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交税这么多(为什么征税不是越多越好)

导语：税为什么越收越多，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告诉我们原因

黄宗羲（1610年一1695年），字太冲，别号梨洲老人浙江余姚 （今浙江省宁波余姚市）人，世称南雷先生，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东林七君子”之一黄尊素长子，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明末清初五大师”之一“海内三大鸿儒”之一，与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黄宗羲

黄宗義发现历史上每次税制改革之后实行合并税种，农民税负暂时下降。像唐朝的‘两税法’、明朝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等。每次税费改革后，很快就会再次杂派丛生，如此循环往复，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他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这就是我们称之为“黄宗羲定律”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古代中央对地方受条件影响，控制不便，地方官员有极高的财政自由，可以合法地巧立名目来收取各类杂税；即便中央通过铁腕手段推动杂税合并，也因为施政依赖人治难以长期延续，一旦政策有所松动，地方税收很容易重回老路。

第二，并税的本质是中央的财政集权，中央希望限制地方财权，同时扩大税收。并税使得地方操纵税收的空间缩小，势必会伤及地方的既得利益，地方官员和乡绅地主便会寻求陋规来攫取更多利益；同时，因为改善民生只是并税扩张财政的附属品，很多时候中央政府为了扩大税收，自身就会设立苛捐杂税。

但实际上，中国古代王朝的税制变化往往会经过这样的循环：

第一，在王国初创时，统治者为了抚平战乱造成的创伤，往往轻徭薄赋、节约民力，减轻百姓的负担，此时是王朝的薄税期；

第二，随着生产逐渐恢复，社会财富增多，统治者出现奢靡之风，国家财政压力加大，开始增加各类税收名目，称为杂费，此时国家进入重税期：

第三，税负的加重，会导致下层民众的不满，激化矛盾，统治者不得不进行税制改革，重新整合税费并降低税率，减轻民众的不满情绪，国家再次进入薄税期；但因为这种税制改革使得地方官员可以获得的“灰色收入”变少，地方官必定会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而继续增加税种，百姓的经济负担仍然十分沉重，王朝也在民变中走向消亡

明代万历年间张居正实施的“一条鞭法”就是典型的例子：

张居正实施的“一条鞭法”

当时地方的农业税超过百种，而且多采用实物税收，农民负担极大且不方便朝廷征税。于是朝廷要求地方将农民的田赋、徭役和其他杂征合为一条，并将实物折算为白银，禁止地方官员另行征派。

这一举措在初期有效减少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但后期地方官员却巧立名目，开始征收“火耗”因为民间白银质量不一，官家熔铸时会产生损耗，这部分损耗需要由百姓分摊，称为火耗，明清时期的火耗最高时达到了应缴稅额的百分之三十。

明朝末年，女真崛起和地方民变进一步加大了中央财政压力，政府开始额外征收应对女真边乱的“辽饷”和镇压农民起义的“剿饷”稅额甚至一度是正税的三倍（古制田税为三厘.而辽饷最高为九厘，也被称为九厘银）。

结果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造反的农民越剿越多。清代基本承继了明代的制度，地方官员俸禄低微，贪腐行为屡禁不止，增加税费是他们获取灰色收入的主要手段。

雍正将包括火耗在内的地方耗费与诸项杂派合并，并将这些杂费并入给官员特别派发的“养廉银”希望通过经济利益的补偿来遏制官员贪腐。

在雍正在位时期和乾隆统治前期，因为朝廷打击贪腐的手段相当强硬，地方杂派现象有所好转；但乾隆晚年为了博取“仁君”之名对贪腐行为“睁只眼闭只眼”，各种杂费再次出现。

以乾隆晚年的江淮盐税为例，两淮盐税可达400余万两，几乎占国家财政税收的-一半，而仅在盐钱转运的漕运一事上，地方的杂征收入就超过40万两。

据统计，清代江南地区农户年收入约32两，而支出却高达35两，连日常生活都难以为继。于是，随着经济负担愈加沉重，地方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清朝也迅速由鼎盛走向衰败。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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