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读后感（通用12篇）
《左传》读后感（通用12篇）
细细品味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为此需要认真地写一写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左传》读后感，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左传》读后感 篇1
“左传”是中国古代的编年史书第一，也被称为“春秋左传”和“左传·春秋”，相传春秋末期鲁德国历史学家恒宇写的，记录在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鲁明年下滑至27年（公元前468年）近三百年的历史。
《左传》记载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角逐以及企业各类服务礼仪行为规范典章制度建设社会生活风俗民族发展关系网络道德教育观念、天文、地理、立法金石、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谚语等。它是我们了解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政治、经济管理军事、外交、文化等情况的一枚钥匙。
从历史价值看，<左传>代表了前人史学的最高成就，确立了史书的地位，对后世产生了影响。擅长技战术，擅长刻画人物。书中的文字简洁生动，对后世散文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左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郑庄公天生难产，母亲蒋不喜欢他，而他的弟弟段长得好看，母亲很喜欢他郑庄公。郑庄公之所以被封为王子是因为他是长子。后来，蒋夫人和段的母亲密谋叛乱，叛乱失败，段被处死。段死后，他命令他的母亲转移到英帝，在那里他发誓说”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营谷有一个地方官员，叫营叔考，他很正直，当他看到郑庄公把他的母亲送到营地时，他说：“母亲不像母亲，但是儿子能像儿子吗？”英树考提出了一个计划：挖一条深的路，一直到来世，然后在里面建一个房间。首先，欢迎姜太太住进来，然后母子又在房间里见面，这不是世界末日吗？妈妈和儿子在隧道里抱头痛哭，和好。庄公的孝心深深打动了我。
我记得我有一次完成作业人员没有学生写好自己出去玩到了一个晚上，妈妈来检查我的作业，我就说我写完了，可是我又没有交出来，最后通过我妈妈打了我几巴掌，我就生了气，关在房里再也不肯出来，心想：我再也不能不理妈妈了，竟然可以打我。爸爸因为妈妈我们一直在进行外面的人敲门，但我还是一直没开门，晚上我一直在不断看书，也没有时间睡觉。就是左传里的这个中国故事发生感染了我，我觉得我这样做是不对的。第二天我向妈妈道了歉，妈妈选择原谅我啦！
我们自己以后发展也要进行好好孝敬父母，多给他们捶捶背，洗洗脚，拖拖地做一名教育好学生。
“左传”，我们必须看到一本书。
《左传》读后感 篇2
左丘明的《左传》作为中国最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它代表了先秦文化和文学的最高成就，晋代学者贺循称之“史之极也”，宋代学者吕祖谦称之“接三代之末流，《五经》之余派。学者苟尽心于此，则有不尽只用矣。”足以可见其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
《左传》的史料价值是非常巨大的。记载非常丰富，记载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很多诸侯的治国霸业。所以《左传》是我们了解先秦时期的列国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宝贵资料。特别是详细记载了诸侯、王室之间的明争暗斗，这些资料都曾作为后世史学家们的原始参考，如司马迁和班固等著《史记》和《汉书》的时候，都以《左传》为原始材料整理，《左传》的史料价值是得到公认的，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这部史学上第一部编年体形式的书籍，拓宽了我国史学发展的长河，开创了先河。值得一提的是，《左传》中记载的战争非常之多，多达四百多次，其中不乏一些脍炙人口的典故，如城濮之战、鄢陵之战、殽之战等，战争的时间，背景，起因，战争的经验等都记述的非常详实。更值得称道的是左丘明对于战争始终抱着客观的态度，不带个人感情色彩，做到了不偏不倚。我想这些经典的战争也是后世兵家早期研究的对象吧。
我们可能太注重《左传》的史料价值，而忽略了其文学价值。其实，《左传》的文学性同样不容小觑。他能将那么多杂乱的历史事件有条不紊的叙述出来，并且对于历史中人物个性的描写也非常突出，生动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左传》也很好的传承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一直以来认为这是对《春秋》的最完美的注解，“民本”的思想显得尤其突出。
它是我们文明古国的文化瑰宝，历代的学者们将其与《史记》并称，不是不无道理的。我们要善于发现这部“历史散文”的魅力。
《左传》读后感 篇3
