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颖达与《五经正义》的关系(孔颖达与《五经正义》哪个好)

导语：孔颖达与《五经正义》

衡水孔颖达纪念馆

鸿儒故里：在河北衡水桃城区大庆路北侧有一个不大的城中村-----前马庄（原名孔贤庄）。这座隐匿在城市喧嚣中的小村庄，幽静而恬淡，古朴而典雅。就是在这不起眼的小村落中，早在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建德三年），诞生了影响后世1000多年的著名经学大师、官至国子祭酒、总管“六学”训导之政令的唐代大儒-----孔颖达。东汉末期，孔子二十一代孙孔扬迁任下博亭候，定居孔贤庄。又十代至孔颖达，在孔贤庄居住了上百年。孔颖达，字冲远，唐代著名经史学家及教育家。一生从事学术研究和经学教育，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隋唐时期的文教事业。从乡村儒师、河内郡博士、太学助教、文学馆学士、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到国子祭酒，从学者、教师、教育家、到国家教育行政长官，是历史上少有的教育实践家。主持撰定儒学经典教科书《五经正义》，至今仍为儒学经典。

聪颖好学：孔颖达之所以成为著名的经学大师与其幼童之时知识上的积累和积淀有很大关系。他出生于北周时期，儒学盛行。仕宦之族，缙绅之家，都重视督课子孙，教以儒业。隋文帝初年，颇重儒术，儒雅重文之风盛行，大兴学校，广置生徒，被史书称为：“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孔颖达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仕宦家庭，自幼勤奋好读。据《旧唐书·孔颖达传》记载， 孔颖达“八岁就学，日诵千言，熟读经传，善于词章，至暮更诵，未尝嬉戏，有异凡童。”，隋文帝开皇二十一年起，在衡水故里开办私学，以教授为业，持续十余年，成为闻名乡里的学者。

初出茅庐：隋炀帝大业元年，３２岁的孔颖达参加明经科举考试，被录取为河内郡学(今河南沁阳)博士。大业年间，隋炀帝广征天下宿儒，在洛阳举行大规模的儒学讨论大会，孔颖达被邀参加这一盛会。各地宿儒登坛执经，共研先圣孔子之理。孔颖达口才和论理先声夺人，力压群儒。门下省纳言杨达给予高度评价，并奏之皇帝。炀帝便任命孔颖达为太学助教。孔颖达凭着自己的渊博学识进入了国家的教育和学术机构。隋末天下大乱，孔颖达避居虎牢 (今河南省荥阳汜水镇西北)。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秦王李世民设文学馆，招揽天下文士。孔颖达等被授为文学馆学士，号称“十八学士”。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门之变，秦府官属皆有封赠，孔颖达则擢授国子博士，成为全国最高学府的高级教官。

跌宕人生：公元627年即位后的李世民改元贞观，孔颖达以儒业受封曲阜县男，转任给事中，随侍皇帝左右，数进忠言，倍感亲信。屡迁国子司业，祭酒，掌管一国教育。唐太宗对孔颖达寄以厚望，将储君的教育委托与他，任他为太子右庶子，与左庶子于志宁一道，共同掌教太子李承乾。后太子承乾被废，孔颖达平时对李承乾犯颜直谏，尽心尽职，太宗对他们奖赏有加，依然信任如故。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举行祭祀先圣孔子的释奠大礼。孔颖达主讲《孝经》，太宗手诏褒曰：“洪钟待扣，扣无不应；幽谷发响，声无不答。……思涌珠泉，情抽蕙兰。关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济南伏生，重兴于兹时！”。

担当大任：儒学从西汉开始流派众多，有今文古文之争，家法师法之别，南学北学纷争。隋朝开设明经、进士科后，没有一个统一的经学教材和考试标准，给教育和科举带来很多麻烦。唐贞观十二年（638年）李世民命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义训》。贞观十五年(641年)，《五经义训》撰成，合一百八十卷。贞观十六年(642年)，奉诏覆审并命名为《五经正义》。唐太宗诏曰：“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孔颖达病逝。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考正，永徽四年(653年) 完成对《五经正义》的刊定，并下诏“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孔颖达《五经正义》的最后定本颁行，标志着经学统一的最终完成。

精审注本：在编纂过程中，义例的制定，是非的考论，皆由孔颖达定夺。孔颖达凭借自己扎实的理论功底，对不同版本的经学注疏进行甄别取舍。其中《周易》用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尚书》为梅赜本魏·王肃汉孔安国传；《诗经》用汉毛亨传、郑玄笺；《礼记》用郑玄注；《左传》用晋杜预注。在孔颖达撰《五经正义》时，虽有大量前儒义疏可为依据，但孔颖达选取这些材料，态度极为严谨。除对诸家注疏详加审定，汰劣取优外，对被选为底本的义疏，也认真甄别，严格笔削，特具独识。 即使是前辈权威和自己的老师刘焯、刘炫，也决不盲从。对于各家取作底本的义疏，孔颖达也都指陈疵暇，各论得失。删修笔削，“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剪其繁芜，撮其机要”。因此避免了官修经书，杂而不纯的毛病，保证了《五经正义》的质量。

