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朱安为什么没办法在一起（整整30年无性无爱无趣的婚姻）

1906年农历六月初六，周树人与朱安在周家新台门的大厅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时年周树人26岁，朱安28岁。周家和朱家都是大户人家，都曾“先前阔”，虽然家道衰落，但是门风不坠。婚礼当天，锣鼓喧嚣，人声鼎沸，观者如堵。

新郎戴着一顶罗制的筒帽，装着一支拖出在帽下的假辫子，身上的服装用套袍，外面罩上纱套，脚上穿着靴子。新娘全身古装，穿着红纱单衫，下边镶有棉做的滚边，下面是黑绸裙。

结婚那天，花轿进门，掀开轿帘，不料从轿里掉出来一只新娘的鞋子。因为她脚小，娘家替她穿了一双较大的绣花鞋，脚小鞋大，人又矮小，坐在轿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鞋子就掉下来了。当时有些老人就说，这是“不吉利”的。

拜堂过后，一对新人被送进楼上的新房。新郎身高161cm，看上去是个英俊的青年，脸上生着白白的皮肤，身材比新娘略高一点。而新娘显得身材矮小，面孔是长的马脸，“好像没有发育完全似的”。

新郎走上楼梯，宾客拥挤推攘，混乱中有人踏落了新郎的一只新鞋，这同样被认为是不祥之兆。

当晚，新郎像木偶一样任人摆布，自始至终一句话也没有讲，见了新媳妇，照样一声不响，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

这一夜两人有没有肌肤之亲，除了当事人，谁都不知道。只知道新郎哭过，印花被的靛青把新郎的脸都染青了。周母担心新夫妇的动静，亲自到新房隔壁去听。发现他俩很少谈话，儿子一直看书，迟迟才睡。

当晚有个贺客，被招待住在一间装有玻璃的房子里憩夜。第二天早晨起床，说他在夜里看到了鬼。这种犯忌的胡言乱语遭到了主人的谴责。

第二天晚上，周树人便搬到母亲的房间里去住，先看书，然后睡在母亲床边的一张床里。过了三四天，便携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没有人提到朱安这几天是怎么熬过来的。不知她是一动不动木然呆坐在新房里，还是一边垂泪，一边听那些过来人循循劝导，教她如何慢慢熬出头？

周树人走后，朱安便承担起长子长媳的责任，侍奉长辈，恪守妇道。绍兴人把刚嫁过来的媳妇称为“新妇”，作为“新妇”，她一刻也没有体会到新婚的甜蜜，刚嫁到周家就独守空房，这种日子近乎残忍。但不管怎样，她终于成了周家人。

朱安住的房间，因为两扇门是蓝色的，故称“蓝门”。这里曾经死过一个族里的读书人，多年没有住人。周作人曾这样描述蓝门的凄凉景象：“蓝门紧闭，主人不知何去，夜色昏黄，楼窗空处不晓得是鸟是蝙蝠飞进飞出，或者有猫头鹰似的狐狸似的嘴脸在窗沿上出现，这空气就够怪异的。”

因为周树人要结婚，所以周母把这个房间装修了，作为儿子的新房。朱安每天操持完繁杂的家务，迈着小脚，一步一步走上逼仄的楼梯，回到空荡的房间。孤零零一个人，其间的孤寂和凄冷，可想而知。

在这个大院里感到孤寂和凄冷的，并非朱安一人。此时周家住着三个女主人：周树人祖母蒋氏，与祖父周福清关系不睦，常年独居，脸上少见笑容，终日坐在窗下，慢慢地做针线，或者拜佛念经。母亲鲁氏，38岁丧夫，寡居至今。在蒋氏和鲁氏的映衬下，朱安的日子并不是那么难过。因为大家都是这么过的。

1909年初秋，在母亲的再三催促下，周树人结束了长达七年之久的留日生涯，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这无疑给了朱安一丝希望，然而，丈夫的态度很快让她心凉了。他们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不多说话，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周母大惑不解，问儿子：“她有什么不好？”周树人摇摇头，说：“和她谈不来。”周母问怎么谈不来，回答是：和她谈话没味道，没趣味，有时还要自作聪明，不如不谈。

周树人先任杭州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后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再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校长。他经常住在学校里，偶尔回家，总是很晚，回来也是独睡一屋。他给许寿裳写信：“仆荒落殆尽，手不触书，惟搜采植物，不殊囊日，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