一日晚，我在整理家中的书橱，偶然翻到一本自己以前的语文书，一时兴起，就坐在地上翻看了起来，读到其中《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一文，庄公，一出世即为母所恶；段，庄公之胞弟也，为其母所偏爱。先王在世，其母就有废长立幼之意；庄公即位，段又恃母爱骄纵无忌。大臣们恐酿祸患，纷纷请除之，庄公却处之泰然。庄公不是不明白段的祸心，但他的策略是，令其养痈成患，“多行不义，必自毙。”终于，段为庄公表面宽容的假象所蒙蔽，利令智昏地率兵伐京。好，机会终于成熟了，庄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地伐灭段叔而免去了来自任何一方的谴责了。庄公故意放纵其胞弟的篡权之心，并为之“创造”条件、“创造”机会（当然是设置的圈套），培养之，引导之，令其事发后再予收拾，其居心可谓险毒阴深矣。难怪有人评说，郑庄公乃天下第一大毒人也。联系到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颇有感触。某些调皮顽劣的学生，不是那么愿意听取老师的批评，有的则视老师的苦心劝告为儿戏，更有的则干脆顶牛，他们对老师的教诲是那么的反感。教育者见教育不见成效，也就有丧气、赌气的时候：算了，让他去。甚至想，平时里小打小闹敲他一下也不痛不痒，不如“穿疱”彻底整治痛快。或曰，学校管不了他，将来让社会去管他，让法律去管他吧。君不见，不是终于也有那么几个人，果真被法律“管”上了吗？
但我窃以为“做人须当讲人品，为师更应尚师德”，为师者而放弃了教育的职责，是为失德也。对于班中一些顽劣调皮的学生，尽管有时明知有些话讲了也是白讲，但作为一名老师，教育乃是我的职责，我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
而同学们尤其是那些经常挨老师“训斥”的“差生”们呢，听了这段故事，难道就不生一点新的感触？难道还能高兴于老师对自己的不管不问、或曰不敢管不敢问、或曰不愿管不愿问？难道还能将老师对自己的这种听之任之作为炫耀于同伴的本领？难道还能憎恨那些敢于管教你们的师长并伺机对他们施以报复？难道竟希望教育你的老师变为郑庄公？
郑庄公其人，学生莫爱，老师莫学。
《左传》读后感 篇4
春秋佳作，道破诸侯争霸，写尽沧桑历史，推究天地之本。入德之门，透桥风云战事，彰显圣人之礼，探求民生之基。此书妙也，凝聚诸子风流，体悟世事变幻，有言道，“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力，斯为大备”。果真如此。
《春秋左传》这本书记叙了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的春秋时期各重要历史事件，从东周迁移到三家分晋，春秋时期虽然互相争战，但不失礼信德行，这是我对春秋时期感兴趣的原因。各诸侯互相争战，才成为霸主，但他们时刻不忘修身，修行，修德，这是难能可贵的。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落难时受到楚国的优待，当上君主也不忘诺言，避三舍，晋文公就做到了守信。
《春秋左传》中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道理。在为人处事时这些道理就会发挥用处，像“晏婴叔向论齐晋季世”这篇文章，通过齐国疋相晏子与大夫叔向的交谈来反应春秋末期的社会现象。晏子说：“山上的木材运到市场，价钱不比山上高；鱼盐蜃蛤运至市场，价钱不比海边高，百姓的人才财一分为三，两分归于公室，只用一分维持生计。”而叔向也叹息“我们公室也是末代了。战马不驾战车，卿不统领军队，公室的战车没有御手和车右，步兵没有得力的长官，而王室愈加奢侈，百姓困倦疲病，昔日能随便发出万余的百金，王室却还用着千金、万金之类的额票。”作者通过几句话便写出了不用贤者的后果，实为妙笔，也让世人知道一心贪图享受，即使再多的财力也早晚会枯竭的。
《春秋左传》，实为绝笔，不得不看。
《左传》读后感 篇5
《左传》看似是对历史事件的客观描写，但在描写当中又参杂着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总结与经验教训，为人们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在个人方面，用理性去看待问题，用逻辑去征服他人。在《烛之武退秦师》中，秦晋联合攻郑，烛之武说秦伯，刚开始是把郑国的存亡问题放在一边，先对秦、晋、郑三国的利害关系进行着重的具体说明，其次叙述保存郑国对秦的好处：“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最后在述说晋国的狼子野心与对秦国的忘恩负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一步步地叙述，把秦、晋、郑三国的利害关系清晰地摆在秦穆公的面前，最后打动秦穆公，不仅使得秦国退兵，而且还留了秦将杞子三人帅军助郑守卫郑国。
一个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都可以运用严谨而周密，委婉而多姿的逻辑思维去熄灭战火，更何况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呢。现在的中小学，往往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相关的某某因为打架而受伤住院或者残废，这都是因为一点小小的摩擦而导致的。有时候不妨换个角度，打架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要学会运用理性的观点去看待问题，用严密的逻辑去征服别人。
在教育方面，循循善诱，有足够的耐心去对待每一个人。在《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中，庄公一生下来就被其母武姜所厌恶，而他的弟弟则一直被其母偏爱，先王在位之时，其母就想要废除庄公而改立段为王。庄公上位时，其母又私地下各种阴谋来阻挠庄公持政。段因受其母的偏爱而骄纵无忌，大臣们害怕段会酿成祸害，纷纷请旨想除去他，庄公却泰然处之。其实庄公不是不明白段和其母的祸心，只不过他的略是令其养痈为患，“多行不宜必自毙”。终于，段被庄公宽容的假像所迷惑，利令智昏地率兵伐京，最终被庄公所灭。
