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秦朝背负暴虐冤名二千年，其它朝代“苛刑峻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说起秦始皇及秦朝暴虐，一大罪状就是“苛刑峻法”。

也就是罪名繁多，刑罚残酷。

其实，根据历史典籍、出土文物等综合考证，先秦时期的法制原始、残暴，秦朝只是有所继承。

即使秦朝之后的朝代，虽然法制在理论上走向人性化的道路，但是法律实践上却是反复无常，酷刑不断复活，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暴秦”。

先秦时期的法制

自从夏代进入阶级社会，就有了明确的刑罚。

《国语•鲁语下》中记载：“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

《汉书•刑法志》中记载：“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说明禹时已使用刑罚。

到了商代，关于刑罚的记载逐渐增多。

根据古代文献、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来看，当时已有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残酷刑罚，如炮烙、醢和、脯、焚、剖心、刳、剔等。

夏桀、商纣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例如商纣对叔父比干处以剖心之刑，对大臣九侯处以醢刑（剁成肉酱）、鄂侯脯刑（制成肉干）。

到西周时，制订了法典《吕刑》。

刑罚主要包括著名的“五刑”：墨（在脸上刺字）、劓（割鼻）、剕（又作刖，断足）、宫（男去势、女幽闭）、大辟（死刑，常见为斩和戮），共计约三千条。

还有赎（以财物赎罪）、鞭、扑（杖击）、流放等四种刑罚。

总共称作“九刑”。法网之密可想而知。

周代的刑罚趋于成熟、详细，成为中国刑法制度的最初范本。

秦朝的法制

到了秦朝，法律更加完备。

“商鞅变法”确立了以法家思想治国，使得秦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法制主要是维护绝对君权统治制度。

例如不敬皇帝罪、诽谤罪和妖言罪、以古非今罪、妄言罪、非所宜言罪、投书罪等。

而之前，人们并没有受过这样的专制统治的罪名刑罚，很不习惯这套法律枷锁，所以深恶痛绝，成为秦朝暴虐的口碑证据。

其实，秦国是沿袭周代的刑制，只是增加了维护绝对君权统治的刑罚。

在刑罚的措施上，基本放弃了炮烙、醢和、脯、焚、剖心、刳、剔等酷刑，增加了夷三族、具五刑等。

“夷三族”就是诛灭三族。“具五刑”就是把“五刑”在一个罪犯身上全部施行。

当时，秦始皇扫平六国、统一天下不久，人心未定，原六国贵族心怀不甘，蠢蠢欲动发动叛乱，社会矛盾隐患重重。

因而“乱世用重典”。这种法制措施也被后世沿用。

而且在近现代，随着越来越多的记载秦朝条律的秦简出土，也逐渐还原出了“秦律”的真实面目。

事实证明，史籍以及人们传说的秦朝“严刑峻法”，有很多被夸大甚至以讹传讹的成分。

相比前代，秦朝的刑罚并不过分，顶多是伯仲之间。

如果说秦始皇残暴的话，那么他之前的夏桀、商纣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秦朝的法制还有先进的成分。

1.治理官吏方面。

秦代统治者根据“明主治吏”的思想，针对官吏不作为、渎职，制定了相应的刑罚，严厉追究其责任。

首先强调官吏必须“明法律令”，要懂法、守法。

对于玩忽职守，有“犯令”、“废令”、“不从令”的罪名。

例如针对管理粮仓的官吏，若发生遗失、损坏、火灾，则主职官吏及上下级都得承担罪责。

若粮仓漏雨致“朽禾粟”导致粮食腐败，百担粮食以下则“谇官啬夫”，百担以上至千担则“赀官啬夫一甲”，千担以上则“赀二甲”，而且官啬夫和众吏必须共同赔偿粮食损失。

针对管理武器装备的官吏，若皮革被虫咬，“藏皮革蠹突”，则罚主管官吏“赀一甲”，相关的令、丞则“赀一盾”。

对于贪赃枉法、收受贿赂，有“通钱”的罪名。“通一钱黥城旦”，收贿一钱，就要处以脸上刺字、服劳役的处罚。

这些刑罚制度，是为了激励各级官员勤政、廉政，维护国家肌体健康、高效。

这也为后世统治者遵循“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治国法则，提供了法理基础，使得对官吏治理成为现实，行政法规更加完善。

2.悯囚方面。

秦朝虽以法家思想治国，但也吸收了“明德慎罚”、“慎狱恤刑”的法律思想，制定有“悯囚制度”。

例如囚粮发放管理制度。

秦律规定：“隶臣妾其从事公，隶臣月禾二石，隶妾一石半；其不从事，勿禀。小城旦、隶臣作者，月禾一石半石；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小妾、舂作者，月禾一石二斗半斗；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婴儿之毋（无）母者各半石；虽有母而与其母冗居公者，亦禀之，禾月半石。”

