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英格兰农牧业的影响

城市居民饮食消费的变化对英格兰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大的方面：对英格兰农牧业的影响，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和对英格兰饮食文化的影响。

马克思认为生产与消费有着重要关系，生产宗教禁忌,斋戒日对当时英格兰城市居民的饮食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在一年的160天内不能食肉并且每天只能吃一顿饭，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这极有可能造成营养不良。关于斋戒期间不能吃肉，14世纪英格兰城市居民饮食中肉类占比普遍较低，尤其是社会中下层居民食肉少之又少，这点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不大，不能食肉对社会贵族影响更大。

饮食是每个人身体的能量来源，长期食物摄入不足且体力消耗巨大对人体健康造成伤害很大，典型表现就是营养不良，考古资料显示，14世纪贵族的身高明显高于城市普通居民，在调查的三个城市平民古墓中，亨伯河边巴顿镇圣彼得堡教堂城市公墓出土的1300-1499年骨骸显示这一时期男性平均身高为1.71米，女性为1.59米，赫特福德朱森公墓出土的骨骸中男性平均身高为1.70米、女性1.58米；凯琳顿圣埃蒙德公墓出土骨骸男性平均身高1.71米、女性1.61米。在调查的贵族墓地中，1350年爱德华三世在伦敦修造的圣玛丽教堂出土的骨骸表明男性平均身高为1.74米，女性资料不详，上述资料说明，禁食对城市普通居民影响大于社会上层。

宗教还对英格兰饮食的烹饪产生了影响。从人的生理和欲望来讲，追求美食是人的天性，但是基督教教义让人压抑自己对食物的向往，对于基督教教徒来讲，“没有酒或肉的简陋饮食，加上定期的严格斋戒，成了大家赞许的抑制食欲和情欲的方法。”人性中对美食的欲望和基督教推崇的禁食苦修形成了巨大的矛盾，西方饮食在这种矛盾中走向了简单朴实，烹饪技术的发展也遭到限制，与美食相关的职业和研究也遭到歧视，这也是14世纪英格兰厨师地位普遍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决定消费的对象、方式、质量、水平，并且为消费创造动力，反之，消费对生产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它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和改变。食品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农牧业的情况，当食品消费发生变化时，农牧业也会随之改变，14世纪英格兰城市居民饮食消费的变化促使农牧业生产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农业种植发生变化

城市居民饮食消费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分别是农业种植作物比例和农业种植方式的调整。

14世纪城市居民饮食结构发生调整，城市居民的主食消费中小麦数量逐渐增加，他们饮用更多的麦芽酒，小麦在城市居民的饮食中占比上涨，豆类和新鲜蔬果的消费也增多，居民饮食变化对英格兰农作物的种植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是黑麦种植面积下降，小麦和大麦种植面积增多。14世纪初，全国黑麦和马斯林的种植比例为17%，15世纪它们的比例下降到7%，酿造谷物的种植比例从18%上升到27%。1391-1392年，默顿学院霍利韦尔的所有领地都种植大麦。农民的谷物种植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奥克汉姆什一税记录显示，1300年，该地区小麦种植比例较低，种植黑麦和燕麦比例很高，到了14世纪末，小麦在什一税中的比例达到了22.5%。

磨坊里谷物的消费记录也可以反映农作物的种植情况，温彻斯特塞特主教陶顿庄园的磨坊1301-1302加工的谷物中，小麦占15%，大麦占31%，麦芽占53%，但到了1409-1410年，小麦比例上升到了24%。唐顿主教的磨坊在14世纪初加工的谷物中小麦占8%，麦芽占40%，大麦占50%，15世纪时小麦的占比上升到了15%。圣哥伦布庄园的记载表明，15世纪时小麦面包在该庄园饮食中占主导地位，大麦在酿造谷物中占比增加。伦敦附近地区的农作物种植面积也发生变化，大麦和小麦种植面积增加且占比较大，豆类的种植也逐渐增多，燕麦种植面积逐渐减少。

农业种植方式发生了变化。黑死病后，英格兰人口下降，人均土地占有面积增加，为了获得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农耕制度从两圃制变为了三圃制。三圃制指将土地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春耕，一部分冬耕，一部分休耕。在三圃制引进英格兰之前，英格兰的耕种方式为二圃制，即休耕和耕种。相对于二圃制，三圃制的实行一次巨大进步，它极大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同样面积的土地实行三圃制明显比两圃制得到的实际耕种面积更大。三圃制也提高了粮食产量，每亩土地的粮食收成至少增加30%-50%，同样的30亩地，用二圃制耕种得到的最终收益为32先令5便士，用三圃制耕种得到的最终收益为45先令11便士。“采用三圃制度是中世纪超过古代的一个最大的前进步骤，也是对文明的一个很有价值而又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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