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人笔下的春节（唯待明朝到手春）

李冬君/文

2020年过去了，我称之为扁平的一年，病毒几乎碾平了人类理性的生长空间。可人生来就自带释放忧患的能力、生而愉快的自由节奏，在2021年的春节，让我们回到“欢乐”的乐章。

因为春节是一个宽容的节日，甚至一切都被允许，特别是欢乐。它耽于当下的释放，更奇妙的是，它还具有记忆考古学的非凡引力，引诱我们去否定时间，轻松穿越，将我们的好奇心倾注于阅读古人的春节诗篇，考究他们过春节时的心境。

上下千年好诗太多了，由此想到历史悠久的好处。尽管王安石有“爆竹声中一岁除”、“总把新桃换旧符”的改革抱负，辛弃疾在上元灯节用“东风夜放花千树”对照“灯火阑珊处”，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千年的寂影，但我更愿意到十六世纪去过年，因为那里有几位诗人，灵魂里汩汩流淌着才气，诱我嗅到他们的气息。

有人说，哲学以前，诗是最高的语言形式。其实，诗只对自己言说，是很个人化的情绪表达，每一样物事一旦被诗性捕捉到了，都会在灵魂上烙下印记。因此，顺着那几位诗人的除夕吟，就能触摸到他们各自独特的迎春滋味，看见他们的个体风姿。

十六世纪是世界文艺复兴的伟大时代，东西方同时涌现了一大批文艺巨匠，在明代，有唐伯虎、文徵明、袁宏道、李贽、徐文长等等。他们比肩喷薄，以心试法，被时代目为“狂人”。所谓“狂人”，都是些否定现实、挑战常识的人，必定会因冲突而生悲剧，令人起形而上的幽思，落寞为审美的历史唏嘘。读着他们的诗，品咂他们的人生，回到十六世纪去跟他们一起过年，然后，在新的一年里，给自己许个愿。

才子过年如蹦极

历史上的名流，没有比唐寅的人设更能置人于扼腕的懊悔心境了。描述唐寅，汉语里可资凭借的痛惜之词也几乎用尽。天纵不世之才，命运却给他以断崖式的人生截取，他在“天堂”里过完了“炼狱”的一生。

唐寅偏有两首“过年诗”，把一个“举业的精品”，剪辑成人生两截，投射给历史的帷幕，让我们看到连命运都不忍直视的“跳崖”姿态。

1499年是唐寅的巅峰，这一年，他在北京过的春节。

这恐怕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春节了，因为年后，他就要冲刺科举之巅。在他的预算里，这次“会试”，就应该像他16岁苏州府秀才第一、29岁南京应天府乡试第一一样。

去年11月乡试高中时，他立即刻了一枚“南京解元”的印章，随后北上进京，志在必得殿试三甲。“双第一”盛名远播，据说在京城，争相与他结交的车马轻裘，堵塞了他住的胡同，挑动了他原本毫无遮拦的才子气，与江阴富家子弟徐经，几乎日日携二三戏子招摇过市，奔走于达官门下，走向他的“惟有读书高”与“货与帝王家”的人生终极。殊不知，宿命的罡风早已潜伏在他的脚下。

上元日，中央都放假了，他第一次逛皇家春晚灯会。鳌山灯会始于永乐七年，到弘治十二年，整90个年头。据说皇帝会亲临午门，与民同乐。唐寅满怀喜悦，连作七律《观鳌山四首》，从诗中可以想象当年灯会的皇家气派。人在兴头上，对于所要皈依的对象是不吝颂词的，也幸亏唐寅这般才子的锦心绣口，又值他春风得意，诗情汩汩不自禁，弘治十二年这乌龟山版的春节灯会，因他而彪炳春晚青史。

来看第一首：

禁篽森严夜泬寥，

灯山忽见翠岧峣。

六鳌并驾神仙府，

双鹊联成帝子桥。

星振珠光铺锦绣，

月分金影乱琼瑶。

顾身已自登缑岭，

何必秦姬奏洞箫。

华美之词，如灯花一样灿若星河，将鳌山的纷繁导演如银河仙界。但才子不过瘾，又一气呵成三首，口吐珠玉几无穷尽，铺陈叠加直追汉赋，忽而“沉香连理三珠树，结彩分行四照花”，忽而“凤蹴灯枝开夜殿，龙衔火树照春城”。他穿梭其间，被灯火烘热的情绪高涨，当他看到“莲花捧上霓裳舞，松叶缠成热戏棚”时，忽有所悟，士人唱颂词的落脚点，不正是领唱“万民齐口唱升平”吗？所以最后，他念念不忘感恩，所谓“不是承恩参胜赏，歌谣安得继康衢”。