其实庄公如果能够对段有一定的教育，或许段也不会养成骄纵无忌的性格。老师是教书育人的伟大职业，它对学生有很大的启蒙作用，甚至会影响学生的一生，但有的老师却对一些性格比较恶劣、老师的劝告不听、漠视课堂纪律的学生采取自由放养的方式，认为老师的话你现在不听，那就等到到了社会由法律制约吧。其实，对于学生来说，他调皮只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只要老师抓住学生的心理，有足够的耐心，循循善诱，那么一定可以让学生认真起来。
在国家方面，杜绝腐败行贿之风，建立高效廉洁、勤俭节约型政府。《臧哀伯谏纳郜鼎》中，宋庄公因为杀了死马孔文嘉以及宋殇，为了取得鲁国的支持，把郜国的大鼎送给了鲁国作为贿赂，鲁庄公接受了它并将它置于太庙中。鲁大臣臧哀伯就对此表示鲁庄公这种行为是明示百官可以纳贿，是国家衰败的象征。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这个道理不仅对那时的鲁国有用，即使拿到现在也一样具有普遍意义。就如一个当代的管理者，如果自己不能做到以身作则的话，那么他的下属也同样这么做，那么他的管理可以说是一个失败。同样在我国现在的反腐进程中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我国的反腐要从高层抓起，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治本，哪些地方的官员也就不会腐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糜之风，构建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
每一部史书，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内容，只要能用心地去品尝，细细体会其中所蕴含的道理，那么它就是一部好的作品。正如《左传》，它起于鲁隐公元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记载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每一个篇章，都揭示了其中所蕴涵的大大小小的道理，对现在的个人、社会与国家都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左传》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偶尔无聊的时候看看史书，尤其是像《左传》这样优秀散文典范，可以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的，进而完善自己，做一个完美的人，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左传》读后感 篇6
《左传》作为史，在那个“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所记录的多是礼乐征伐；作为《春秋》的注本，其行文亦不外乎“春秋大义”。
“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
撇开《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不谈，这里只是希望证明在《春秋》《左传》文字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思想理念。诚然，“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也”。但史官记录时所秉的原则必然体现了其时代的价值观。比如《左传》中很少提及女性，所写不是可录入《烈女传》的“好女”便是败德的劣女。再比如《左传》中对管仲知礼的不断描写。当然最著名的例子便是“郑伯克段于鄢”。
那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正因这样的时代，我感受到了史官的无情，“赵盾弑其君”的描述曾让我感到战栗，史笔无情，一言一行都有把尺在衡量，也是在那一刻，我体会到作《春秋》其背后的用心；战栗过后，不禁为其热情所感动。
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与信念，很难让人无动于衷。在风云变革的社会...
《左传》读后感 篇7
这个年轻人应该是郑庄公的爱子了，而且还算是一个有为的年轻人。婉言谢绝了齐国送来的美女，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如果是为了政治，通过这次联姻，可以加强齐郑之间的联盟，那公子忽应该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更何况文姜可是有名的美女啊，可以说是财色双收。为什么？
现在他又代表郑庄公出兵帮助齐国抵御北戎的进攻，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斩杀三百，俘虏了大良，少良两个元帅。齐僖公一看，少年有为，又想把自己另外的女儿许配给他，他又拒绝了。
但是，齐国在论功行赏的时候，主持人鲁国这个迂腐的教条主义国家，却没有把郑国放在前面，惹得我们的少年英雄很不高兴。
后来，四年之后，就爆发了有郎之战。
在前面的《左传》里，有三处提到了这位可爱的年轻人。
“隐公三年，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隐公七年，郑公子忽在王所，故陈侯请妻之。郑伯许之，乃成昏。”
“隐公八年，四月甲辰，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妫。”
