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灭掉南陈，实现真正统一，吐谷浑、高句丽臣服，震慑外敌

导语：隋朝灭掉南陈，实现真正统一，吐谷浑、高句丽臣服，震慑外敌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并不意味着中国真正的天下一统，一直到灭掉南陈后，中国才算是真正实现了统一。中国经历的巨变也让世界为之关注，当东方巨人重新整装站立起来时，世界的面貌也为之改变。

隋朝统一全中国，意味着以往中国内部分裂基础上的国家、民族间关系秩序与势力平衡被打破，此后隋朝的每一个政治动向，都会对周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例如远在南方的林邑国（今越南中南部）听说隋朝平定南陈，就立即派使者前来进贡。

而且隋朝平定南陈的辐射效应，对隋朝那些潜在的敌人和对手影响更大。

例如西北部地区的吐谷浑自隋朝建立以来，屡屡进犯中原，虽然开皇初年在和隋朝的几次军事较量中遭到失败，但始终觊觎隋朝的土地和财物，多次侵扰边境。

当他们得到隋朝平定南陈的消息后，吐谷浑高层大惊失色，他们没有想到隋军还有灭掉一个国家的实力，其国王吕夸担心隋军会对吐谷浑报复，立即率部北迁据山 固守。

开皇十一年（591年），吕夸在惊恐中死去，其子伏即位，为了缓和与隋朝的关系，改善自己所处的窘境局面，派侄子无素奉表向隋朝称臣，并请献美女以充实后宫。杨坚一眼看穿了伏的意图，知道这是伏不得不采用的权宜之计，并非出于真心，于是婉言谢绝。

到了开皇十六年（596年），突厥与隋朝的关系以及其内部势力的平衡也开始发生变化，隋朝需要巩固与吐谷浑的关系来牵制突厥，以达到稳定帝国西北边疆的目的，于是就退让一步，将光化公主嫁给了伏。

但是转年吐谷浑发生内乱，吕伏被杀，弟弟伏允即位为王，伏允即位伊始便遣使入隋称臣，得到了杨坚的同意，此后吐谷浑便每年向隋朝进贡，从而西北边疆安定了很多年。

但是，吐谷浑每次来的使者都会打听隋朝的内部政事，这让杨坚十分反感。由此也可以看出，吐谷浑与隋朝的友好关系是建立在稳定边疆的基础之上，而且是因为隋朝平定南陈才让吐谷浑改变了对隋朝的策略，杨坚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巧妙地加以利用，才让隋朝在东方世界更加站稳了脚跟。

隋朝和吐谷浑关系的变化，让北部的突厥也十分关注，而且他们和隋朝的关系也随着隋朝平定南陈而发生微妙的变化。

当时突厥在位的是都蓝可汗，他虽然表面看起来有些懦弱，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不仅勇猛善战而且工于心计。自从当上可汗后，便每年向隋朝进贡，显示对隋朝的忠心，想赢得隋朝对自己的认可，以便自己可以放心向西扩充势力。

到了开皇十年（590年）的时候，都蓝可汗的势力已经到达天山地区，攻占了高昌国四个城，有两千多名不愿投降的高昌人归附了隋朝。

此后突厥又逼迫高昌人改依突厥人习俗，使其沦为附庸。都蓝将俘获的大批高昌珍宝进献给了杨坚，但是杨坚不为所动，他警惕的是都蓝的势力越来越大，所以他决定试探一下突厥人。

平陈之后，隋军缴获了南陈宫中无数的珍宝，杨坚特意挑选了一件屏风，派人送给了突厥的大义公主。大义公主当年在北周灭亡后深陷窘境而投奔突厥，其实内心并不甘愿。

杨坚送她屏风目的是想向突厥人炫耀武功，但是大义公主却睹物伤情，联想起北周灭亡一事，于是一腔幽怨化作了诗句，愤恨地写在了屏风之上。

大义公主的做法很快便传到了杨坚的耳朵里，这也印证了杨坚对突厥的怀疑，而且随着都蓝势力的不断增强，内心隐藏的叛隋想法也逐渐显露出来。

开皇十一年（591年），有一个叫杨钦的隋朝人到了突厥，他告诉都蓝可汗，隋朝的彭国公刘昶和宇文家族的人联合谋反，派他来联合都蓝，请求都蓝可汗派兵支援。都蓝信以为真，立即改变对隋朝的恭谦态度，大义公主接见隋朝使者长孙晟时，更是出言不逊。

其实这一切都是杨坚的安排，派长孙晟出使突厥，就是特意观察其内部的反应与动向，所以都蓝的一举一动都在杨坚的监视之下。

刘昶是北周的驸马，在朝廷内声望很高，和杨坚也是故交，所以在隋朝面子很足，官至左武卫大将军、庆州（今甘肃庆阳）总管，但刘昶此时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说他图谋造反简直就是笑话，当然这件事情的真相在史料上已经找不到记载，只知道他有个被宠坏的儿子叫刘居士，整天与一帮纨绔子弟在京城长安为非作歹。

