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职业不是诗人还是矿主呢？
李白的职业不是诗人还是矿主呢？
《李白醉酒图》
“诗仙”李白以何为生？很显然不是靠作诗，依他让高力士脱鞋的脾气，不会依附于达官贵人；虽然他也做过一段时间的侠客，但也只为义不求利；李白虽然曾经希望得到政府的任用，但是却也没做过什么官。不过我们可以从他的诗中推测出，他是“矿师”，且自运自贩铜铅等矿石，所以也是商人。
李白对“矿师”这个工作还是比较喜欢的，至少干了十多年之久。“我爱铜官乐，千年未拟还。要需问舞袖，佛尽五松山。”“鸡鸣发黄山，瞑投虾湖宿。”“提携采铜客，结荷水边沐。半夜四天开，星河粲人目。明晨大楼去，岗陇多起伏。当与持斧翁，前溪伐云木。”又云：“采铅清溪滨，时登大楼山。”……李白笔下的这些诗句，可谓句句不离本行。
诗中的地名，都在现今安徽铜陵和贵池一带。唐代甚至更早这里就是铜铅产地。开矿就得有销售。矿石从这里装船运往扬州的市场。当时的扬州，地位相当于今日上海，“舟樯栉比，车谷鳞集”，手工业很发达，所产铜镜久负盛名，首饰玉雕制作精湛。船业也很兴旺。矿石的熔铸和制品都在扬州完成。尽管唐开元十七年曾禁止私卖铜、铅、锡及以铜为器，但又规定采铜、铅、锡者，官家收买之。
谁能想得到一代“诗仙”竟会押运矿石呢？李白在押运途中，也不忘欣赏山山水水，诗兴大发，许多传世之作就这样在工作的过程中吟出，为盛唐气象增添了无穷的魅力！
刘继兴在研究关于李白的记载以及他本人的诗词文章时发现，李白是个很好的雇主，对手下工人都很好，并和他们同甘共苦。他诗中多处提到五松山，这是冶矿工地，位于“南陵铜坑西五六里”。李白在炎热夏季，亲至“铜井炎炉”与工人一起劳作。
有人没读懂李白一手抓采矿、一手忙写诗的“两手抓”与“两手硬”，以为他热心求仙学道，说这是他消极的一面。依据是：他采铅、丹之药。这是附会，为炼丹用不了多少铅，不必自采，更不用船运。退一步说，即便如此，李白诗中何必写“采铅”，写成“采药”岂不更雅么？可见，“采铅清溪滨”和“提携采铜客”正是他的本行。
古时文人往往只热衷于从政，即使不做官了，也往往隐居田园，或是教书，甚至卖书画维持生计，但就是不屑于经商。和他们相比，李白显然没有那么多顾虑，思想开放多了。
李白与酒的不解之缘
杜甫有一首诗《饮中八仙歌》，写了唐代的八个酒仙，其中李白的形象尤为突出。“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酒后的李白豪气纵横，狂放不羁，桀骜不驯，傲视王侯。这样的李白焕发着美的理想光辉，令人仰慕！
李白的生活中时刻有酒相伴。在月下，在花间，在舟中，在亭阁，在显达得意之时，在困厄郁闷之际，李白无处不在饮酒，无时不在深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只要有美酒，只要能畅快痛饮，李白甚至可以“认他乡为故乡”。
诗与酒往往是一体的。李白既是诗仙，又是酒仙。酒可以麻醉人，也可以释放真！
李白的《将进酒》应该是人生与酒的最好阐释。人高兴时要喝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人激愤时要喝酒，“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人排遣寂寞时要喝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人郁闷时要喝酒，“五花马，千金裘，呼尔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诗酒同李白结了不解之缘，李白有一首《襄阳歌》：“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泼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醉意朦胧的李白朝四方看，远远看见襄阳城外碧绿的汉水，幻觉中就好象刚酿好的葡萄酒一样。啊，这汉江若能变作春酒，那么单是用来酿酒的酒曲，便能垒成一座糟丘台了……忘情于清风之中，放浪于明月之下，酒醉之后，像玉山一样，倒在风月中，该是何等潇洒痛快！李白醉酒后，飞扬的神采和无拘无束的风度，让人领受到了一种精神舒展与解放的乐趣！