现在是恒公六年，公子忽已经成婚多年了。夫妻感情十分深厚，他谢绝了齐僖公的婚事，倒是说明了这个小伙子是个性情中人，敢爱敢恨。
在后面的历史里，这个人物再次出现，却是引发了一场腥风血雨的王位争夺战，这个年轻人又一次做出了让我们惊讶的事情，历史真的不属于这样的年轻人。
郑庄公这位老英雄，看来还是十分喜欢这个嫡长子的，年纪轻轻地就开始栽培他。当年郑庄公和周王室关系紧张的时候，相互交换人质，公子忽就是人质。按照触龙说赵太后里的说法，这是在给公子忽积累政治资本。后来公子忽在周王室那里和陈侯的女儿成婚，和陈国接了亲家。
不过可惜的是，这个亲家实力太弱，终其在春秋的历史长河里，永远是陪角，连一次象样的政治作为都没有，随时都寄人篱下的苟延残喘。郑庄公在和周王室的长葛之战的时候，陈国迫于压力，加入到了周联军的行列。可对手又是亲家翁，着实让这个陈侯为难。所以，在两军一交战的时候，陈国首先溃败，将周联军的左翼让给了郑庄公，结果周联军打败，周恒王中箭受伤，险些成为郑国的俘虏。这也算是为郑国出了一把力吧。
《左传》读后感 篇8
《郑伯克段于鄢》是《春秋》中的名篇。主要讲述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郑庄公同其胞弟共叔段之间为了夺国君君权位而进行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郑庄公设计并故意纵容其弟共叔段与其母武姜，其弟骄纵，于是欲夺国君之位，庄公便以此讨伐共叔段。庄公怨其母偏心，将母亲迁于颖地。后来自己也后悔了，又有颖考叔规劝，母子又重归于好
姜氏厌恶其子郑庄公始于庄公出生时的难产，可是她对于共叔段，却又非常溺爱，屡次请求郑武公废长立幼，虽遭武公拒绝，但姜氏并不就此罢休，这就充分说明这个女人不仅愚蠢而且顽固。姜氏的一恶一爱，始终贯穿于矛盾的产生、发展和激化的过程，正是行文的脉络所在。
郑庄公即位后，姜氏要求把制邑分给共叔段。制，地在虎牢，形势险要，姜氏居心何在，庄公是十分清楚的，当然不能允许，告诉姜氏：“制他邑唯命”据说虢叔恃险不修德政，结果被郑武公所灭，对于庄公这段话中所包含的杀机，姜氏未必能够完全参透。求制不及而求京，也在庄公意料之中，由此可见，姜氏的筹篡一开始就落入庄公的掌握之中了。
历史上封建统治者，总是把维护自己的权力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即使是母子兄弟之间，也丝毫不有缓解他们之间的权力之争，郑庄公即位到共叔段外逃，共经过二十二年，这漫长的岁月，突出表现了庄公蓄谋已久，甚至连他的大臣也觉察不出其心迹，被蒙在鼓里，当祭仲提出京的制度不合规定时，庄公却说：“姜氏要这么干，我有什么办法呢？”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等到祭仲提醒他“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时，他才说：“多行不义”的话，这个“毙”字和“虢叔死焉”的“死”字是一脉相承的，即使在这一点透露之中，也遮上了一层帷幕：表明这是在自杀，而非他杀，企图逃避杀弟的罪责，可说既狠毒又狡猾。庄公没下的陷井，就是养共叔段之骄，纵共叔段之欲，使其不断膨胀，逐步发展到自我毁灭，权力欲望的沟壑是永远填不满的，郑庄公竭力容忍共叔段的得寸进尺，从表面看，好像处于被动地位，实际上主动权仍然在庄公手里，如果加以扼制，共叔段就会收敛，郑庄公企图使其自我毁灭的目的就会落空，因此，不管共叔段使“西鄙北鄙贰于已”也好，还是进而把二邑归为已有，封地扩展到禀延也好，庄公都不露声色，听之任之，即使他的心腹公子吕连续向他提出警告。其至说出：“欲与太叔，臣请事之，若不与，则请除之”这样的话来激他，他都不为所动，这说明庄公的深藏不露，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等到共叔段完成了进攻国都的准备，并得知姜氏开城作内应的时间之后，才“可矣”。公子吕伐京后，共叔段逃到鄢，庄公亲率军攻鄢，终于使共叔段彻底垮台，对于姜氏当然也不放过，把她放逐到城颍，且誓曰：“不及黄泉，天相见也！”怨恨之深溢于言表，再也用不着掩盖了。
和郑庄公的极端冷酷相此，共叔段则表现为极度狂热，这种狂热，既表现了攫取权力的野心，也表现了施展权术的低能，共叔段的步步副近，实际上都是在步步落入庄公为他设下的陷井，争权夺利，可以使人变得冷酷无情，也可以使人变得骄横狂热，从本质上来说，它们是封建统治者罪恶本质的表现。因此，这一对亲兄弟，犹如一根毒藤上结出的一双恶果，其胚胎并没什么大的区别，不过一个是胜利者，一个是失败者而已。
姜氏共叔段母子的密谋及活动，在文章中并没有作正面描写，只是通过简要的记叙和郑庄公与祭仲、公子吕的对话表现出来，这样写不仅使文字显得十分简洁，而且突出了郑庄公在这场斗争中的主导地位，对于姜氏、共叔段的密谋活动，郑庄公了如指掌；而姜氏，共叔段对郑庄公的险恶用心及严密布置却毫无所知。妙在似明实暗，似暗实明。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对话，郑庄公这个奸雄的性格特征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遂为母子如初”的结尾，读来使人感到十分滑稽，有人称之为丑剧，亦不为过，像姜氏母子这样早已失去了普通人性的典型人物，在经过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挣斗之后，能够毫无芥蒂再叙什么天伦之乐吗？何况在刚出生之时就埋下了怨恨的种子，“遂为母子如初”的“初”字就缺乏依据，显得勉强了，血腥的厮杀早就把统治阶级竭力宣扬的那层薄薄的“孝悌”的外衣撕得粉碎了。无怪乎史官对此事的评论也感到为难了。“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是作者针对颍考叔而说的。将孝道永赐予汝之族类，似乎是郑庄公受到颍考叔孝母的感染，其实不过是庄公借此就坡下驴。他之所以欣然接受颍考叔的建议，不过是企图缝补这些破碎的外衣，掩盖已经充分暴露的肮脏的躯体和丑恶的灵魂。这也是千古奸雄的伎俩，因为在这里郑庄公又集中地表现了他的伪善，而伪善是永远和丑恶伴随在一起的。
