦何异于『东门不即』之意，此何为而存之，彼何为而删之哉？」
四、其他反驳删诗之说其他驳斥孔子删诗之说的如郑樵：「季札聘鲁，鲁人以《雅》《颂》之外所得十五国风尽歌之。及观今三百篇，于季札所观与鲁人所存，无加损也。若夫夫子有意删诗，则当环辙之时，必大搜而备索之，奚止十五国乎？」《左传》中记载季札观乐，十五国风与后来《诗经》中的十五国风一样。郑樵认为，鲁国原本所存风诗，原有十五国风，孔子未删一国，后来周游列国，也没有搜求他方，增添风诗。因此郑樵认为，孔子没有删诗。
另外崔述说：「《国风》自《二南》《豳》以外，多衰世之音。《小雅》大半作于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寥无几，如果每君皆有诗，孔子不应尽删其盛，而独存其衰。且武丁以前之颂，岂遽不如周？而六百年之《风》《雅》，岂无一二可取？孔子何为而尽删之乎？」
「『子曰：《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玩其词意，乃当孔子之时，已止此数，非自孔子删之而后为三百也。」崔述所引两「子曰」，皆出于《论语》。他认为，孔子言「诗三百」，是本来就是「诗三百」，不是他删后而为三百之数。
五、调和之论《论语·子罕》：「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方玉润认为，后人之所以有孔子删诗之言，是司马迁是误把「正乐」理解成了「删诗」。孔子是正乐，不是删诗。
王崧似乎就方玉润此言和以往的孔子删诗之论作了个调和，他认为《史记》所言古诗三千余篇，是太师采诗之数。采诗采了三千多首，但经过筛选，比于音律，闻于天子的，是三百余篇。到孔子正乐时，又作了修订。所以他说：「古诗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乃太师所为，司马迁传闻孔子正乐时，于诗尝有所删除，而遂以归之孔子，此其属辞之未密，或文字有所脱误耳。」
刘毓庆似乎也是循着这个思路来看待《诗经》的编订的，他认为：《诗经》之编订过程有三次，一为周宣王时，二为平王东迁之后，第三次才是孔子最后编订，
孔子删诗之说，虽历来争论不休，但自清至今基本上是不认同删诗之说的较占主流。
所以，如果孔子没删诗，那么那些「失其正」的诗存在自然也就合理。即使孔子删了诗，也像顾炎武所言「淫奔之诗，录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风之甚也。」孔子删的只是重复的而已，没有刻意删掉不合礼义的诗，那些「失其正」的诗，自然也得以留存。
本文内容由小余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