醉酒后的李白狂态毕现，疏放不羁，往往产生惊天奇想。“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他竟要铲平君山，让湘水浩浩荡荡无阻拦地向前奔流。君山是铲不平的，世路仍是崎岖难行。李白甚至在醉态之下要“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李白正是借这种奇思狂想来抒发自己的千古愁、万古愤吧！
李白借酒抒发自己的旷放豪情，表明对不合理的社会人生的藐视。“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上高楼”（《梁园吟》），何等洒脱！李白用酒向世人表达自己的激烈壮怀、难平孤偾，发泄自己的郁勃不平之气和抑不住的万千悲慨。“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玉壶吟》），何等悲怆！李白借酒展示自己裘马轻狂的青年时代，描述自己恣意行乐的放诞生活。“忆昔洛阳董糟丘，为余天津桥南造酒楼。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何等痛快！李白借酒向青天发问、对明月相邀，在对宇宙的遐想中探求人生哲理，在醉意朦胧中显露自己飘逸浪漫、孤高出尘的形象。“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且停杯一问之”，“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何等潇洒！李白借酒抛却尘世的一切琐屑和得失，忘情于山水，寄心于明月。“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何等逍遥！
沉迷酒的李白当然与善酿酒者交情甚笃。他有一首《哭宣城善酿纪叟》：“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李白痴情的想象：黄泉之下的这位酿酒老人会仍操旧业，但生死殊途，夜台没有我李白，你酿好了老春好酒，又将卖给谁呢？虽然这是荒诞痴呆的想法，但却表明李白与纪叟感情深厚，彼此是难得的知音。
在“一杯一杯复一杯”中，在半醉半醒之间，李白笑傲度过一生，但毕竟是“举杯销愁愁更愁”。酒和诗、花和月、山和水，郁结与旷放、失意与孤傲构成了整个李白！
李白《丁都护歌》
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
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
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
一唱督护歌，心摧泪如雨。
万人系盘石，无由达江浒。
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
诗风豪放飘逸的李白，除了大量山鬼人神，惝恍莫测的瑰丽诗篇外，还有不少以写实笔法创作的朴实无华，自然流畅的现实主义作品。李白痛骂那些幸臣权贵是“鸡狗”，耻于同他们为武。他对权贵是桀骜不驯，飞扬跋扈，而对于劳动人民的态度却是亲切、谦逊的。这是李白创作中不可忽略的另一面，《丁都护歌》即为其中的代表作。《丁都护歌》是南朝乐府《吴声歌曲》中的曲调名，声调悲切，所以李白采此题来写纤夫的痛苦。
此诗是李白于天宝六年(747)游经丹阳横山时，亲眼目睹统治者为了满足一己私欲，驱使船夫们在酷暑中拖运太湖石（假山石）的悲惨情形而挥笔写就的。可以说是李白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这首诗有力地揭露了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残酷无情，表现了诗人同情人民疾苦的人道主义感情。
诗共十二句，押仄声韵，可分三个层次。