秦晋殽之战是左传描写的另一场重要战役。春秋时代是兼并战争极为频繁的时代，弱肉强食，大国争霸是这边一时代的特点。当时秦晋是大国，郑是小国。僖公三十年（前630年）秦晋围郑，郑大夫烛之武利用秦晋争霸的矛盾，游说秦穆公，分化了秦晋联盟，使秦与郑另订盟约，加深秦晋见的矛盾，这是秦晋之战的原因。
故事按战争的起因、发展和结局展开，而且在情节中塑造了秦穆公、蹇叔、弦高、先轸等几个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文章以卜偃传命——假托君命为开端，告诫晋国大夫们“将有西师过轶我”，渲染战争即将到来的紧张气氛，从中可以看出秦晋两国间争霸中原的矛盾已十分尖锐，就象箭在弦上一般，这是爆发崤之战的根本原因。晋文公卒于鲁僖公三十二年十二月，而在三十三年春，秦师就已过周北门了。可见秦袭郑是早有准备，而晋对此并非一无所知，它也获得了秦袭郑的情报，所谓“柩声如牛”的装神弄鬼不过是耍弄迷信手段来进行战争动员而已。
杞子密报是秦袭郑而导致秦晋崤之战的直接原因。秦穆公一心追求霸业，得到杞子“掌其北门之管”作“潜师”内应的密报后，秦穆公的野心立刻膨胀起来，准备劳师袭郑了。他假惺惺的“访诸蹇叔”只不过是希望得到一个元老重臣的附和而已，但当蹇叔陈述利害表示反对时，他非常恼火，仍一意孤行，悍然袭郑，点将出师于东门之外。在蹇叔哭师时，秦穆公竟恼羞成怒，咒骂蹇叔“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寥寥数语，把秦穆公的刚愎自用、利令智昏、表现的活灵活现。
蹇叔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有政治远见的老臣形象，他竭力劝阻秦穆公出师伐郑，从战略上作了深谋远虑的分析，毫不犹豫地否定“劳师袭郑”错误做法，指出秦方——“师劳力竭”，结果只会是“勤而无所，必有悖心”；郑方——“师之所为，郑必知之”，“远主备之”，潜师偷袭的意图必然不可行，而且还会丧失杞子内应这样有利的条件；晋方——“且行千里，其谁不知”，晋国必然会密切注意秦师态势，抓住有利战机，利用有利地形，“御师于崤”。蹇叔抓住秦晋争霸的利害关系所进行的战略分析，是很中肯而有预见性的，但秦穆功完全听不进去。虽然蹇叔的进谏失败了，但并没就此放弃，他哭送与师出征的儿子并做了“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的预言，他希望秦穆公能醒悟，停止侵略战争，以免国家和人民蒙受巨大损失。蹇叔哭师这一个故事情节生动地刻画了一个不计个人得失、忠诚为国的老臣形象。
下文叙述了秦军在行军途中的骄横和袭郑无功的情况，这里有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和皇武子辞客三个故事情节，并一一验证蹇叔“师之所为，郑必知之”，“远主备之”的预言。
秦军过周北门表现极为骄横傲慢，作者通过王孙满的议论暗示秦军骄兵必败的结局。作者在这里塑造了一个聪颖敏锐的人物形象。王孙满年纪尚小，但他有着非凡的智慧，他不为秦师表面的威武和强大所吓倒，而是透过现象看到了秦军纪律涣散骄傲轻敌的本质，得出“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的结论。
秦军在滑地碰上郑国商人弦高，弦高是一个爱国重义的人，当他知道自己的国家有被偷袭且会有亡国的危险时，急中生智假脱君命，慷慨地“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并“使遽告于郑”，阻滞了秦军的进军，使郑消除了内患，做好了防备图象的准备。
郑公得到情报，觉察到杞子等人的内应行动，于是皇武子一番巧妙的外交辞令，驱逐了杞子、逢孙、扬孙，使秦军陷于“攻之不克，围之不继”的困境，被迫撤军。至此，秦军远涉千里，袭郑无功，“师劳力竭”，失败的征象已露端倪。文章最后部分写秦晋崤之战的爆发和结局，这是战争的第二阶段。包括先轸论战、秦军败师、文嬴请三帅、先轸怒唾于朝、孟明请赐、穆公悔过等几个情节，进一步验证了蹇叔“晋人御师必于崤”，“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的预言。秦军袭郑无功，“勤而无所”，已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在回师途中还是要经过晋过险要之地崤山，对此晋国绝不会放弃削弱霸敌的良机。先轸论战就集中反映了晋国统治者的这一愿望。他抓住了秦国“以贪勤民”师出不义的弱点，驳斥了栾枝“未报秦施而伐其师”的所谓仁义之说，认为“敌不可纵。纵敌患生”、“一日纵敌，数世之患”，明确指出秦晋争霸中原的利害关系。此外，他由提出伐秦的另一理由是“天奉我也”、“违天不祥”，用天命论来激励士气。先轸的鼓动完全代表了晋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晋襄公联合了姜戎部落，带孝亲征，表明晋国动员面之广，争霸决心之大。秦晋两军，一劳一逸，一骄一慎，一方“入险而脱”，另一方据险而伏，秦军全军覆没，三帅被俘，结果完全在蹇叔的预料之中。
同时在结尾中通过先轸怒唾于朝、孟明请赐、穆公悔过等几个情节和细节的描写，将这三个人物形象刻画的更加完整和丰满。如先轸的耿直忠诚和深谋远虑已在他和栾枝的论辩中表现出来了，尾声中有增添了他问秦囚时盛怒之下的怒唾于朝的细节，就把先轸的鲁莽暴烈突现出来。又如秦穆公，作者在蹇叔哭师的情节中主要刻画他刚愎自用的一面，而在穆公向师而哭引咎认错的尾声中又表现了他勇于改过的一面。这样，崤之战由秦穆公一意孤行而起，又由他总结教训承认错误结束。故事和人物性格就显得比较完整了。
