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杰出的什么(郭沫若是什么主义)

导语：郭沫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躶体

我在前文中提及郭沫若关于杜甫的研究，引起网友热议。由此我注意到，相对于专业研究者对于这位文化建树很高而且政治参与很突出的新文化人物的极度推崇，许多网友对他的文品人格批评也尤为激烈。北大中文系温儒敏教授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两极阅读”。

正如恩格斯评价歌德“作为伟大天才和凡庸市民的两面”一样，我认为对郭沫若的“两极阅读”，固然难免有政治偏见和道德苛求，但客观上也凸显出他的伟大和凡庸，使之成为一尊中国知识分子的躶体。

中国知识分子的先驱是从春秋战国时代以“诸子百家”为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其间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士子”时代，直到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后才成其为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郭沫若的“两极”，正好向我们提供观察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出身、现代演变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优势和弱点的标本。

许多社会民众对郭沫若的痛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于郭沫若作为新文化杰出人物，作为中国新兴知识分子代表的文化贡献不了解，对他性格和心理的社会历史根源轻视以及对这位天才型人物的苛求而产生的误读。

郭沫若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历史剧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唯物史观史学的先锋、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甲骨学四堂”之一，他的文化贡献在五四以来出现的新文化人物中是非常杰出的。为了避免争端，我且不将他与世所公认的几位文化巨匠比较，但至少从郭沫若身上可以充分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体现出他们在思想文化上的历史贡献和作用。

其实，郭沫若在政治参与方面暴露出的人品态度方面问题，并不能完全视为他个人品质问题，也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只是因为他对政治参与的程度比别人深，政治地位比别人高，而政治经历和遭遇又不同寻常，正所谓“高处不胜寒”，毛病也就暴露得更刺眼。关于这一层，只要读读巴金的《随想录》、《真话集》就可以明白。我没有资格对郭沫若的政治参与得失作出公正评价，也不必同其他一些文化巨匠作比较，但从郭沫若身上，可以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价值、社会责任和家国情怀，同时也暴露出他们共同内在的传统伤痕、性格软肋和情感脆弱。

郭沫若把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暴露得比较充分，还因为他和从旧营垒中杀出来的鲁迅等人不一样。他一开始就是以一种新的自由知识分子的面貌出现的，具有刚刚摆脱长期封建羁绊的那种兴奋、热烈、激进、放达，如同凤凰涅槃一般燃烧自己。这从他的诗歌《女神》中足以体现出来。同时，他也受到欧美思想文学的影响。他曾以歌德自况并被文化界广泛认同，他也像卢梭一样具有较强的忏悔意识，他甚至把自己当做“赤裸的婴儿”。这一切都构成了他的所谓“诗人气质”。 他甚至以诗人的浪漫和粗率来研究学术，故而其在社会科学如金石、历史和考古方面容易出现硬伤。最重要的是，他的“小”不是藏在皮袍下的，而是坦白裸露的。这从他撰写的几部自传性文集中可以看出来。他把自己的情感经历甚至个人隐私都向读者“老实交代”，这是其他文化名人都不会做的。同样，他在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中也往往坦呈自己的喜怒哀乐，甚至在威权之下也如同“婴儿”一样哭笑。郭沫若的这种表现也代表着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人格气质。

这就是我把郭沫若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躶体的理由。从他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沿袭，看到沉重的封建枷锁的伤痕，看到新文化运动以来多元文化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看到他们肩上的重负和内心痛苦，也可以看到他们竭力寻求救赎的哀切和希望。

从这种意义上讲，我认为时人对郭沫若的“两极阅读”是有价值的。作为一名老迈的中国知识分子，郭沫若的躶体也就是我们的躶体。我当然无意为自己的躶体辩护，更不会以自己的躶体为美。相反，我倒认为应该把我们的躶体钉在十字架上，垂着头、流着泪，向年轻一代以及所有后来的人们忏悔：孩子们，我们对不起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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