后来有人告发刘居士召集党羽同游长安城，自己爬上未央殿面南而坐，党徒位列两侧，大有坐殿登基之势。

甚至还有人揭发他秘密引突厥人南下，准备在京城造反等，当然刘居士这种恶少做什么坏事都有可能，所以被泼多少脏水也不冤枉。

杨坚得知消息后，将刘居士抓了起来，杨坚本意不想严惩，他将刘昶招来问这件事情该怎么办，没想到刘昶自恃与杨坚是故交，不但不叩头谢罪，反而对杨坚说“黑白在于至尊”，等于让杨坚自己看着办。杨坚大怒，将刘昶父子赐死。

依据《隋书·高祖纪》记载：刘昶被赐死于开皇十七年（597年）三月，距离前文说的刘昶暗通突厥已经整整过去了六年，而且刘昶顶撞杨坚，也说明他心中并无谋反之意，因此说刘昶勾结突厥都蓝可汗纯粹是无中生有，说明是有人想利用刘昶北周驸马的身份做文章。

无论真相如何，杨坚都已经确认都蓝有异心，事实上都蓝也确实在做着叛隋的准备。此时杨坚又得到了大义公主与突厥西部的泥利可汗联合的消息，杨坚担心东西突厥串通会生出变化，决定首先除掉大义公主以绝后患。

开皇十三年（593年），杨坚派长孙晟奔赴突厥，索要协助大义公主勾结西突厥的杨钦，但都蓝却说本地并没有此人。

让他想不到的是，长孙晟早已经买通突厥高层的人，连夜抓获杨钦并将其带到都蓝面前，当众揭发了大义公主与胡人私通的丑闻，不仅让都蓝，更让整个突厥人全都深以为耻。

为了彻底断绝都蓝对大义公主的感情，杨坚特意让长孙晟带去了四名国色天香的美女，当都蓝看到四名美女后，顿时来了精神，再看大义公主已经是人老珠黄，哪里还记得她军事般至关重要的作用，再想起她和人私通的丑闻，都蓝对大义公主起了杀心。

正在此时，突厥北部的突利可汗向隋朝求婚，杨坚趁机开出条件，只有除掉大义公主才能允许求婚，于是突利便立即劝说都蓝杀掉大义公主，都蓝经过多方的劝说，最终杀掉大义公主，亲手为隋朝除掉了心腹之患。

都蓝杀掉大义公主等于是向隋朝示好，他趁热打铁向杨坚进贡，一方面是为了修补关系；另一方面是请求继续和亲，但这一次杨坚不再信任都蓝，并且已经做好防御边境的准备。

他将老将贺若弼和平陈有功的杜彦都调到边境，杜彦到任后几次击退突厥的小股侵犯部队，由此可知边境并不太安定，因此杨坚没有同意都蓝的请求。在朝议时，长孙晟为杨坚献上一计。

长孙晟认为都蓝在隋朝的支持下，已经取得对西部突厥达头可汗与北部突厥突利可汗的优势，隋朝也已经预见到了都蓝将要反叛，依据扶弱抑强的原理，隋朝准备以和亲的手段，在都蓝和达头两个强大而又互相敌对的关系之外，培养新的亲隋势力。

长孙晟建议扶持势力相对弱小的突利可汗，让其南迁以逐步取代都蓝，在隋朝北部建立一个缓冲地带，以抵御突厥势力南下侵扰。应该说长孙晟的建议符合以隋朝为中心的周边地带国家安宁的原则，所以杨坚立即采纳，并让长孙晟全权负责突利可汗的和亲事宜。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和亲之事就要马上办理，换句话说隋朝并不急于外嫁公主，而是要利用各方都想和亲的心理，待价而沽，谁能为隋朝带来利益最大化，隋朝就倾向谁，进一步加深突厥的内部矛盾，静观其变。

在隋朝观察各方势力期间，一方面努力培养突利可汗的势力，以加强中原文化对他的影响。当时突利可汗为了达到和亲目的，遣使入隋的人数达到了三百七十人，隋朝将这些人安置在太常寺，教他们学习六礼，通过传播中原文化，增强彼此之间的亲切感。

另一方面则在突厥内部持中立态度。这就意味着都蓝一下子失去了隋朝的支持，在与达头、突利的较量中不再占优，转入了拉锯的态势，双方都向杨坚请求支持自己。

杨坚在那个时间段倒是不偏袒任何一方，只是派工部尚书长孙平持节到突厥进行调停，劝他们各自罢兵，即使这样都蓝依旧感谢隋朝的调停，送给长孙平两百匹马。从中也可以看出都蓝从主动西征到请求隋朝调停，都蓝的处境越来越窘迫。

从吐谷浑和突厥的事例可以看出，隋朝在平陈之后地位大大提高，国家的周边形势开始发生变化，隋朝处在一个中心地位上，并且积极扩大对外影响力和交往范围，排除敌对势力，努力营造以自己为中心的东亚地区格局。

南陈曾经是牵制隋朝的关键力量，隋朝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因为南陈的存在而有后顾之忧，在这种相互牵制的格局中，隋朝日益强大，东北方的高句丽开始逐渐与隋朝疏远，转而与南陈亲密起来，在隋朝大举进攻南陈的时候，身在江南的朝鲜人自觉地站到了南陈阵营。