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晋文公是左传着力描写的人物，他由一个贵公子成长为政治家，由四处流窜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成熟的过程。楚灵王是左传中被否定的形象，它在即位前争强好胜，野心勃勃，弑王自立，即位后残暴骄奢，确实是个昏君。但是作者又表现了她宽容纳谏，知错能改的形象，刻画了一个复杂的君主形象。
齐桓公也是左传中详细记录的一个人物。春秋时期，周王室的势力逐渐衰落，失去了控制诸侯的力量，各诸侯国展开激烈的竞争和兼并，形成了大国争霸的局面。其中，地处黄河中下游的齐国是最早称霸的国家。齐国是姜尚（即姜太公）的封国，是西周设置在东方的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从姜尚下传到第十四个君主齐襄公当政时，荒淫无道，政治腐败，并且由于他赏罚不明，诛杀不当，臣民人人自危，甚至连他的亲兄弟也害怕被害，公子纠由管仲辅佐逃往鲁国，公子小白由鲍叔牙辅佐逃往莒国。公元前688年，齐国发生政变，齐襄公在政变中被杀死。
齐襄公死后，齐国一时没有了国君。各派大臣都开始了策划拥立君主的活动。管仲和鲍叔牙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现在都想辅佐他们各自的主子夺得齐国国君的位置。这时，齐国的大贵族国氏和高氏偷偷派人到莒国去，召公子小白回国；而此时鲁国也正派军队护送公子纠回国，另派管仲率军去莒国通往齐国的道路边守侯，阻拦公子小白回国。管仲赶到莒国边境时，正好遇见鲍叔牙和公子小白匆匆往齐国赶去。管仲见此，忙拿出弓箭，对准公子小白射了一箭，但箭只射到铜制衣带钩，没在有伤着身子。小白为了迷惑对方，假装中箭，大叫一声，倒在车上。鲁国护送公子纠回齐国的军队听到小白已死的消息，觉得已经再没有人和公子纠争位了，便放缓了行军速度。而公子小白和鲍叔牙一行却加快速度，日夜兼程地赶到齐国的首都临淄，登上了国君的宝座，这就是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后，随即发兵在乾时大败鲁军，并要求鲁君杀死公子纠，囚送管仲回齐国。齐桓公为什么不杀管仲呢？原来，鲍叔牙知道管仲有治理国家的才能，对他非常敬重和爱惜，便向齐桓公举荐。齐桓公虚心接受了鲍叔牙的意见，果然拜管仲为相国。
管仲当了齐国相国之后，协助齐桓公在经济、内政、军事等三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齐国很快富强起来。齐桓公依靠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对外扩张，还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所谓“尊王”就是尊重周王室，承认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攘夷”则是联合中原各个诸侯中的力量，共同抵御北方游牧部落的进攻和阻遏楚国向北发展的势头。当然，这实际上是利用天子的名义来号令其他诸侯，以称霸于中原。齐桓公通过举出“尊王攘夷”的旗号，果然奠定了齐国在中原地区的霸主地位。
《左传》读后感 篇9
以五代十国为界，中国古代史正好可以看成对称的两个阶段，前一个更工整，后一个稍牵强。从周至唐，都是先有一个长达几百年的纷乱之世迸发出绚烂的思想，并由之引发制度思考，之后一个制度创新的朝代架构出社会发展的基本雏形，继而雄汉盛唐。而宋元明清四代，都是先一个汉族政权将自身在经济、对外领域所能达到的成就发挥至极致时陡现疲软，外族政权蛮横地破立，延续帝制国家的命数。之后的晚清、民国时期，恰似又一个春秋战国，细品下来，不知这是轮回抑或必然。
如果说，从晚清至新中国建立，定义了今天中国的制度概念，那么自周公制礼而一脉相承至春秋时代的礼乐制度则定义了中国人的概念，甚至定义了从内心价值参考到行为衡量准则的一系列标准，有些虽然随着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的转变而逐渐被剥落，但仍有部分价值取向如数学定理般严苛而真实地在生活中体现。中国人对部分礼仪矫情式的执着从春秋就开始，外交场合对话都是用诗经断章取义，因此也难怪楚国君臣在最初的几次出场中，都透着一幅初进大观园的感觉。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没有宗教，是因为中国人在上古时代就将对自身理性的思考发挥至极致，需要由宗教树立的超我形象由深刻的自身内省所代替。但如果这种内省太过偏执，就会产生如申生、介子推那样被自身道德追求绑架，直至自我肯定到只有死路一条。直白地说，文明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一个定义了我们思考与行为的时代，正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源头。酒自古就是拿来说事的最好手段，无论是正式场合还是日常交往。春秋宴饮，其中一个环节叫做“无算爵”，顾名思义就是敞开喝，但喝酒并不是都无节制，齐桓公在招待田氏高祖陈敬仲时，二人喝得特别投缘，齐桓公主动要求晚上点上火把，接着来下半场，陈敬仲以来之前对晚上喝酒没算卦委婉推辞。
读了《左传》后发现，非但日常生活和理性思考，就连国际关系都是深植在中国人血液中，现今国际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在春秋时代都能找到表征。在此单举二例，晋文公践土之盟前后的`一次君臣对话中，晋国大夫就明确提出，作为霸主就应当成为其所代表的“国际秩序”的倡导者与维护者，应当积极地推行正当的政治制度，而干涉他国内政当然是实现这种目的的必要手段，晋国讨伐齐国时，提出的议和条件就是将齐国国内的田垄由南北向改为东西向，以方便日后行军。春秋时的大国可以如此霸道地宣扬自身的价值体系，而小国则由于地缘因素等方面的限制，只能成为大国割据的战场。晋国夷之蒐前后的政局大幅动荡，上卿级别的官员变动频繁，楚国利用这一时机频繁北上，晋国国内局势稍显稳定便立刻召集同盟国家开会，通过攻打双方势力交界处的陈、郑二国打压楚国崛起。最终，郑国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逐年与晋、楚两国讲和，这种外交政策的频繁转向连郑国当权者都找不到合理应对的方法。在一次面临楚国进攻时，无奈到进行占卜，神灵的指示是全体当权者到太庙去哭并将战车充塞街道，以示誓死捍卫国家的决心。