开头四句为第一层次，极写船夫暑天拖船之苦。“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两句叙事，交代事情发生的地点和环境。“云阳”，在今江苏丹阳，靠近盛产太湖石的太湖，在当时南北交通动脉大运河线上，秦以后该地称曲阿，天宝元年改名丹阳。交通方便，商业繁荣，所以两岸多商贾，并以两岸商贾市肆的豪华写出当时的时代背景。“上征”，是逆水溯行。严羽说过“太白发句，谓之开门见山。”(《沧浪诗活》)此处亦为—例。天宝年间，虽然唐代社会危机四伏，统治者自恃国力强威，却仍一味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当时江南出产的太湖石多孔穴洞眼，玲珑多姿，是都市园林庭院的装饰珍品。他们便多方罗致，求索无厌，征调大批江南船人，日夜兼程，拖着满载巨石的船队千里迢迢北上。我们从诗的开头仿佛看到一队队衣衫褴褛、弯腰曲背的船夫背挽纤绳，粗气直喘，一步一步地朝着遥远的运河上游走去。“饶”是多的意思。这里，诗人将拉纤船夫的逆水拖船与运河两岸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放在一道，形成了鲜明对照。唐代商业经济发达，富商巨贾牟利既多，生活十分奢侈。稍后于李白的张籍便有“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内”(《野老歌》）的诗句。这贫富苦乐的天地悬殊，两相对比，更反衬出船夫的艰辛，也起了渲染环境气氛的作用。
“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二句写劳动的艰苦，巧妙指出了拖船的季节，将船夫之苦又推进了一层。“吴牛喘月时”代指炎夏，形象贴切。南方夏季炎热异常，水牛畏热，看见月亮也疑为太阳，吓得喘气。这个典故出《世说新语》，用这个典故入诗，有力地表现出暑热的程度。在苦热难当的酷暑天气，烈日灼人，船夫们却还要在一无遮蔽的运河岸边负重而行，其苦状是可以想见的。诗人面对此情此景，一声“拖船一何苦”的感叹顿时从胸臆冲出。这是他从内心迸发出来的呼声，一个“苦”字，表现了深切同情船夫命运的诗人一腔悲愤之情，也是贯穿全诗之关键。
中间四句为全诗第二层次。主要写船夫劳动条件之恶劣，生活之苦。“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二句写生活条件的恶劣。酷暑拖船，舌燥口干，最需要的是水，而水却浑浊得变成泥浆，无法下咽。一是述说船夫们拼命拖船，汗流如雨却连清水也喝不上，无奈只好强咽下那半是泥浆的浊汤；二是暗示其时天热久旱无雨，河水拈竭，舟行不易。天热水浅，也是“拖船一何苦”的重要原因。不幸的船夫们就是在这样难以忍受的条件下挣扎着。
“一唱都护歌，心摧泪如雨”二句写纤夫们心境的凄苦。“都护歌”这里双关劳动号子。在沉重的劳动和非人的生活条件摧残下的纤夫，伴随着每一沉重的步伐哼出劳动号子的时候，都不禁从心底里感到悲酸，而泪下如雨了。由船夫纤歌透露出他们的凄苦心境，也触发了诗人一洒同情之泪。千百年来离乡背井跋涉在河堤水边的船夫们为了协调步伐，发抒内心情感，总是传唱着各种各样的《水夫谣》、《号子歌》，走向天南海北。而在这群拖运石船的人们中，传出的是凄清委婉的《丁都护歌》。这如“如雨”之泪是船夫之泪，也是诗人之泪。伴随着这支古老曲子的是船夫们感情上引起强烈共鸣后滚滚而下的伤心之泪。这一幕，更令诗人肝胆摧裂，止不住泪流纵横，整首诗到此情绪达到了高了。诗到这里为止，还只是写纤夫拖船之苦并没有触及牵挽运送什么？
最后四句为第三层次。前两句“万人系盘石，无由达江浒”陡然揭出缘由，再写船夫劳役之繁重，并叹其苦难永无止境。运石人数之多，运石之艰。“盘石”是大石，“江浒”即江边。原来是将石工采凿的大石头，运往江边。万众石工源源不竭地凿出的石头，都将落在他们的纤绳上。这些被开采出来的大石无疑是用作华美建筑材料，或点缀园林景观，为了满足统治者奢侈生活的需要，不必多言，官家不顾人民死活的面目已经昭然若揭了。诗笔到此没有止住，由“万人凿盘石”，又推向石头的产地：“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芒砀”是形容石头又大又多的样子。看看那采伐不尽的石头矿床吧！在此以前，不知已有多少代统治者采运过，已有多少纤夫经历过同样的命运，尔今尔后，又不知还会有多少代统治者将继续采运，还要有多少纤夫遭遇同样的`命运。把古往与方来也包括进来，所以说“悲千古”，诗境又大大推进一步，“掩泪”是擦抹泪水，即流泪之意。“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二句与开头遥相呼应，眼看江边这堆积如山的湖石，船夫们要历尽多少艰辛才能将其运抵目的地啊！路途漫漫，苦难重重，船夫们的不幸哪年哪月才有尽头？面对采贡湖石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诗人又一次洒下了千古伤心之泪。他以无比沉痛的语言，发出了对统治者的大胆控诉！