如梦坠的体验，突然从灯火通明跌入至暗时刻，也不过是一瞬间的俗念。正月里看花灯，二月里进“考棚”，不想会考舞弊案发，唐寅受累下狱。

是“受累”吗？凡同情者皆说“受累”。是的，以他的才情，何故多此一举、画蛇添足？无论如何也说不清了，他与重金买考题的主犯、也是好友徐经整天纠缠在一起，怎么说得清呢？连他自己都说“方悔昨朝搬鬼戏”，总之，是有“鬼戏”的。

倘若没有经历过从悬崖跌落深渊的体验，你我都无法体会这瞬间的心理落差所产生的精神跌宕，但我们可以看唐寅的灯诗，要了解一名中国传统士人，只要看他的诗境属于哪一种层次，一般不会错。

唐寅才高，虽贯以行为放浪彪举士列，引天下人侧目，但思想并不离经叛道。从他后来字画上的钤印来看，除了“吴门唐寅”、“吴郡唐寅”表明他的地望外，“南京解元”、“龙虎榜中名第一”、“晋昌唐寅”，还都是他放不下的功名念想。看似一个大雅之人，却做了一件大俗之事，竟也不出性格即命运之囹圄。从秀才第一到乡试第一之前的十几年间，他才气难训，放浪形骸，纵酒狎妓，甚至在府学泮池里裸浴，狂喜之下，不省世俗人事。人们对文人无行的宽容，他一点儿也没浪费，甚至超额使用。直到他父亲去世，随后母亲、妻与子相继去世，才惊醒了他沉溺享乐的不羁之心。

树倒鸟惊散。30岁以后，唐寅几乎是在孤独与耻辱中度过的。仕途不成，又耻于为吏，那就做个独立的个体，他的自我意识似乎此时才开始觉醒。才子任何时候都不缺少才气，才子气是一种具有审美格调的自由气质，是独立的底气。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可供审美的气质，才给后人那么多虚构才子的想象空间，如《唐伯虎点秋香》，那个被王朝打碎了的“举业精品”，活在文化的江山里才会不朽。

诗歌可以矫正内伤。穷厄之际，唐寅开始吟诗自愈，卖画为生。君子固穷，通透起来也不难。做孔子做圣徒很难，那是会试殿试的标准教材，但想做老子做庄子都不难，尤其是唐才子。他写了许多“看透”以及“豁达”的诗篇。读完他的“一世歌”，你会觉得人生就是客居，时间才是主体，所谓匆匆过客，都不过是在为时间“贴金”而已。

唐寅有一幅“行书七律四首诗卷”留传下来，据推测书于40岁以后，晒他过除夕的另一种场景：

紫烟塞屋灌鸣汤，

两岁平分此夜长。

鬓影鬅鬙灯在壁，

壮图劳落酒浇肠。

命临魔蝎穷难送，

饭有溪鱼老不妨。

扫地明朝拜新岁，

吴趋且逐绮罗行。

这一年，他一个人守岁，这一夜也是新旧两年最长的一夜。

满屋子炉火烟尘，蓬头垢面映在墙壁上；贫穷是送不走了，但尚有溪鱼下酒，在除夕浇愁送愁还是够用的。送完愁，扫地拜新年，明早一开门，就到吴趋里集市上，混迹于绮罗新衣的行列中。如此不堪，他还有尚待明年的诗心。文徵明说他“郎君性气属豪华”，的确只有春节的豪华魅力，方与他的才气般配，也才能重燃他的生命之火。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春节是新旧分水岭，除夕守夜，是新旧揖别，春天主生，万物复苏，它带着生命的青色来赴人间之约，那叫青春，叩响万家门户，无论老幼抑或贵贱贫富，都要开门迎新，接受青春的问候。经历了人生跳崖式的降落，那青春之色如缓缓疏阔的江河，流淌成唐寅诗画中的节日气氛，而我们则可以作他诗画人生的守夜人。