有人说春秋时代虽然产生了伟大的思想，但这种思想不足以让我们走出丝绸之路，只有汉唐那种宏伟和包容才能容纳如此的梦想。但这思想从不是那般无力，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可乎”，作为“身长九尺，人称长人”的孔子可能觉得这是个坑，老头直接就怼回去，“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所以，正是这个仿佛纷乱搅扰的时代构筑了汉唐最基础的精神世界，也正是这种看似淡薄绵软的黄老、儒法造就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左传》读后感 篇10
《春秋左传》，刚开始看的时候，这本书实在晦涩难懂，看着一个又一个的文言文，我想当然地理解着，可是看着看着就看不通了。好在有注释与翻译，理解倒是没问题的，就是阅书进度缓慢，还特别消耗精力。
书中的前几任君王，在描绘上可以说是平凡无所奇。毕竟是编年体的史书，一件动摇国之根本大事，只用几行字就讲完了。而那些文字背后的腥风血雨、谋权弄术、前恩后怨，我总是放下书本再缓缓回味时，才品尝得到。
书里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你一句，我一句，你一枪，我一剑，勾勒出一桩桩连绵的王朝恨事，那些恨事让我一点一点地着迷，一点一点地沦陷，恨不能一窥所有。
书中郑庄公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它是一位乱世枭雄，是一位杰出的谋略家，也是一个满怀野心的君王。从权利欲望的角度看，郑庄公是一个成功者，是一位能人。可是在道德上，书中却给了他一个“有失教诲”的批评，批评他在对待叛乱的弟弟身上有失教诲。
由此可见，春秋时期就已极重视道德的修养。史书没有因为郑庄公在处理他弟弟的叛乱之事上是胜出者，而大肆谄媚褒扬。史书从道德的角度客观、公正地批评了郑庄公有失教诲。
的确，书中在记载郑庄公与其弟的事情上，完全没有郑庄公对弟弟的教诲的记载，哪怕是只言片语都没有。有臣子曾提醒郑庄公，‘其弟弟自幼受宠，又有母亲扶持，且还心怀大志，日子久了毕生异心，让郑庄公提早提防与教导’。而庄公对臣下的提醒只回应了一个意思“多行不义必自毙”。
庄公成竹在胸，其弟弟的一切他早已了如指掌，他甚至完全不正视其弟弟的威胁，反而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他故意放纵弟弟谋反，最后一鼓而破之，让他的弟弟最后远走他乡”。
这就是庄公的人格，从权利角度看，他没什么问题，可从道德的角度看，他有伪君子之嫌。因为，假如他对弟弟加以控制并引导教诲，或许他与弟弟之间能避免一战。
现今，庄公是很多的。组织之中不乏有一种人，当他明知你所做的是错的时候，他不提醒你，而当你错到尽头的时候，他才来批评你、指导你、美其名曰：“拯救你”。诚然受恩于人，不该枉自揣测，可这样的现象还是有的。很多做事的方式于理可通，于德却未必通透，庄公真是发人深省。
德于内，而彰于外，无论做人做事是多么世故圆滑，多么无可挑剔，最终仍逃不过道德的品评。君子、伪君子心自知之。
《左传》读后感 篇11
《左传》为春秋三传之一，鲁国人左丘明用鲁国纪年的方式讲述各国发生的事。作者是站在官方的角度记事的，所以书中处处传达着为君者勤政爱民，为人臣者忠君，此外还有孝顺、等级等观念。
春秋是历史上一个动乱的时代，周王室衰退，诸侯国势力膨胀。因为动乱，国家间时时会有被吞并的危险，这就促使各诸侯国在结合自身地理位置、民众特点等基础上励精图治，强壮自己，因此各种文化相互碰撞和发展，可以说，这是中华史上第一个文化繁荣的时期，是一次文化革命。
站在周礼的角度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君主的忠诚似乎高于对家人的关爱，这在《石碏谏宠州吁》中可以看见，石碏杀了骄奢淫逸害死桓公而自立的州吁，还杀了自己的儿子石厚，因为他与州吁同党作乱。如果石碏自己从小倾心教导儿子要追随明君，石厚或许不会与州吁一同作乱，既然有自己的过失，又为何全部加在儿子身上？为忠于卫桓公稳定国内秩序而大义灭亲，这从人道主义上讲真太不可思议。但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大义灭亲又好像随处可见。曾听人讲发生在家乡文革时期的真实故事，一个女教师的儿子被人打成右派，很多人在街上游行反对他，他母亲也就是这个女教师也在游行队伍中，因为她是政府的职员，如果不跟着打她的儿子，她的工作也会没的，所以她不得不在队伍中高喊“打到某某某(她儿子名字)”，亲情在某个时候竟如此淡薄。但也有不同于石碏的“忠”“贞”的代表——荀息，他是另一个诸葛亮，为晋献公倾尽心力，最后自杀而死。
春秋时虽然礼崩乐坏，但各国仍强调等级，不仅要向周天子交贡赋，还要将国内发生之事上报。在《王以诸侯伐郑》中郑庄公与周桓王打战，周桓王肩膀受伤，当臣子请求追逐周桓王时，郑伯说“君子不欲多上人，何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损，多矣”。这说明他仍有分封等级的观念，即使自己强大了，也不敢明着推翻周天子的统治，而是首求自保。
历朝历代中都有女人通过获得君主宠爱改变自己不是嫡子的儿子的命运，使之登上宝座。《左传》中有典型的一例：《晋骊姬之乱》，从“乱”字中可以看出，讲述者是站在千古之制的基础上，认为骊姬乱政、祸政，但我认为这可以看成古代女权意识的萌发，即使骊姬是让她儿子当国君而非自己，但至少她懂得要用自己的力量改变政治面貌，所以应叫“女人改政”。可惜在以后的朝代里，女性的主体意识一直被压制，男权社会使得这种意识不能茁壮成长。
