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楚文化与西汉政权

导语：探究：楚文化与西汉政权楚文化与汉文化

一

楚国历史悠久，如秦一样，据说都出自于帝颛顼。楚国历史有系统地记载应当是在“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正义》：颍容《传例》云：“楚居丹阳，今枝江县故城是也”。《括地志》云：“归州巴东县东南四里归故城，楚子熊绎之始国也。又熊绎墓在归州秭归县。《舆地志》云秭归县东有丹阳城。周回八里，熊绎始封也”。)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这是周初的情况。

随着楚国势力的增长，此后楚国沿着丹江一直向东、向东南扩展，到春秋战国时代，楚国已达到鼎盛时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这个时期的楚国情况：“越、楚则有三俗(《正义》：“越灭吴则有江淮以北，楚灭越兼有吴越之地，故言越楚也”。)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倩刻，矜已诺。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其俗类徐、僮。朐、缯以东，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闾、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于闵中、于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也。番禹亦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湊”。

司马迁在这里不仅仅写出楚国全盛时的版图，描述了楚国领域各地不同的习俗，特别标明了楚文化的辐射范围，几乎涵盖了今天中国东南各个省份，据此可见楚文化影响之广大与深远。

二

公元前223年，秦派将军王翦灭楚，强大的楚国虽然灭亡了，但楚文化的影响却并没有因此而退出历史舞台。

秦王朝建立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书同文、车同轮、行同伦”的统一制度，但在楚地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出土秦简《语书》记载当时的情况是：“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泆之民不止”。这种文化上的对抗与冲突，是导致秦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秦朝末年先后发生的陈胜、吴广、项燕、项羽、刘邦起兵都发生在楚地，正说明了这一点。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汜水之阴即了皇帝位，正式建立了西汉王朝，刘邦政权的创建者大多来自于楚地，无论是在起义过程中还是在政权建立之后，楚文化及其价值取向始终都对其发生着影响，注意到这一点，也就更易于理解汉代社会变迁的过程及规律。

三

刘邦起兵的背景中有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就是出现在《史记·高祖本纪》记载的“东南有天子气”及《史记·项羽本纪》中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东南有天子气”这句话出自《史记·高祖本纪》“秦始皇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芑、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这事发生在刘邦斩蛇逃亡之中，此前刘邦还曾服徭役于咸阳，见到秦始皇出行，“喟然太息曰：‘嗟呼，大丈夫当如此也。’”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对秦王朝来讲，东南地区距离秦的统治中心关中及中原都比较远，风俗与文化有极大的差异，这里曾经是反抗秦朝统治最为强烈的地区，在楚人的心目中秦“虎狼之国也”，“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因而秦对以楚为中心的东南地区不仅防范很严，而且对东南地区赋税、徭役的征发也特别苛重。秦在统一前后，为了消灭楚国旧贵族势力，曾将他们大举迁徙到关中或其他地区，仅始皇二十六年(前二二一年)就“徙天下家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三十五年“徙三万家丽邑”，这其中不乏楚国大族。因而东南以楚为中心的地位应当是秦、楚文化对抗最为厉害的地区。刘邦的起兵正是顺应了这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第二“东南有王子气”及“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文化价值是坚定刘邦起兵反抗的心理准备及基础。刘邦虽出身于下层社会，但他却志在天下，并以拔剑击蛇的故事把自己神话为日后的真龙天子，这正是楚文化成功之处。

此后在刘邦起兵及夺取天下的过程中，楚文化的作用也十分突出。

以楚爵激励将士。刘邦的元从功臣及将士多为楚人，他们对楚文化印象最为强烈，楚国的爵制不仅体现了一种现实利益，而且在文化上体现为一种荣誉，一种地位。无论是在对秦战争还是对项羽的战争中，刘邦都非常灵活地运用这一手段。

如曹参“将击胡陵，方与，攻秦监公军，大破之，东下薛，击泗水守军薛郭西，复攻胡陵，取之，徙守方与，方与反为魏，击之，丰反为魏，攻之，赐爵七大夫，击秦司马（yi）军砀东，破之，取砀，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击章邯车骑，攻爰戚及亢父，先登，迁为五大夫，……于是乃封参为执帛，号曰建成君，迁为戚公，属砀郡”。

如：樊哙“斩首十五级，赐爵国大夫。常从沛公击章邯军濮阳，攻城先登，斩首二十三级，赐爵列大夫，复常从，从攻城阳，先登，下户牖，破李由军，斩首十六级，赐上间爵。从攻围东郡守尉于成武，却敌，斩首十四级，捕虏十一人，赐爵五大夫。从击秦军，出亳南，河间守军于杠里，破之，击破赵贲军开封北，以却敌先登，斩侯一人，首十八级，捕虏二十七人，赐爵卿”。

如汝阴侯夏侯婴“高祖为沛公，赐爵七大夫，以为太仆。从攻胡陵，婴与萧何降泗水监平，平以胡陵降，赐爵婴五大夫，从击秦军砀东，攻济阳，下户牖，破李由军雍丘下，以兵车趣攻战疾，赐爵执帛。常以太仆奉车从击章邯军东阿、濮阳下，以兵车趣攻战疾，破之，赐爵执珪”。

