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削弱藩镇(唐武宗为何能压制宦官)

导语：中晚唐的藩镇割据——武宗朝（1）抑制宦官

开成五年（840年）文宗病重时，李炎被宦官仇士良和鱼弘志矫诏拥立为皇太弟。文宗驾崩后，李炎即位为帝。

武宗即位不久，经宦官杨钦义的帮助，李德裕从淮南节度使任上再次内调为宰相（文宗太和七年曾为相）。

当时牛僧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治襄阳），李德裕借口汉水泛滥，冲淹襄阳民居，归罪于牛僧孺，免去了他的节度使职务，调任为太子少师、分司东都。

武宗会昌三年(843年)，唐廷出兵进攻泽潞镇，李德裕又借口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李宗闵和泽潞节度使刘从谏以前有书札往来，不宜留在东都，武宗遂将李宗闵贬为湖州刺史。

后又诬陷牛僧孺同情泽潞刘稹，贬其为循州长史，李宗闵又被流放到封州。这时李德裕因辅佐武宗有功，升为太尉、封卫国公，达到了他的政治生涯的顶峰，牛党受到沉重打击。

不过，李德裕在宰相任上，辅佐武宗的确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使当时政治出现了新气象，所谓“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

唐朝后期，影响政局稳定因素之一，是宦官专权。唐朝宦官干政，始于玄宗时期，此后日益发展，德宗时宦官掌握了中央禁军——神策军。

宦官或以监军身份监督地方节度使和带兵作战的将帅，或以枢密使的身份，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宦官甚至操纵皇帝的废立、生杀，唐宪宗、敬宗为其所杀，穆宗、文宗、武宗是其所立，皇帝成为傀儡，宰相更要俯首贴耳，听从宦官，否则相位难居。李德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抑制宦官势力，加强皇权的。

首先，李德裕提出“权归中书”的建议，以削弱宦官对行政的干预。李德裕入朝以后，初见武宗，他就提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任用“正人”，“使贤者得尽其力”。

这一建议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唐中期以后，作为中央集权政治支柱的三省制度日益削弱，相权旁落，宦官乘机擅权，致使“政出多门”，“宰相不甚得专机务”。

李德裕提出“权归中书”，不仅能加强相权，保证封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且从制度上防范宦官对朝政的干预。

其次，打击宦官头子仇士良。仇士良是宦官的集团的核心人物，他自顺宗时，入待东宫，经历了顺、宪、穆、文、武朝，阴险毒辣。

他掌握禁军实权，经常威逼宰臣，又一手拥立武宗。文宗时，李训等发动甘露之变，欲除之，结果事败遭殃。文宗因此受制于家奴，沦为“橡皮图章”。

在李德裕的支持下，武宗开始疏远他，对他不甚依重“阳示尊宠”、“内实嫌之”。会昌元年，仇士良因杨嗣复、李珏以前在文宗时与自己有矛盾，就进行报复。

在武宗登基的问题上，杨嗣复、李珏曾持反对态度。这样仇士良乘机劝武宗诛杀杨李二人。李德裕反对仇士良干预朝政，识破了仇士良的阴谋。

尽管杨嗣复、李珏与自己关系不太融洽，但李德裕还是挺身而出，恳求武宗赦免杨李二人死罪。结果使仇士良借刀杀人的诡计破产了。

接着，削夺其对神策军的指挥权。

会昌元年，李德裕乘武宗亲幸左神策军阅兵之时，起草诏令减少神策军粮饷，以限制仇士良。

仇士良知道后，非常憎恨李德裕，威胁说：“如此，至日军士必于楼前喧哗”但是武宗信任李德裕，当即宣谕两军，“赦书皆出朕意，非由宰相，尔安得此言！”

从此仇士良处境越来越不妙，不久便自称病还乡，以后武宗又削其官爵，籍没其家财。

再者，削减枢密使的权力，改革监军制度。唐代枢密使，代宗以后由宦官充当。枢密使“承受诏旨，出纳王命。”

会昌三年，武宗在李德裕的支持下不通过枢密使，便任命崔郸为相。这样打破了惯例，当时宦官们非常吃惊，都埋怨首领杨钦义等无能。

因为这一惯例被打破，这就意味着宦官权力将会受到致命的打击，同时李德裕改革监军制度，收减宦官的兵权。

以往，宦官担任监军使，监督作战。

由于宦官不懂军事，却干预作战，往往给主帅受到限制。鉴于这种情况，李德裕向武宗分析了唐德宗以来，朝廷出征，屡败罕胜的原因。

认为有三：

一是诏令自宫内发到军前，每天有三四次，宰相多不预闻。

二是，监军任意指挥，将帅不得自为进退。

三是每路各有宦官监使，监使选军中壮士为牙队，留老弱出阵作战，战斗进行中，监使率领卫队，骑马在高处观望，见小却便先走，阵上兵士望见，就跟着溃散。

鉴于此，李德裕规定：

一是监军不得干预军政。

二是监使每兵千人中只抽十人充当牙队，这样，牙队人少，监使就不敢到队前观战，从而削弱了宦官的兵权，使将帅能施展所长，为抵御回鹃，平定藩镇叛乱奠定了基础。

在对待回鹘问题上，由于回鹘国内长期战乱，连岁大疫、大雪，畜牧业损失严重，国力有所削弱。

加之回鹘西北方的黠戛斯部逐渐强大，不断进攻回鹊，焚其牙帐，回鹘部众溃散，一支南下抵天德军，一支也向南移动。

唐朝一面运粮赈济其部众，一面派军严守边境，有效地防止了回鹘进入内地，骚扰塞上人民的平静生活。

在削弱了宦官之后，李炎、李德裕把革新的重点对准了佛教的猖獗。

李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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