这首诗，鲜明地体现了李白深切同情处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的可贵思想感情。纵观李白一生，尽管政治上历尽坎坷，未能实现理想，但他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在诗中还足有流露的。《丁都护歌》即直接抒写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字里行间倾注的正是诗人对在苦难中挣扎的船夫们的满腔同情。由于生活经历和才性气质的不同，李白反映劳动人民的诗作，无论从量还是质上看，都比不上杜甫。但前人唯独认为此诗“落笔沉痛，含意深远，此李诗之近杜者”(《唐宋诗醇》)。
李白写这首诗，用的是以乐府旧题写时事的手法。乐府诗，向来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虽然“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沈德潜《古诗源》)，并非李白肇始，但李白在这方面的成就还是不可忽视的。李白乐府诗中，除少数是“古无此体，自太白始”(见杨齐贤注李诗《三五七言》)的自创乐府外，大多乃沿袭古题写作，他现存九百余首诗中，乐府诗有一百四十来首，几乎袭用所有乐府古题，但李白并非一味拟作。“青莲拟古乐府，而以己意己才发之”(王世贞《艺苑巵言》)。他常结合反映时事的需要，灵活地对古题加以改造、发展。《丁都护歌》即为一个明显的例子。在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唐以前的《丁都护歌》有六首，从宋武帝刘裕开始，表现题材不出征夫思妇内容，形式都是五言四句小诗，李白却借其题而改其义，用来吟咏拖船纤夫劳动之苦，并且拉长了篇幅。一曲古老委婉的民歌，到了李白笔下，就成了揭露李唐王朝荒淫，倾诉对人民同情的针砭时事之作，成了一支悲苦衷怨的船夫曲。胡震亨曾称誉李白这一手法为“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离，离而实合，曲尽拟古之妙”(《唐音癸签》卷九)。
这首诗结构谨严，叙事抒情有机结合，辉映成色。三个层次层层深入，环环推进，每个层次中大致前景后情，先叙事后抒情。叙事中紧紧抓住一个“苦”字，如“上征”逆水溯行，逆水拖船，特别吃力，可谓一“苦”；“吴牛喘月时”是说在酷热难当烈日灼人、赤脚裸背的纤夫们负重之苦，二“苦”也；船夫生活条件之恶劣，诗中独取“水浊不可饮”的细节加以表现，收到的便是以小见大、以具体表现一般的效果。更苦的是盘石既大且多，难上加难。抒情中紧紧围绕一个“悲”字，天热难熬，水枯难行，运石难行，无一不激起诗人之悲，悲极而泪下。“心摧泪如雨”、“掩泪悲千古”，诗中先后两次出现“泪”字，更将其悲苦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一泻无遗，可谓声泪俱下，感人至深。
李白与浪漫主义的源头
任何文学创作，都离不开对前人文化的继承，作为浪漫主义最伟大的诗仙李白，对屈原、庄子又是如何继承的呢？
一、从积极浪漫主义屈原方面来看李白的浪漫主义
屈原在楚地原始神话和巫觋、工祝有关宗教活动的基础上创造了“楚辞”，他的诗歌《九歌》、《招魂》、《离骚》、《天问》等篇，无一不带着鲜明的神话意识，而在李白的诗歌中，随处可见神话，即或不是神话，却也把它当作神话来描写的情景。比如《古风十九》中写华山就把华山人格化、神化：“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好一幅优雅缥缈的神女飞天图。“邀我至云台，高揖卫叔卿”，政治上不得志，信奉道教，长期过着游山玩水、修道炼丹的生活以及对浪漫主义的传承，使李白经常把道教的神仙传说融入诗中，神话构成了李白诗歌离奇瑰丽的浪漫色彩。我们进一步研究屈原的浪漫神话。例如《九歌》中诗人叙写了一系列灵光飞扬的自然神形象，因相爱而不得相聚的湘江之神，充满失意而悲哀的“山鬼”，因不能长久地与“美人”聚合而烦恼的河伯……显然这一系列的自然神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文化心理，即“万物有灵”。