例如南陈都官尚书在建康募兵抵抗隋军的时候，很多朝鲜人参战，参与到抗隋的战斗中。但是自从隋朝灭掉南陈后，高句丽开始感受到了压力，《隋书·高丽传》记载：“（国王）汤大惧，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

而高句丽南边的百济对隋朝的态度，显然与高句丽不同。例如有一艘隋朝的战舰漂流到了百济，百济的国王利用这个机会，厚待隋朝士兵，并遣使向杨坚祝贺平陈成功。杨坚大喜，给予了百济丰厚的奖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杨坚婉拒了百济的朝贡。

从双方交往的史料记载来看，隋朝和百济另有重要交涉事宜。在朝鲜半岛上百济和高句丽是世仇，互相之间攻伐不断，但百济的军事实力不如高句丽，所以经常处于守势，甚至只能算是勉强支撑。

因此百济屡次遣使到中原，无论是哪个王朝当政，百济都会控诉高句丽，说高句丽有称霸东亚的野心，就是希望能够获得中原王朝的庇护。

到了开皇末年，百济国王还遣使请求作为隋军的向导，共同讨伐高句丽。而高句丽也并非毫无警惕，经常派兵阻断水陆通道，所以隋朝和高句丽之间的矛盾。

因为百济的存在，而上升到了东亚的格局之争，只不过杨坚对百济的真诚有所怀疑，因为百济和曾经存在的南陈关系比较密切，所以杨坚不愿意对百济承诺什么，还必须要对其进行考察，尤其是平陈之后内外形势的变化，让杨坚必须处理好东北亚的政治关系。

开皇十年（590年）的时候，杨坚为高句丽国王送去了一封言辞激烈的玺书，列举了高句丽的种种罪状，主要有侵扰边疆、整军扩张和恃强凌弱、阻止周边部族或国家与隋朝交往等，这些行为都是隋朝最为忌讳的，也说明高句丽有称霸东亚的意图，隋朝对此不能容忍，所以杨坚的玺书言辞颇为激烈。

但是杨坚还是给了高句丽机会，希望他们改过自新，至少不能再欺辱亲近隋朝的国家，而且对隋朝要遵守番礼，也就是要高句丽服从以隋朝为中心的天下 秩序。

但是在玺书中，杨坚回避了领土问题。这个问题源于两晋时期高句丽占领的辽东领土，对隋朝而言如果不收复这块领土，就不可能恢复汉朝时的疆域，那就更不可能谈到以隋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

但是如果针对领土问题做文章，与高句丽的矛盾就会成为两国必须要彻底解决的问题，也等于间接承认了高句丽与隋朝是对等国家，无形中降低了隋朝的身份。

所以杨坚在玺书中，用了“委王海隅，宣扬朝化”“赐王土宇，授王官爵”等句子，将高句丽描述成了中国的番国，这样一来高句丽现有的国土等于也是隋朝的领土，而且隋朝还具有以天子身份征讨逆臣、拯救邻国于水火的正义身份。

这封玺书其实是杨坚对高句丽的最后通牒，其国王读完后心惊胆寒。当然杨坚也绝不是虚张声势，他是出于隋朝当时的整体利益，迫使高句丽国王要认真思考隋军会不会乘平陈之势进攻高句丽。

隋朝平陈之后，许多人将目光都集中到了高句丽，希望能处理好和高句丽的关系，例如陆知命就建议杨坚出使高句丽，向其宣扬中原大国的教化风范，让他们能够臣服隋朝。

当然随着四方捷报频传，主张征讨高句丽的也不在少数，《隋书·刘炫传》记载：“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所以我们不能将后来隋炀帝杨广以及唐朝初年李世民征讨辽东看作好大喜功，背后其实是有社会背景因素的。

当时高句丽国王平原王一想到杨坚的那封玺书就心惊肉跳，不久急火攻心死去，其子婴阳王即位，立即派人到隋朝报丧，杨坚按照惯例遣使前往高句丽册封婴阳王为开府仪同三司，袭爵辽东郡公。

婴阳王看到隋朝并没有动用武力的意思，连忙恢复朝贡，于开皇十一年（591年）正月遣使朝贺，缓和了与隋朝之间的关系。此后在开皇十二年（592年）和开皇十七年（597年）高句丽两次遣使朝贡，双方的关系至少表面上趋于正常化。

但是在辽东领土这个根本问题上，高句丽是不能做出让步的，而隋朝也不可能承认辽东领土为高句丽所有，领土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也就意味着双方不可能真正友好，其交往也无非是缓兵之计。

不过，高句丽的婴阳王向隋朝低头，还是让隋朝在东北亚地区取得了优势地位。应该说，从建立隋朝到灭掉南陈再到取得与周边国家交往的优势地位，杨坚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将隋朝带到了一个巅峰位置，其政治生涯也到达了顶峰。

杨坚十分清楚，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除了威慑于外，还要修政于内，所以在国家局势逐渐稳定下来后，杨坚将目光投向了彰显太平盛世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整修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