江南烟雨诗骨狂

文徵明是唐寅的贵人，两人同年生，一头一尾。文小唐十个月，但文不仅少年老成，而且还少年迟语，11岁才开口说话。那一年，他们16岁，在唐寅父母经营的小酒楼里相识了，唐寅正帮父母打杂，从此莫逆。

明代江南商品经济发达，观念开放，唐寅出身小商人之家，文徵明出身仕宦世家，士农工商的等级界限并未影响他们的亲密交往。

在《阊门即事》中，唐寅描绘了苏州的消费主义热情：“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仅凭这首诗虽然无法定义江南新纪元的开始，但足以给资本主义萌芽加分。

文徵明与唐寅一相遇，便偶成了一副文人的对子。文徵明生而外椎（驼背），唐寅风流倜傥；一个生来迟颖，一个天资聪颖；一个浸淫于浓厚绵长的仕宦世家，一个在平民小商人之家摸爬滚打；一个因儒教熏染至肺腑而严苛自守，一个因少拘束而放浪形骸。但他们都得到了文徵明的父亲文林的宠爱，文林在苏州的各种交际，都会带上唐寅并隆重推荐；文林到温州、山东、南京游宦，也都要带着文徵明，对他言传身教。人们都以为文徵明天生痴呆，文林则说我儿神明内蕴，必成大器。

文家悠久显赫，祖出姬姓，两千多年枝繁叶茂，文林一支可追溯至西汉成都守，传至宋代，与文天祥同宗。至明代，文林食禄南京太仆寺丞又温州知府，看来文徵明的前途一派光明。

他在25岁的春节时，就有点等不及了，看他的除夕赋诗：

千门万户易桃符，

东舍西邻送历书。

二十五年如流水，

人生消得几番除？

对文徵明来说，每个春节都是励志节，每个除夕都要悔思，一年一岁一蹉跎，人生有几个除夕？诗中的“易桃符”、“送历书”皆给他一个暗示，时间如流水，流进他的心田，滋长蓬勃的焦虑与期待。新婚已两年，从11岁开口说话，预习举业也有15年了，他踌躇满志，准备来年府试大考。

1495年，文徵明26岁，第一次赴应天府乡试，非常隆重，可惜“不售”。从此，他开始踏上了乡试之路，一试再试三试，屡试不售。1519年是他的知天命之年，正月二日，大雪中，他登上拙政园梦隐楼，园主人老友王献臣的“拙政”经历并未触动他，父亲的希望言犹在耳，他还要继续举业。这一年，他第八次府试不售，待到53岁府试时，他已经是鬓发二毛的老先生了，凡26年9次乡试，皆不售。

查“四库全书”，明朝科考不第，流行用“不售”一词，或许受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本来就要货与帝王家，没考上，就是没把自己卖出去，所以明明白白叫“不售”。商品不对路，家世再好也卖不出去。考场上，文徵明始终坚持古文辞，能售才怪！那时，他与唐寅追随徐祯卿倡导诗文复古运动，斥举业为“罪业”，所谓“向来罪业无人识，虚古时名二十年”，“九举不售”，他反而坦然受之。

父亲为官清廉，55岁累死任上，他只为不辜负已死的父亲，所以一直举考，为父尽孝，这要在汉代早被举孝廉了。当然，九举“不售”，若放在今天，这样的题材也可以上春晚小品。

果然，有人举荐，文徵明入了翰林院作待诏，随时等待皇帝召唤，参与撰修《武宗实录》。年底，还未及除夕，唐寅便贫病而死，留下《临终诗》。也莫怪文徵明没能及时出手救助老友，因屡屡“不售”，他半辈子没有俸禄，且父亲去世的第二年，继母便命他与兄长分家。那时他31岁，携妻带两小儿独立门户，与唐寅落魄故里同时，一样的“才而贫”，只好靠才气在书画中谋生，一个“天生我口惯食肉，清缘却欠杨梅福”的官宦子弟，穷得他时常想“何时去买薄田耕”。

54岁这一年，初进京时，京城士林为他倾倒，比之王维、米芾。但文徵明作画有三戒：一不为宦官作画，二不为诸侯王作画，三不为外夷作画。上下左右都得罪光了，适逢明世宗因“大礼议”之争，杖毙伏阙诤谏的翰林编修17人，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何来生命的尊严？这都是寒窗苦读考进来的进士啊！唉，这些愚夫子！幸亏文徵明跌伤左臂，一月未朝，否则他如何自处？是要表态的。