既然万物是有灵的，大自然是有灵的，人生的最高境界则应为“天人合一”，人生最大的自由莫过于回归自然。李白对大自然的那种无比的热爱，其实质即是他天人合一生命观的一种表现。大自然中，最神奇、最为一个道教徒（李白）所重视的应该算明月了，李白的笔下，几乎随处可见明月的意向。“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三个生命体，明月、形体、影子，它们融洽相处得那样亲切自然；“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把我的愁心托付给亲爱的朋友明月、长风，明月与长风和作者融洽无间、天人合一，李白的性灵融合在自然之中，与月一体，与风一体，明月即李白，长风即李白，高山即李白，流水即李白。
从“万物有灵”的角度看，从“回归自然”的角度看，李白的生命是整个宇宙。
回归自然，我记得古代有一句表现回归自然的话——“日月星辰胸中走”，如果李白就是整个宇宙的话，那么，从这个视点出发，我们去体味李白浪漫主义那雄奇的夸张，“疑是银河落九天”、“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白发三千丈”、“黄河之水天上来”、“与尔同销万古愁”等一系列突破时间的、空间的、现实的、理性的思维障碍的夸张，那又有什么奇特的呢？而西方文艺所说的“三个大”又有何难呢？
二、从消极浪漫主义庄子方面来看李白的浪漫主义
追求与大自然神秘的契合，反对用理性的思维让人与自然分离，这一点是李白和所有浪漫主义诗人、文学家共同具备的，他们都具有强烈的宇宙意识。
我们来看另外一位浪漫主义大家庄子。庄子因梦见蝴蝶，他分不清到底是蝴蝶变成了庄周，还是庄周变成了蝴蝶。李白终身以大鹏自比，是他能够像大鹏一样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还是大鹏能够像李白一样有放荡不羁的思维？具有强烈的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的人，是不能为理性而牺牲自己内心的灵性的。他的灵性只能深深地来自他的生命，来自他对生命、对宇宙的神秘契合的强烈的爱。具有宇宙意识的人，能够超越事物的两端。李白就是这样的人，生命是美好的，死亡也是美好的，把生命的得与失、痛苦与欢乐一起来下酒，从而成就了他光耀千古的诗篇。他的浪漫主义之所以具有这种神奇的思维，是源于他对生命强烈的爱，源于对任何一个自然生命的认同（比如有月亮、高山、流水，它们都是生命，是李白生命存在的形式）。于是，具有强烈宇宙意识的人，为了自己生命的长存，他们隐退了，退到山林做起了隐士，而世俗的政治、战争等等俗事会干扰他们生命的存在，于是，他们向社会道德进攻，李白是这样的，庄子、陶渊明也是这样的。在李白的很多诗中，表现出了归隐、及时行乐的思想，如《白云歌》、《将进酒》等。
李白化为月亮完成了他生命之长存，而庄子又是怎样的呢？记得林语堂在《老子的智慧》中记载，庄子快死的时候，弟子们商议要厚葬，但庄子说：“我用天地为棺木，日月做壁玉，星辰做葬珠，万物来送葬，这不是很好的葬礼吗？还有什么可求的呢？”显然，从屈原、庄子到李白，他们都追求把生命融入宇宙的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读一首我们小学就熟知的《望庐山瀑布》。
整首诗似乎没有一个固定的视点，一个遥字并不能体现其视点，诗人不是站在高处向下看，也不是仰视瀑布从天而下。如果诗人是一座高山，或是这个宇宙的话，那么，诗歌视点的空间障碍则全部消除了，“其大无内兮，其小无垠。”那么，从小的角度看，如果诗人化为瀑布中的一滴水，这滴水不怕身体失重、生命失重，他只是用自己的势能往下冲，往下冲，而且越落越快、不可阻挡。这是他整个生命所蕴藏的全部能量，那一滴水，不止是他的生命，他就是李白，这时李白已经化作了瀑布，他不知道瀑布是他，还是他是瀑布，天地晕眩了，岩石模糊了，他也为自己的力量感觉陶醉了，三千尺的长度对他来说太长又太短了。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李白的诗：“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在诗中作者塑造了“天人合一”、与道相合、回归自然的自我形象，这个能与溟涬同科的“自我”是李白精神力量的源泉，也是他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思维基础。