意思是说，他白天上山采摘植物做草木标本，晚上抄写古籍打发漫漫长夜，代替他心目中的美酒和女人。周树人时年30岁，也是血肉之躯，有着正常男人的欲念和需要。但他硬生生克制了自己的欲念，并把这种需求转移到其他事物上。

1912年初春，周树人离开了令他窒息的家乡，就任北京教育部部员，正式成为一名北漂，和朱安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分居生活。两人过得都很寂寞，凄冷，孤独。鲁迅每天除了上班，便是蜗居在陋室中抄佛经，抄古碑，玩古董，没有应酬，也不交游，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就在这段时间，朱安学会了抽水烟。此后多年，一直到死，水烟袋没有离过她的手。

1916年初冬，周树人回到故乡，为母亲庆祝六十大寿。一连三天家中亲朋满座，连着两天请来戏班唱戏，祭祖、祀神，贺客盈门，场面十分热闹。这一次，朱安终于爆发了。

她精心张罗了一桌酒席，款待亲朋好友，席间当着众多亲友的面，指责丈夫的种种不是。周树人听之任之，一言不发，事后对孙伏园说：“她是有意挑衅，我如答辩，就会中了她的计而闹得一塌糊涂；置之不理，她就无计可施了。”

这次发难对于朱安而言，除了让丈夫对她印象更坏，感情更薄，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正反馈。

不过这段时间家里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那么冷冷清清，因为周作人夫妇从日本回来了，周建人也娶了嫂子的妹妹。家里有了年轻人，又是接受过新式教育，出国留洋见过大世面的年轻人，气象顿时焕然一新。

朱安每天听弟弟弟媳讲述各种逸闻趣事，虽然他们说日语的时候多，让她感到冷落和边缘，但是家中这种热热闹闹的生人气息，还是冲淡了大院里长久以来的孤寂冷清，即使只在旁边看着，心里也觉欣慰。

周作人兄弟对这位大嫂还是尊重和关心的，经常带她出去散心，还一起过西方的时髦的圣诞节。

周家兄弟回来，也给朱安带来了解脱。以前家里没人，她需要一刻不离的侍奉蒋氏和周母。现在家里人多了，她便经常回娘家探亲，短则十几天，长则两三月。周母是通情达理的人，对朱安的境遇感同身受，默许了儿媳的这种行为。

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便是朱安的屋里钻出一条大白花蛇，有一丈多长，被人捉住后扔到了百草园北面的“鬼园”里。在绍兴的民间传说中，蛇往往被视为淫物。“（男蛇）常常要追人，且能淫妇人。妇人独行山径中，遇得它，每被缠住。即不死，每多黄黄肿肿的，一点血红的颜色都没有了。”

朱安对此很害怕，并且耿耿于怀，不仅托周作人买了压胜的花钱辟邪，而且托周作人给周树人写信，着重说了这件事，不仅申明自己恪守妇道，没有不良之举，而且劝说周树人纳妾。周树人收到来信，没有回，当晚在日记中写下六个字：得妇来书，颇谬。

其实从此可以看出，朱安是幸运的，因为她嫁到了周家这种开明之家，如果她是祥林嫂，嫁给被封建礼教深深毒害的腐朽落后的封建家庭，估计白花蛇这一关就过不去。

1919年，鲁迅在北京买下了八道湾的宅子，同时卖掉了绍兴老宅。他回到故乡，逗留了20天时间，向亲友告别，处理家中事务，该卖的卖掉，该寄存的寄存，该送的送掉，其余的东西，则干脆统统烧掉了。

他在《故乡》中写道：“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虽然离别故乡不免伤感，但从此也可以迈向新的生活，特别是下一代，“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这一年朱安41岁，鲁迅39岁。

朱安来到北京，随着周氏兄弟矛盾日深，她的日子也不好过，经常被弟媳指桑骂槐，并且教唆孩子们不来她的屋里玩，“让他们两个冷清死”。

1923年，鲁迅和周作人正式决裂，决定搬出八道湾，他跟周作人夫妇说：“凡归我负责的人，全随我走。”这里所说的“归我负责的人”，便是朱安。因为周母是周家三兄弟共同的母亲，不仅归鲁迅负责，也归周作人和周建人负责。因此鲁迅和朱安搬出去以后，周母暂时没走，就住在八道湾，直到鲁迅买下新居，才把母亲接了过来。