读《左传》，我才真正深刻感受到一句话“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有神降于莘》里，虢公想通过对神的祭祀得到土地，内史批评说不听于民而听信与神是亡国之道。“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思想是唯物史观的体现，勿信神。强调以民为本、爱民的，还有《秦输栗于晋》等。值得一提的是，古代统治者尽管提出“民为邦本”，但只是讲要重视百姓，因为他们是农业的主要生产力，而农业又是统治的根基。古代的民本思想并没说百姓为国家的主人、民为国主。这就和现代的有本质区别。
另外，春秋的诸侯国们经常打着仁德的口号与其他国家打战，因此《左传》中有一些战争篇目，涉及战争场面、作战人员的计谋，如《曹刿论战》《晋侯及楚人战于城濮》，还有为维护国家主权产生的优秀外交辞令也是春秋灿烂文化的一部分。
各种宫廷政变，政权的更迭，春秋处于时代新旧交替之际，大繁荣的思想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础。《左传》不仅有史学价值，更有文化价值，今天的人应多从这里得到更多民族文化的精华。
《左传》读后感 篇12
这本书我很早就买了，拖了很久才读完，又拖到现在才写读后感。
一看这本书的题目就知道，这是一本后现代史学的研究著作。后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历史书写”的关注。简而言之，后现代史学认为，没有绝对客观的历史记载，只要是历史记载，多多少少都掺入了记录者的主观因素。就像《左传》这部书，我们以前总是习以为常地将其中的记载等同于真实的历史，但实际上，其中包含了很多编撰者的主观意图。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内容的话，那就是：从《左传》的文本中可以看出，《左传》的编撰者常常试图对历史进行一种“解释”，而这种“解释”未必真的合理。
这样说比较抽象，我们可以举一个书中谈到的例子。
《左传》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叫“卫懿公好鹤”。原文如下：
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公与石祁子玦，与甯庄子矢，使守，曰：“以此赞国，择利而为之。”与夫人绣衣，曰：“听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为右，黄夷前驱，孔婴齐殿。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以逐卫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实掌其祭。不先，国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则告守曰：“不可待也。”夜与国人出。狄入卫，遂从之，又败诸河。
我们可以看出，关于卫懿公亡国的记载，明显分为两个部分（用“//”分开）：前一部分是关注点是“好鹤”，而后一部分的关注点是战场上的策略。其实，假如我们把前一部分删去，仍然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只能看到，卫懿公是由于军事指挥失误而亡国的。然而加上这样一段关于“好鹤”插叙，整个故事的因果关系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左传》的编撰者在暗示我们：军事失误只是表面原因，深层原因是国君的失德。同时，我们可以还可以感受到，《左传》的编撰者在试图向读者传达一种带有普适性的道德训诫：作为君主，不能玩物丧志，否则就会亡国。
上述这些，就是一种对历史的“解释”。然而，这种解释真的合理吗？卫懿公真的是因为“好鹤”才亡国的吗？换句话说，玩物丧志就一定会导致亡国吗？我看未必。首先，从逻辑上讲，卫懿公亡国这件事，完全可以用单纯的军事原因来解释，甚至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其次，从历史上看，玩物丧志的君主也未必都会亡国。例如在明朝，天启皇帝整天就喜欢做木工，这也算玩物丧志了吧，但是却没有亡国；相反，崇祯皇帝励精图治，却逃不过亡国的命运。总而言之，《左传》中这种对于历史的“解释”，未必是绝对合理的。
通过这个具体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看似客观的历史记载，实际上蕴含着书写者对于历史的一种“解释”，而这种“解释”是有主观的成分在里面的。当然，我觉得作者并无意于消解历史，而只是像我们揭示出文本中存在的这种微妙的现象。
除了关于《左传》的具体分析外，这本书还带给我一些关于后现代史学的新感受。
根据我的观察，很多研究者基本上将后现代史学，或者说“历史书写”理论与历史虚无主义划上等号。由此产生了两种人，一种是打着后现代史学的旗号对历史进行解构，不讲证据、不讲逻辑。这种人当然是肤浅的。不过说实话，我目前还没怎么和这类人接触过。我见过更多的反倒是另一类人，一提到后现代史学就如临大敌，仿佛只要一提“历史书写”就是不学无术的表现。我觉得，这两种态度都过于极端了。
我觉得，《<左传>的书写与解读》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来审视后现代史学究竟能带给我们哪些不一样的、深刻的思考。
温馨提示：通过以上关于《左传》读后感（通用12篇）内容介绍后，希望可以对你有所帮助(长按可复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