李白趣事一则
唐玄宗的宠臣杨国忠，嫉恨李白的才华，心里很不服，总想奚落他一番。一天，杨国忠想出一个办法，约李白去对三步句。李白一进门，杨国忠便看着李白，讥讽道：“两猿截木山中，问猴儿如何对锯？”
“锯”谐“句”，“猴儿”暗指李白。李白听了，微微一笑说：“请大人起步，三步内对不上，算我输。”杨国忠想赶快走完三步，但刚跨出一步，李白便指着杨国忠的脚喊道：“匹马隐身泥里，看畜生怎样出蹄！”
“蹄”谐“题”，与上联对得很工。杨国忠本想占便宜，却反被李白羞辱了一番，刚抬脚就被讥为“畜生出蹄”，弄得他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十分尴尬。
李白为何不应科举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借用如此纯粹惟美的诗句称誉李白，可见李白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犹如一颗璀璨明珠。学术界对李白的研究较为详细，论著甚丰，争论亦多。关于李白因何未应科举试问题，过去论者有两种说法：一曰商人不仕；一曰性格使然。此两说各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但其终究不是李白未应科举试的根本原因。
关于李白家世情况，李阳冰《草堂集序》云：
“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名与姓。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
范传正《唐故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亦云：
“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公之孙女搜于箱箧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已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
此两条记载均出自李白自述，当为第一手资料。但李白是否是凉武昭王李暠后裔，即与唐皇族同宗，学术界争论颇大，似不足以为信。凉武昭王李暠至李白已历三百余年，按照二十几年为一代计算，那么李白就不止是李暠“九代孙”，这也是一大纰漏。尽管如此，正如周勋初先生所云：
“唐人有冒宗的风气，李家自西域迁回，为了抬高身价，有可能托称李暠之后，但这也是一种推论，未必就是事实。我们在无法找到铁证之前，看来还是相信李白的自述比较稳妥。”
不可否认的是，李白出生在“碎叶”，这一点十分重要。“碎叶”是“条支”内的一个城市，“条支”系指大西域而言，实际上就是今新疆与中亚交界地区。李白先人因“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也就是说，李白家被窜于碎叶已经传承了三四代人，易胡姓，衣胡服，胡化程度很深，甚至有些胡人血统。李白家被窜于碎叶的原因，实与隋炀帝迫害李姓人氏有关，详见张书城《李唐、李白、李明振冒称凉武昭王之后说》一文。
碎叶实际上是昭武九姓古国之一，属于城邦小国。“所谓昭武九姓，指的是中亚的粟特人”。粟特人具有善贾传统，“利之所在，无所不到”。粟特人长期操纵着丝绸之路上的国际转贩贸易，足迹遍及欧亚大陆。李白家数世沉浸其中，跟随其经商贩卖，积累了殷实的家底财富。唐朝自贞观以来，社稷清平，人民安乐，而且采取种种措施吸引大量胡商蕃客入境互市。李白之父李客看准时机，遂挈妇将雏踏上了东归唐朝的道途。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隋炀帝迫害李姓人氏事，在唐高祖李渊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即得到了平反。李白家在遥远的异国碎叶，根本就不知道有平反之事，否则也不会迟至近九十年后的唐中宗“神龙初”（公元705年）才举家东归。