就是说，隶臣妾如服役官府，隶臣每月发粮二石，隶妾一石半，如不服役不得发给。小城旦或隶臣劳作的，每月发粮一石二斗半，不能劳作的每月发粮一石。

同时还对妇女、年幼者的粮食供应量作出了规定，秦律规定：“其病者，称议食之，令吏主。”即酌情发给。

秦朝时，罪犯要服劳役，一般就是男性“城旦”、女性“舂”。

但也有个人性化的规定：在农忙时节，刑徒可以劳役抵偿赀赎债务，回家忙农事。

这些制度，体现了对囚犯体恤怜悯之意，以达到对违法犯罪者教育感化的目的。

秦朝之后的法制

秦国尤其是秦始皇时期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后世历朝历代制度的基石和框架范本，承袭了几千年。

然而，其中一部分酷刑，也被照搬沿用甚至发展至巅峰。

即使在吸取了“秦暴而亡”教训的汉朝，也是如此。

汉承秦制，汉朝的法律制度在继承秦朝法制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

汉初统治者总结“暴秦”的统治教训，深刻认识到酷刑的危害性，于是“约法省刑”，“恤刑悯囚”，逐渐推行仁政。

然而，《汉书•刑法志》中记载：

“当夷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诅詈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

也即汉朝沿袭了秦朝最有名的酷刑--夷三族、具五刑。汉朝开国名将彭越就是遭受“具五刑”而死。

西汉文帝时，改革刑罚，被推崇为中国历史上的法律模范。

然而他也并不是完全废除了残伤肢体的肉刑，只是以相对较轻的笞、杖刑代替。

然而，当世以及后世，死于笞、杖刑之下的数不胜数。

而且这种刑罚，不但肉体遭受痛苦，而且侮辱人格。“士可杀，不可辱”，因而很多获罪大臣宁愿选择自杀。

即使开国重臣萧何、周勃也获罪，遭受酷刑折磨。后来收买狱吏并找人说情，得以出狱。周勃为此感慨说：老夫身经百战，却不知道狱中小吏的厉害！

一些受诬告或冤屈的大臣，如景帝时的周亚夫、哀帝时的丞相王嘉等，都选择在狱中绝食而死，以提前免除酷刑折磨和人格侮辱。

在文帝时期，甚至出现了轻罪重刑的局面。因而有业界评论文帝“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

汉武帝时，形成了“外儒内法”的法制指导思想，但是随着“外征四夷，内兴功利”，导致劳民伤财，怨声载道，暴乱频起，社会矛盾激化。

于是，汉武帝恢复了秦朝时的严刑峻法，涌现了一批著名的“酷吏”和酷刑，甚至超过秦朝。

即使身为朝廷官员也难逃酷刑、滥杀。例如司马迁遭受宫刑之大辱，任安被腰斩等。

武帝一朝，丞相走马灯似的获罪、换人。当公孙贺被任命为丞相时，吓得不敢接受，“顿首涕泣不肯起”。最终父子获罪同死于狱中，且被灭族。

武帝晚期，因为“以名臣文武欲尽”，于是下“求贤诏”，广求人才以补充官员队伍。

因而，业界评论，汉武帝时的统治危机并不亚于“暴秦”末期，只是因为有经济、军事、社会等资源支撑，才有幸避免了亡国命运。

秦朝之后，一直有关于废除和恢复“肉刑”之争，并对“五刑”屡加更定。

甚至前代的一些酷刑也不断复活。

例如北宋天禧四年（1020年），周怀政及朱能等人伪造天书，图谋作乱而事败。

宋真宗则下诏令：“刘益、康玉、徐原等十一人，并活钉令众三日讫，断手足，具五刑处死。”

五代、辽代时，出现了又一残酷的刑罚--凌迟处死。将犯人零刀碎割，使其极尽痛苦而死。

《宋史•刑法志》、《大明律》、《大清律》中，都有“凌迟处死”的规定。

明朝大宦官刘瑾被治罪后，“例该3357刀，先10刀一歇一喝。头一天先剐357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起开刀，一共剐了3天。”

明朝天启进士、翰林院庶吉士郑曼，被“凌迟”处死，剐了3600刀。

明末著名将领袁崇焕，因被崇祯皇帝怀疑谋反，受凌迟处死，京中百姓争啖其肉。

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的清朝，刑罚也发展到了极致水平。

例如有思想犯罪、因言获罪、文字狱等密布的“严刑峻法”罗网。

还有人所共知的满清酷刑：剥皮、腰斩、车裂、俱五刑、凌迟、缢首、烹煮、宫刑、刖刑、插针、活埋、鸩毒、棍刑、锯割、断椎、灌铅、刷洗、弹琵琶、抽肠、骑木驴。

从而可见，秦朝之前和之后的历史时期，酷刑、残暴政策一直存在。

即使秦始皇之后的朝代，虽然法制在理论上走向人性化的道路，但是法律实践上却是反复无常，酷刑不断复活，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暴秦”。

究其原因，刑罚文化具有复杂、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内涵，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历史惯性，因而得以绵延数千年。

所以，如果说秦朝暴虐的话，那么很多朝代也应该归入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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