避过此祸，文徵明彻底心寒，加上同僚排挤，黑语刺耳，什么“衙门不是画院，何容画匠处此焉？”“奈何辱我翰林焉？”文徵明一个安贫乐于诗画的世家子弟，才不会在这儿抢食狗嘴余物，他要回苏州天堂去了。三年乞归，终于得允，解脱朝廷，欣喜若狂，他不管不顾即刻解缆，行船南下把家还。

走京杭大运河最便捷，可才到通州潞河，河面就已结冰。明朝时，通州潞河驿站是水陆两用的京城门户。天留人啊，朋友们劝他归朝，他哪里还敢回头，宁愿寓船，待来年开春冰融再回家。一个人在船上除夕守夜，侍弄炉火，想家的诗情便在笔墨纸砚上晕染开了：

拨尽炉灰夜欲晨，

不知漂泊潞河滨。

灯花自照还家梦，

道路谁怜去国人。

浩荡江湖容白发，

蹉跎舟楫待青春。

只应免逐鸡声起，

无复鸣珂候紫宸。

他原本就是个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的人，诗的前半阕絮叨孤独，以补偿他想家之苦，后半阙窃喜油然，他从此再也不用一听鸡鸣就起床，也不用穿戴朝服官帽去皇宫，更不用频频作揖应官腔，就在船上躲清闲，等候青春来敲门，然后解缆南下。

文徵明几乎每个春节都写诗，诗如其人，不看年谱，几乎分辨不出诗龄的差异。他少年老成倒方便了他持守古拙，每年除夕一首诗，不为华彩，但求超然平淡，就像做个小结，不断地回首，给每一年的命运作揖。他无欲则刚，生活中“但求无事无妨贫”，就这样，在每一年的诗里柔化了自己的坎坷，凝成了智慧的结晶。当宁王朱宸濠派人带着书币到苏州邀请唐寅、文徵明、谢时臣、章文时，唯独文徵明不为所动。事后，无不服之。严嵩过苏州求见，文徵明守着自家规矩拒不见。山水画家背靠的是山川，胸中自有丘壑，面对隔岸的人事一脸平淡。

“人家除夕正忙时，我自挑灯拣旧诗。莫笑书生太迂阔，一年功课在文词。”这个除夕，他已经85岁了，有旧诗可拣，有太多的故事可供回忆，还有儿孙满堂。看到“家人欢笑说年华”，更加珍惜“常得团圆有几家”？“孙曾绕膝更翩跹”，“不觉残龄又一年”，他想起天上“唐寅早已抱婵娟”，而他还在地上“却对梅花一灿然”。

楚狂人的“性灵”年节

文徵明当然不知袁宏道是谁，但袁宏道知他，还知他是唐寅一生最敬重的朋友，知他与唐寅最好的朋友祝允明不一样。唐寅曾自称“愿例孔子以徵仲为师”，看到这句话时，袁宏道的性灵被唐寅的真性情击中了，随即批道：“真心实话，谁谓子畏狂徒者哉？”子畏是唐寅的字，其实他谁都不畏，就连向文徵明表示一下谦虚，都要援例孔子，自比孔丘。狂人与狂人相惜，才子与才子通灵，六休度化六如，怎一个“缘”在一百年后相偶？

袁宏道，字中郎，号六休，上述那句话就出自《袁中郎先生批评本唐伯虎集》。据说这本唐寅的传世之作，是离唐寅最近也是最好的，由袁宏道独家批注。

楚人看吴人，趣味的角度像江河之倾，由于地势的优越感，楚人总会居高临下，凭借长江中游俯瞰下游。不仅地势，历史上楚人的势头也总占上风。战国时期，越人把吴人灭了，楚人又把越人灭了，然后派楚公子春申君去治理东吴，至今上海“申”字就是因春申君而来的。万历年间，湖北公安县一门三进士的老二袁宏道，又被派到苏州吴县任县令，他仍然带着拯救吴门的情怀。

