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影响(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原因)
导语：三教合一与百家争鸣，儒释道在唐朝达到融合，与当时政策分不开
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两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陈寅恪
在《谈诗》一文中,钱穆先生以王维、李白和杜甫代表三种性格和三派学问,他说：“ 王摩诘是释，是禅宗。李白是道，是老庄。杜甫是儒，是孔孟。”
其实，儒家、佛家和道家同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在许多精神层面上是相通的。儒释道三家都非常强调人格的培养。如儒家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跟道家的退隐、归隐有共通之处，虽然它不像道家那样追求成道，追求长生不老，但它同样也在对生命、对时间的伤逝思考当中追求生命超越。佛家也是如此，佛家追求空寂、空静，与道家讲的虚静、儒家讲的静观也有共通之理，同样具有超越意识。孔子的名言中“克己复礼”，认为立己是立国之本。佛教注意个人对自己的灵加以修炼。道教则追求自己对自己的身体修炼。三家都认为根本之道是自身的修养和修炼。但同中也有异。
儒、释、道三家在唐朝达到融合，与当时唐朝的政策分不开。
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在汉代成为经学，定于一尊，并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以至于在三家势成鼎足的时候，儒家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其中之一家遂得如武涉说韩信所谓：‘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然儒往往兼攻二氏；而二氏未尝合力攻儒者，则因儒为国家典学，自恃根深蒂固，名正言顺，二氏亦知其不可动摇也。”
李渊以道教教主李耳为李氏皇帝的远祖，于是立老君庙，并亲往拜谒。隋朝灭亡的经验，使唐朝统治者十分注意儒、释、道三教的均衡。维持三教鼎立的局面是唐朝历代统治者奉行的政策。武德八年（六二五）李渊亲自到国子监，正式宣布三教的地位：道教第一，儒学第二，佛教最后。
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兄皇太子李建成争夺帝位继承权，佛教徒以法琳为首拥护李建成，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拥戴唐太宗。唐太宗迅速获胜。所以唐太宗虽然大崇儒学，但也并未改变道第一、儒第二的秩序。贞观十一年（六三七），唐太宗下诏，确定道士地位在僧尼之上。佛道两教相争，向来佛教居首位。但在唐初道教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夺得了优势。不过唐太宗偏护道教，主要是确立李姓皇朝与道教教主李耳的亲属关系。其实他也笃信佛教。
唐高宗崇道，以道教徒为自己的拥护者，并亲自到老君庙拜谒，上尊号为“太上玄元皇帝”。而武则天却召集僧道百官议《老子化胡经》，并下令搜聚天下《化胡经》一概焚弃，不得立在道经之内。这一来，佛教徒明显地占了优势。六八三年，唐高宗死，佛教徒助武则天登基有功，于是武则天明令规定，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处男女道士之前。
佛、道两教的地位，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而互有起伏。唐睿宗因此而无法判定两教的先后，下诏在法事集会上，僧尼与男女道士并进并退，表示二教平等。
唐玄宗时，佛教的势力已非常强盛，寺院经济相当强大，“天下十分之财而佛有七八”、“出财佐势者尽度法门”，大有佛教控制唐政权的危险。唐玄宗认为佛教无限扩张之后将带来危险，即位之后，即大兴道观，将崇道活动推向唐以来的最高了。开元天宝时期，道教强盛，佛教相对地衰退。这从佛教徒贺知章弃佛当道士便可见当时道教兴盛气象。但唐玄宗崇道只是以此来抑制佛教的过分发展，而不是从根本上反对佛教。相反，他也接受了佛教徒的灌顶仪式。可见，他崇道的旨意只在于维持三教之间的平衡，以利于巩固其统治地位。
综观整个唐朝，除少数皇帝之外，大部分皇帝都知道要调和儒、释、道三教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唐德宗开三教谈论例，促进三教调和。
除了儒释道的融合，唐朝还敞开胸怀接纳了来自别国的宗教。在唐朝，景教、伊斯兰教也得到发展。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638年，唐太宗下诏准许波斯景教僧阿罗本在中国传教。阿罗本在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高宗时，允许在各州建景教寺院。此外，唐代在长安、广州、扬州等地曾有不少大食商人，他们信奉的伊斯兰教也在这些地区流传，据说当时长安就建有清真寺。
唐朝以博大的胸怀包罗来自各方的思想，就像陈寅恪先生说的那样：“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两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百家争鸣。唐朝思想氛围宽松，各种思想教会融合，决不逊色于春秋战国的第一次百家争鸣。这时候的儒家思想绝对不占统治地位。儒释道三教争鸣，皇帝不偏倚于哪一派，而是三教并重，这种开明态度使得唐朝的思想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名家层出不穷。韩愈、李白、杜甫、白居易、玄奘、慧能、义净等学者都在这个时代出现，形成了海量的文献，后来的禅宗、理学、心学——这些中国思想史上的代表性成果，就是在唐朝百家争鸣时奠定的基础。唐朝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已经成熟，大量的思想成果可以保存下来，最出色的就是敦煌宝藏的大量古籍，准确无误地保留了盛唐的文化硕果。
唐朝中国的学者不是囿于中原，而是注重与境外文明的沟通融合，他们的足迹遍布印度、朝鲜、中亚、日本、阿拉伯等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中华文化传到欧洲。基督教、伊斯兰教也在唐朝进入中国，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中国文化成为亚洲的一个重心，就是大唐时代形成的格局。宋以后，儒家再次凭借理学占据主导地位，大唐百家争鸣的自由思想局面在繁荣了二百多年后草草收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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