李客挈妇将雏东归当然是以胡商的身份，并且与粟特人商队一路偕行。但为何要说“逃归于蜀”或“潜还广汉”呢？这都是偷偷摸摸的行为。此中，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唐律疏议》云：
“水陆等关，两处各有门禁，行人来往，皆有公文，谓驿使验符券，传送据递牒，军防丁夫有总历，自余各请过所而度。”
《唐六典》云：
“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
边境关卡事关重大，过所的发放与勘察格外严格细致，“外国人被严密监视，实际上是被舒适的‘幽禁’”。李客名义上是来唐朝经商的，实际上是回归唐朝定居的。因此，他入境后脱离了商队，沿河西走廊至陇南，再沿岷江南下，至偏僻的广汉，“侨为郡人”。
其二，《唐律疏议》又云：
“不应度关者，谓有征役番期及罪谴之类，皆不合辄给过所，而官司辄给；及身不合度关，而取过所度者；若冒他人名，请过所而度者：各徒一年。”
如前文所述，李客根本不知道早已有平反之事，仍然认为自己是罪人后裔，不免心虚。他冒用胡人姓名（即“冒他人名”）入境过关，若被勘察出来，则有牢狱之灾。至川蜀后，偶见李树，方才恢复汉人姓氏。李白当时年仅五岁，自然不明白其中就里，后来仅凭李客讲述而言之，故用“逃归”或“潜还”等字眼。
正因为如此，李客定居广汉绵州昌隆县（四川声江油县）后，为人做事十分低调，“高卧云林，不求禄仕”。他虽然家底殷实丰厚，但长此以往不免坐吃山空，所以他仍然发挥其擅长，从事经商贩卖活动。李白《万愤词投魏郎中》云：
“南冠君子，呼天而啼。恋高堂而掩泣，泪血地而成泥。狱户春而不草，独幽怨而沉迷。兄九江兮弟三峡，悲羽化之难齐。穆陵关北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门骨肉散百草，遇难不复相提携。”
学术界对“兄九江兮弟三峡”句有不同的理解，但不可否认的是，李家兄弟在长江沿岸码头经商规模不小，一方面把巴蜀的物产运销吴楚，另一方面又将吴楚的物产运销巴蜀。正因为李白一家悉从事大规模的经商贩卖活动，积累了巨额财富，才为李白后来“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李白从巴蜀漫游到扬州，生活极为豪奢，又慷慨好施，“散金三十余万”。如此巨大的花费，令人咋舌，可见其家经商有道，堪称商业奇才！
从李白的家世与商人家庭来看，加上唐王朝有限制商人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的明文规定，很容易使论者得出商人不仕的结论。其实，这样的结论太简单化了，太表面化了。况且，在李白生长的年代，唐王朝已经开始放开了商人不仕的严格限制，允许一些商人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关于这一问题，已有论者述及，此处不必赘言。
从上述考辨可知，李白先人获罪被迫窜于碎叶成为胡商，至其父李客经历长途跋涉与困难险阻，“潜还广汉”“侨为郡人”，这其中有多少无奈与不得已。为人做事低调，“高卧云林，不求禄仕”，这是李客的惟一选择。“不求禄仕”不仅是对李客而言，而且亦是对其子女而言的。在此种思想指导下，李白兄弟没有一个走科举之途的，压根儿就不知道科举为何物。李客培养李白兄弟识字读书，目的在于使其成为知书达理的商人，免遭他人白眼与嘲讽。至于李白兄弟读什么书，掌握哪些知识，他似乎没有什么要求与限制。大概因为忙于经商的缘故，他对李白缺少管束，任其自然发展。
从李白诗文里，可以看出他的知识结构，读了些什么书。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云：
“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
这说明他天资聪明，从小就喜欢读书，涉猎广博，写作勤奋。但在诸子百家中，他非常喜好纵横家。杨天惠《彰明逸事》云：
“（李白）隐居戴天大匡山，往来旁郡，依潼江赵徵君蕤。蕤亦节士，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著书号《长短经》。太白从学岁余，去，游成都。赋《感春》诗，……益州刺史苏颋见而奇之。时太白齿方少，英气溢发。诸为诗文甚多，微类宫中行乐词体。今邑人所藏百篇，大抵皆格律也。虽颇体弱，然短羽缡纵，已有雏凤态。”