除了抢救他仰慕的唐寅不要被历史的泥沙掩埋外，这位楚地性灵之人，还要与吴门文坛对话。可此时，吴门文坛俱往矣，“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都已成为历史的风景。但文坛不能没有“派”，尤其是万历年间的文坛，初现文艺复兴的小气派，不能说与吴门文坛的前赴后继无关，不过吴门文坛在反对理学时，复古的姿态因过于追求原装而有拟古之嫌，缺乏对当下个体的柔性观照，于是“拟古”或“仿古”，便成为袁氏三杰顺手拈来的批判靶子，特别是袁宏道带着公安派的性灵派头来到吴门，异趣风靡。

他曾用宋徽宗式的“天下一人”口吻谈论当代文坛，那时他才25岁，没有向文坛打躬作揖，便冲口而出，“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这首绝句毫无雕饰，锋芒直指复古运动的文坛，“无文字”可看。

还有更尖锐的，他在给吴门狂人张献翼的信中，怒语狂飙，批判文坛的痼疾，一如尊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粪里嚼渣，顺口接屁，仗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的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现成字眼，亦曰骚人。……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得而不诗哉？”

读完这段话，你会在笑喷之余想起“楚辞体”，为什么楚人写诗，每一句中间要加一个“兮”字隔断？大概就是为缓冲楚语的狂烈吧。

话虽如此，但质量不低，一个模子写诗文，人人都戴一样的帽子，当然不是文学创作。无关个体心灵的写作，只能看作是间歇式的群体中魔，正如袁宏道所语“死于古人语下”，其“古人语”可以在任何时代以不同的面目呈现，所以它蕴含了当下的意味。

又一个楚狂人，比接舆笑孔丘还狂。但他没有“凤歌”笑吴门，文坛文章事，为政归为政，他在吴县认真为官，整顿吏治，处处与民方便，颇受吴人拥戴。但他那楚人才气，难以适应吴人官场习气，只一年，便乞归挂印，还不胜感慨，“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尤为苦，若做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

都说读书苦，做官难，而才子，尤其是出身世宦门第、家道殷实的才子，哪里能容忍一个七品芝麻官的上下左右之难？至于读书嘛，那是才子命里的活计，前世都做过一遍的。袁中郎24岁进士及第，并未急于游宦，而是在家乡赋闲读书游学。

李贽在麻城龙湖讲学时，连妇人都会结群去听，据说万人空巷。人总要寻找内心的声音，于是心学就出来了。那时袁宏道还是个苦闷青年，也来问学，李贽与他谈禅十日，中郎相见恨晚。

三年后到吴县任上，是他第一个仕宦生涯。

吴门文坛，吴县官场，都被楚狂人的“性灵”洗劫一遍，但官场让他苦不堪言，他直叫离任。1596年他乞归不成，便在苏州过年，写了一首长诗《迎春歌》，展示了“楚狂人”的性灵款式：

东风吹暖娄江树，

三衢九陌凝烟雾。

白马如龙破雪飞，

犊车辗水穿香度。

绕吹拍拍走烟尘，

炫服靓裝十万人。

额罗鲜明扮彩胜，

社歌缭绕簇莽神。

诗的视角给出俯瞰的畅快，让我们看到了迎春仪式的狂欢场景，甚至带出万人空巷的想像。但诗人的卓越才气还远未释放，细微处才见他驾驭诗句的真情，给他热爱的百姓，作为文化中国里的人，谁能不懂这一年一度的欢乐野趣和对幸福的期待呢？

接着，他的诗眼开启细节，诸如“乌纱新缕汉宫花，青奴跪进屠苏酒”，“梨园旧乐三千部，苏州新谱十三腔”，“一路香风吹笑声，千里红纱遮醉玉”，“拾得青条夸姊妹，袖来瓜子掷儿郎”……

无愧性灵派的掌舵，一气呵成十五联，诗句如瀑，却柔情明媚，就像诗人内心盛开的温柔之花，将吴门迎春的欢乐传递给读者。

张岱对袁宏道的评价很高，说他的诗文如“修眉灿目”。真像少女修眉一样，他细细描绘，参差罗列，不厌繁笔铺陈吴门春节的富庶、欢乐与多彩，格局如“春江花月夜”，但这里没有皇家的华丽，只有市井的繁华。诗的铺排则着力于精微与恢弘的表现张力，宣喻“性灵”不仅仅抒情，还有创作技艺的老练，才能成就一幅江南的工笔年画。