诸儒通力：《五经正义》编修是在孔颖达做国子祭酒任内。从受诏到成书，前后仅一年多的时间。参加编修《周易正义》的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赵乾叶、王琰、于志宁，复审阶段增加：苏德融、赵弘智；编修《尚书正义》的有王德昭、李子云，复审阶段增加：朱长才、苏德融、隋德素、王士雄、赵弘智；编修《毛诗正义》的有王德昭、齐威，复审阶段增加：赵乾叶、贾普曜、赵弘智；编修《礼记正义》的有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頵、张权，复审阶段增加：周玄达、赵君赞、王士雄、赵弘智；编修《春秋正义》的有谷那律、杨士勋、朱长才，复审阶段增加：马嘉运、王德韶、苏德融、隋德素、赵弘智。编纂成员都是唐朝当时儒学界的精英，博学大家。英才荟萃，通儒群集，个个博极群书，精通五经。由于诸儒通力，故编修成书极快。

衡水孔颖达文化公园塑像

以疏解经：《五经正义》是儒学文化发展的历史继承。撰《毛诗正义》时，调和毛郑两家之说，作为《诗经》的注。又用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底本，再加疏解。撰《周易正义》时，认为王弼的注独冠古今，选用其作《周易》的官定注本。其余《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四部分由晋韩康伯续注为底本。撰《尚书正义》时，选取孔安国传为正统注本，撰《礼记正义》时，选用东汉郑玄的《礼记注》。并以皇侃的义疏为主要底本，以熊安生的本子补其不足。撰《春秋左传正义》时，以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之注再加疏解。通过对五经传注作疏解，随经文解释，阐发义理，对注文进行具体的诠释。在诠释经注的同时，或辨章句异同，或解释词语，或考证名物礼制，或讲明语法修辞。自《五经正义》开始，经学开始朝着简明和务实的方向发展。

传承发扬：《五经正义》是儒学传注疏在唐代的发展，特点是既注释经文，又继承前人的释义并有所发展。在文字方面，孔颖达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并对后世影响深远。比如在文字的音义关系上，他提出“义存于声”、“借声为义”，实为清代“因声求义”的先导。 在词汇方面，孔氏从通训、常训、互训、递训、互文、对文、变文、连文、倒文、省文、异文、变文、婉文、逆言、协句等方面全面揭示词语在词义上的关系、发展变化及其细微差别。 在语法方面，有许多开创性贡献，他是汉语实词、虚词的最早划分者与汉语虚词研究的奠基人。正义有说有证，层次清楚，释义分明，繁而有要，齐全周详，故友于志宁称之为“万古之仪型，一代之标的”。《五经正义》为了说明注文，往往旁征博引古籍和前贤解说，体大思精，资料至为丰富。

独到见解：五经注疏精髓是孔颖达儒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孔颖达在各经《正义》作序中，论《易》：“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简）也，变易也，不易也。”认为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周公作爻辞。因周公为文王之子，兼于父子，故曰三圣。孔颖达一言论定，遂成千古公论。论《尚书》：全是往古帝王的诰命和史官的记录，无非历史文献资料。他认为尚书就是以先王言行来垂教后世。《书》的编者，孔颖达承袭司马迁之说，定为孔子。论《诗经》：不外乎歌功颂德、劝人从善之行吟。孔颖达认为，诗之根本在性情，而诗之产生则在时政。论《礼记》：人有喜怒哀乐之志，动静好恶之心。礼之于人，犹堤防之于洪水，缰绳之于烈马。论《春秋》：不外乎史官记事的史书。然而记事之中有书法存焉，那就是褒善贬恶，通过褒贬来宣传礼法，这就是《春秋》的主题思想。

经学典籍：经学注疏发展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典籍。孔子教授的书籍主要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乐》失传。汉朝将《诗》《书》《易》《礼》《春秋》立于学馆，为五经。后《春秋》失传，其内容散见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唐加《周礼》《仪礼》《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为九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刻石国子学，史称“开成石经”。宋朝复增《孟子》为经，故有十三经之称。南宋绍熙年间有“十三经”注疏的合刊本，把单行的《五经正义》及旧注汇合一起，形成整套经书及其注文，称为《十三经注疏》。书中的“五经注疏”，即取之孔颖达的《五经正义》。 清著名学者阮元主持重刻《十三经注疏》。由于收录了大量重要古籍内容，很多书后世亡佚，全凭此书得以窥其原貌。

衡水孔颖达衣冠冢

流芳百世：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孔颖达因年老辞官。生有三子：孔志玄、孔志约、孔志亮。 作为当年秦王李世民的几个文臣之一，孔颖达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进忠言，敢纳谏，深受李世民亲待。在唐朝文化教育事业中，著书立说，与朝贤修《隋史》《五礼》《孝经义疏》，并登台执经，侍讲东宫，因撰定《五经正义》统一经学，而名垂千古，流芳百世。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卒于长安万年县平康里宅中，终年七十五岁。因其功绩恩准陪葬陕西昭陵（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寝），墓在陕西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西北。其碑文中清晰可见 “公讳颖达，字冲远，冀州衡水人也”的记载。他的“衣冠冢”位于衡水市桃城区前马庄村西，现已辟为孔颖达文化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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