鲁迅又征询朱安的意见：打算留在八道湾和周母同住，还是回绍兴朱家？如果回绍兴，他将按月寄钱，供应她的生活。朱安想了想，回答道，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周母）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啊。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鲁迅和朱安开始租住在砖塔胡同的三间小屋里，又小又矮，他自己一间，朱安一间，中屋洗脸吃饭之外就不能多放东西。周母经常白天来，晚上回到八道湾，或者偶然在朱安房里挤一两天。

鲁迅迁入砖塔胡同不久便病倒了，不能吃饭，只能吃粥。朱安每次烧粥前，先把米弄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并托人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品商店去买糟鸡、熟火腿、肉松等鲁迅平时喜欢吃的菜，给鲁迅开胃。自己却舍不得吃这些好菜。每逢家里有客人来访，朱安也是尽心尽力地招待，终于有了一点女主人的样子。

朱安总抱着一丝幻想，以为只要好好地服侍丈夫，孝敬婆婆，终有一天对方能幡然悔悟，发现从前错待了她。对朱安在生活上给予的照料，鲁迅也是清楚的，可是，他可以同情她，供养她，却无法对她产生“爱情”。他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这是朱安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虽然如流星一样短暂。翌年，鲁迅便在西三条胡同买了房，把母亲接来同住。家里三个主人，一个老太太，鲁迅夫妻二人。两个女佣人，一个王妈，一个胡妈。

老太太保守着旧式家规，每天只看书，朱安依照着旧式家规，除每早每晚向老太太请安外，还得下厨房，因为两个女佣人，王妈是专门服侍老太太的。胡妈除买菜，煮饭，打扫之外，关于烧菜的事儿，总是朱安自己动手。

鲁迅和朱安一天只说三句话。早晨朱安喊鲁迅起来，鲁迅答应一声“哼”；中午朱安喊鲁迅吃饭，鲁迅又是“哼”；晚上鲁迅睡觉迟，朱安睡觉早，总要问，门关不关？鲁迅说“关”，或者“不关”。

鲁迅从日本回来以后，一直保持着冬天穿单裤的习惯。郁达夫说：“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抑制性欲的意思。他和他的旧式夫人是不要好的。”有一次周母嗔怪朱安：“无怪乎他不喜欢你，到冬天了，也不给他缝条新棉裤。”于是朱安奉老太太的命令做了一条新棉裤，偷偷地放在鲁迅床上，万不料鲁迅回家，竟然将其扔了出来。周母没办法，托孙伏园劝劝鲁迅，结果鲁迅回答：“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

俗话说，饱暖思淫欲。鲁迅为了戒思淫欲，只好不饱不暖。

1925年夏天，朱安得了胃病，鲁迅把他送到日本人开的医院里，“颇有胃癌嫌疑”，幸而检查结果出来，没有大碍。鲁迅一进门，就问：“检验过了没有？”朱安说：“检验过了。”鲁迅就往外走，嘴里还说着：“我问问医生去。”过一刻，鲁迅回来了。朱安问：“医生怎么说？”鲁迅简单地回答：“没有什么，多养几天就好了。”说完，就匆匆走出了病房。

曾有很多人苦劝鲁迅放弃朱安，既然没有感情，就送她回娘家，负担她的生活费，也算仁至义尽了，何必两人一起干耗，为旧道德陪葬。但是鲁迅不肯，因为朱安无路可走，没地可去，离开周家，只有死路一条。诚如他在《伤逝》中所写，涓生放弃了子君，子君回到老家，很快便死掉了。

按照鲁迅最初的想法，便是跟朱安和周母就这样清冷孤寂的过一辈子，虽然无性无趣无爱，但这都是命运的安排，无法挣脱。但是许广平的出现，给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增添了亮丽的颜色。

鲁迅搬到西三条胡同之后，很多青年男女前来请教拜访，许广平不是第一个踏进周府的女生，却是最勇敢，最坚毅，最活泼的一个。正是在许广平的感染和鼓励下，鲁迅感受到了人间的美好，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并且有了“我也要爱”的勇气。

1926年初秋，细雨迷离，鲁迅带着许广平离开北京，车站上送行的人群中，没有母亲和朱安。她们站在西三条的门口，目送他远去的身影，直到消失在胡同尽头。十年之后，鲁迅在上海溘然长逝，年仅56岁。58岁的朱安听闻噩耗，便在北京西三条胡同的家里设立了灵堂，一身素服，点燃香火，在袅袅青烟中，祭奠丈夫的在天之灵……

从1906年结婚，到鲁迅1936年去世，两人的婚姻整整持续了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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