无论如何，吴令还是耗尽了他的拯救情怀，吴钩也看了，栏杆也拍了，他要离开体制，也离开苏州，去游历吴越名胜，畅游文化的江山，人生止损于此，幸之。

“性灵”不能没有人与山川相映发的快乐体验，他兴奋如一只逃逸成功的兔子，“丘壑日近，吏道日远”，他的“心近狂矣，痴矣！”他“无一日不游，无一游不乐，无一刻不谈，无一谈不畅”，游历使他“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

1597年，中郎30岁，辞掉吴县县令，往绍兴回访知交陶望龄。陶望龄是谁？是大才，万历十七年进士，会试第一、殿试第三，刚直清廉，提倡心学，把做学问当做休息，所以居号“歇庵”。去年回乡省亲，曾往吴县拜访过袁宏道，两人畅谈三日。

袁宏道从“歇庵”书架随意抽了一本书，烛烟久熏，字迹模糊，细辨书名《阙编》。没想到，他才读了两页，忽然惊跃连呼，作者是谁呀？古人焉？今人焉？陶公回之，吾同乡徐渭先生所作。两人当即秉烛读诗，忽而击掌，再读，忽而拍案，又读，达旦，意犹未尽。袁宏道恳请陶公不惜代价搜集徐渭轶文，陶公不负所望，编成长达三十卷的《徐文长集》。

袁宏道则顿足扼腕，仰天长叹，恨自己三十岁，才知海内有此一惊鬼神的文长先生，他不禁天问，老天呐，为何让我们相识甚晚？“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先生任凭一己孤独之“性灵”去抵抗俗世的不堪，不惜自残而致狂疾疯魔。悲夫！痛哉！袁宏道几乎以匍匐的姿态为《徐文长传》。

有一首除夕通宵饮酒诗，是徐渭在百转九回的磨难之后写的，可诗中所见仍是他不死的王者之风，“饮我金杯三百斛，五更漏转犹未残”，“醉余皓首冲泥滑，欲跨白马呼银鞍”。

同年，袁宏道北上游历至仪征，此时，具有人性启蒙之光的“性灵”说，在东南文坛已是所过草偃，就像当年楚国统一吴越一样。旅途过除夕，游历的兴奋犹存，从丁酉除夕的诗中自然流出，“得意人间世，经年作旅人。愁因山水减，荡免父兄嗔。”游历释放了他的郁闷，也增长了他的见识，这个旅年过得很开心。

接着，他就往北京去了，那时李贽也在北京，住在西山极乐寺，除夕夜，李贽写了一首诗，“众生齐唱阿弥陀，人在天涯岁又过。但道明朝七十一，谁知七十已蹉跎。”诗中参禅的年味似乎消弭了他的狂气，他开始反刍，出世原本是对俗世的否定，但他又不得不寄身于这无处不在的红尘，而且身处红尘反红尘，红尘偏又给予他红火的回报，这是多么的荒腔走板！可这就是红尘里的调，任你说它蹉跎，可它仍是你摆脱不掉的未来褶皱，时间给予人的不是滑梯，而是带有美感的搓板。所以，虽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但未来犹可期也。庄子曾说孔子，“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非”，就有重新做人的意思。子在川上轻轻地曰，“逝者如斯夫”，流水从不回头，每年我们都会感慨，又一年过去了，真快！所以，来年不管重不重新，都要尽快做人。

做人，不光要做李贽的“童心”，还要做袁宏道的“性灵”，要做出个日常。据说，袁宏道平日很专注于瓶花和室内小筑，他说，常为旅人，难以种花，所以，才会随时淘各种花瓶带在身边，随时插花，置于案头，他的性灵品位，雅起来也在九段以上，清丽独幽。在北京，他开始写《瓶史》，其中一句“斗清不斗奢”，就知他是个素心人，将归隐之美托于瓶花中。

1600年，兄长袁宗道病逝，袁宏道告假返乡，在柳浪湖边小筑一个“柳浪馆”，暂存他的“性灵”。在柳浪馆的除夕有感中，他的“起兴”在“闲花闲月”里徘徊守夜，唯待“明朝到手春。”除夕一过，清晨一开吉门，春天就到手了。大自然慷慨，时辰一到，就给你一个春天的压岁钱，该给人类的，它从不吝惜。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六卷本，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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