与西汉政权关系最为密切者，还是来自于楚地的黄老思想。

萌生于战国时代的黄老思想，至汉初已发展成为占据主流的意识形态。关于黄老思想的渊源，学者多认为其发生于齐地，但近年来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发现，与《老子》并行的《黄帝书》的出土，使人们意识到黄老学说的渊源极有可能在南方，因为道家的《老子》主要是在南方楚文化影响下的产物。黄老学说其所以能成为汉初政权的指导思想，他来自于两个方面的需求，一个是经过秦末农民起义，一个是强大的秦王朝在顷刻之间便烟飞灰灭了，这个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是当朝的统治阶级急需要解决，而且要引以为戒的东西，因此在汉初的思想界出现了一个讨论“秦过”的热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楚人陆贾，他跟从高祖平定天下，汉朝建立后，拜为太中大夫，《史记·陆贾传》说“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集解》曰：“赵氏，秦姓也”)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今成败之国’”。于是有陆贾《新语》一书的问世。

陆贾的《新语》重在总结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之道，特别是他对秦政、秦过的批判极具现实意义。他认为秦政之失在于“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在于“事逾烦而天下愈乱，法逾滋而奸逾炽”，立足于汉代初年的政治现实，他提出了“逆取而顺守”的治国方针，要求统治者以清静无为的思想来理政。

陆贾的思想应当说是得到了汉初政权中大多数人们的肯定，因为在汉初政权中的许多首要人物，如张良、陈平他们也都信奉黄老思想。

在这种清静无为的思想指导下，刘邦政权推行了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以稳定社会生产和社会秩序。在战争刚一结束，刘邦便下诏让士兵复原，加强生产第一线，《汉书·高祖本纪》说：“帝乃西都洛阳，夏五月，兵皆罢归家。诏曰：‘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名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

刘邦之后，先后嗣位的惠帝、吕后继续执行刘邦的政策《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

不仅上层集团如此，清静无为的政策也贯彻到地方封国，《史记·曹相国世家》记曹参为齐相，当他闻知胶西有位“善治黄老言”的盖公，于是将其接来，盖公为他“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道理，因而曹参在齐“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到文景时代，无为政策继续得以发扬广大。

首先是崇尚节俭的风气十分浓厚，《史记·孝文本纪》讲孝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有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帝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

其次是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文帝时改汉初的十五税一为三十税一，到景帝时三十税一不仅成为定制，而且将男子服役年龄由15岁推迟至20岁。

黄老学说之所以在汉初盛行，关键在于：“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无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又“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

黄老道家的这些特点对于汉初民生凋敝，国家急需一个发展生产，充实国力的安定环境来说确是一付良药。音讯为用，守成旧制，也正符合汉初统治者的心愿；不为物先，不为物后，取中为道对于稳定社会秩序，清除秦代法家带来的极端作法更能合乎民心；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更是整合百家的必由之路。楚文化的这种功能为汉初百废待兴的局面开辟了一条稳定的发展道路。

楚文化与汉初各种制度的建设也关系密切，这方面可举的例子很多，不必赘述；在这里我们只想就思想文化建设方面，谈谈楚文化的影响：

在全国平定过程中，刘邦把楚国旧地分封给了韩信、英布和吴芮，此后刘邦又消灭了异姓王，将楚地又重新分封给自己的同姓子弟，即楚王刘交，荆王刘贾，以及淮南王刘长，当时的王国“制同京师”，不仅宫室制度，就连群卿大夫也“官如汉朝”。王国官吏的任免权也掌握在诸侯王手中。正如《汉书·贾谊传》所说：“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无不帝制而天下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令非行也”。

这种放任政策，一方面可以缓解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而从俗而治又减少了思想文化上的冲突，但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使诸侯王势力坐大，产生了与中央政权更大的离心力。《史记·淮南王传》记载：“及孝文帝即位，淮南王自以为最亲，骄蹇，数不奉法……当是时，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厉王，厉王以次归国益骄恣，不用汉法，出入称警跸，称制，自为法令，拟于天子”。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汉初分封制下的地方学术文化的发展，对中央集权也极为不利。这里可举淮南王为例。淮南王刘安是汉高祖少子刘长的儿子，在淮南国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著书立说，有“内书”二十篇，“外书”甚众，内书即我们今天看到的《淮南子》。

有学者认为“《淮南子》的体系和使用的资料，使它和《吕氏春秋》及《春秋繁露》具有相似之处，但倾向与旨趣则甚不同。它的‘道论’，渗透着《庄子》思想，基调是消极无为。他攻击儒家的仁义道德，法家的法治刑政，它讲灭人感应，以‘精浸相连’为基础，完全立足于自然系统之上，和董仲舒的道德目的论系统大异其趣，他否认文化知识的价值，要求‘抱朴归真，同于冥冥’……反映出处在历史转折关头类似刘安这样的地方割据势力的精神状态和趋向”。

对于《淮南子》一书的内容以上概括颇为精到，但这种“地方割据势力的精神状态和趋向产生于何种背景与文化环境，却是我们感兴趣的地方。这也是本文要说的： 《淮南子》一书，既是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也是中央与地方学术斗争的产物。

这种学术趋向，在秦汉历史转折的前提下，它不利于思想的统一，不利于儒家经学的独尊，而且也会因学术势力的膨胀而形成与中央集权相抗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