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嘉庆道光年间(清嘉庆道光到现在多少年了)

导语：清朝嘉庆和道光前期的政治衰败原因，以及漕运和盐政改革

专制君主集权政治体制下的权力约束，主要来自从上而下的监控。这种监控的效力，端在于皇帝和高中级官员的率先垂范和明察秋毫。

虽然清朝皇帝常怀少数族统治多数族的顾忌，大多勤政谨慎，但至乾隆后期，皇帝倦于政务，耽于游猎巡幸，又成为趋势性的问题。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乾隆三十年（1765）、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第四、五、六次南巡期间，两淮盐政与浙江巡抚高恒、王亶望、福崧等人巧为搜括，极力逢迎，大肆铺张，贪污中饱，浪费了大量的民脂民膏，败坏了吏治。

虽然事后贪官都受到严厉制裁，但乾隆帝并未及时自省，以致雷同案件一出再出。乾隆帝晚年信用权臣和珅。和珅才思敏捷、善于逢迎，为乾隆帝倚做左右臂，宠眷日隆。乾隆帝好贡品，地方大吏竭力尽巧逢迎，和珅利用审查贡品之便，恣意截留。

嘉庆四年（1799）正月，已经做了太上皇的乾隆皇帝撒手人寰，嘉庆帝随即逮捕和珅，坐罪20款，赐自尽，籍没家产，除珍宝无法估价及未查出者外，现金、房产、当铺、田产价值就在400万两以上，其中绝大部分为贪污、窃取所得，创清代以来贪官之最。

抄没和珅家产所得，大部进了皇帝的私库，当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讥。

既杀和珅，嘉庆帝实行了一番整顿。禁止臣下进贡和宫内演戏，停止南巡和修建行宫，倡节俭，下诏求言，严格规章，整饬吏治。但嘉庆帝生长深宫，不晓民情，于重大国计，既乏深切认识，又无魄力、手段，国家行政，并无根本改观。

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发生天理教义军攻入皇宫的禁门之变，事后嘉庆帝下罪已诏，曰：“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舌敞唇焦，奈诸臣未能领会，悠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嘉庆帝死于热河避暑山庄，嫡长子旻宁继位，是为道光帝。新帝乃求治之君，以身作则，倡节俭，黜奢靡，信用两江总督陶澍等人，对漕运、河工、盐法做了局部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但无奈吏治积弊已深，又无整顿良方，清朝的衰败，已成难以挽回的态势。

清代前期财政收入的大项为地丁银，其次为盐税、关税收入。其中地丁银为定额税收，火耗系据各地地丁银的总额按比率确定，故地丁银与火耗的总量不能随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而盐税、关税虽然随着人口增长、经济繁荣而增加，但增量仍然有限，无法跟上与康雍乾盛世相伴的长期通货膨胀。

因此，到乾隆后期，朝廷与各地政府实质财政收入的总量不仅停滞不前，而且呈减少趋势。嘉道时期，每遇财政拮据，多依赖捐纳筹资。如川陕楚白莲教之役，至嘉庆六年（1801），收捐达3000万两。而道光一朝，总计捐监31万余人，捐银达3300余万两。

捐纳人员大增，令原本人满为患的仕途更加拥挤不堪，各省于是以“署职。

但海运也有风涛、飘没、窃盗的风险，这些风险的大小，一时仍无法估价，而且裁撤漕运也会牵涉许多既有利益，所以，道光七年（1827）运河畅通后，清朝又恢复了漕运。

嘉庆十六年（1811），在地丁银、盐课、关税三项收入中，盐课约占14%强，但由于盐业专卖制度本身的弊端及吏治腐败，官盐价格日昂，私盐日猖，至道光十年（1830），淮南累计亏盐税银5700万两，淮北亏盐税银600万两。两淮盐政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

经过数年筹备，道光十二年（1832）五月，先于准北的31个销盐州县废除纲商专卖制，试行票盐制。次年推广到其余的10州县。

票盐制的内容大致包括：撤销总商，招民贩盐，颁给护照，凭照纳税请票，凭票领盐贩卖；降低食盐批发价；简化手续，以便民间贩运；按票盐行销数量定缉私员役之赏罚。经此整顿，政府的盐税大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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