赵蕤是当时有名的纵横家，李白“从学岁余”，深得《长短经》之堂奥。李白当时虽然年少，但其诗文创作“已有雏凤态”，声名已闻于益州刺史苏颋。除了喜好纵横家之外，李白还从小受到道家的熏陶，对道教神仙沉溺甚深。其《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诗云：“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感兴八首》其五云：“十五好游仙，仙游未曾歇”。如前所述，李白出生在特殊的胡商家庭，五岁时才从碎叶回到巴蜀，他天生就具有粗旷豪放的性格，仗剑任侠。其《上韩荆州书》云：“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赠从兄襄阳少府皓》诗云：“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正如刘大杰先生所云：
“他爱豪侠，对于张良、荆轲、朱亥、高渐离、豫让、郭隗等人，时时流露着赞叹之情。他具有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抱负，并景仰鲁仲连、谢安一类人物。他爱道士、神仙，炼过大丹，受过符箓，同道士们来往密切。道家思想给他很深影响，时时向往着闲适清净的生活。……似乎没有深受过儒家的传统教育；他自己说，他学的是文学、奇书、六甲和百家杂学。”
他不仅没有接受过正统的儒家学说，而且对其抱以轻蔑态度，讥笑讽刺。其《嘲鲁儒》诗云：“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而正统的儒家学说，恰恰是唐代科举之敲门砖。唐初颁布《五经正义》，作为科举考试准则，士子为了求得晋身，无不沉潜于此。过去有种说法，唐代以诗赋取士。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云：“伏见铨擢之次，每以诗赋为先”。根据陈飞先生的最新研究，此种说法是极大的误会。唐代科举考试不仅要考诗赋，而且还要考试策。
当然，唐代士子也可以不通过科举之途而入仕，称为制举。简单地说，士子以诗赋（即行卷）向官员投献，得其赏识后推荐给朝廷，由皇帝亲临或亲自出题测试后授官。李白不具有走科举仕途的学识素养，但纵横之术往往又使他具有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思想越来越强烈。好在他是一个写诗天才，又喜爱司马相如的赋。其《赠张相镐》诗云：“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亦云：“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因此，他决定通过制举入仕，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其《上安州裴长史书》云：
“又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寮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识，具知此谈。”
查《旧唐书·苏颋传》云：
“（开元）八年，除礼部尚书，罢政事，俄知益州大都府长史事。”
很显然，苏颋出任益州刺史在开元八年（公元720），亦是“白于路中投刺”之时。李白时年二十岁，投献苏颋的是赋作，故言“可以相如比肩”。这次虽然得到了苏颋的称赞，但因“风力未成”，结果未得其向朝廷推荐。李白心有不甘，于是在其二十五岁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到更为广阔的天地去寻觅这种机会去了。
综上所述，从李白家世、特殊的家庭环境与独特的成长经历等方面来看，根本就没有培养他走科举之途，亦不具备科举考试的学识素养。所谓性格使然说太表面化了，李白的性格并非是其未应科举试的真正原因。因为在中国古代官吏中，像李白这样具有粗旷豪放性格的官员并非没有，他们悉是通过科举入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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