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成也儒家，败也儒家？儒教政策要为西汉由盛转衰“背锅”么？儒家在汉朝成为正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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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说文景年间的黄老之学是助力大汉王朝稳定局势，成功走上繁荣发展道路的奠基“功臣”，那么自汉武帝时代开始被西汉统治者奉为经典的儒家学说，则是影响王朝接下来几十年走势的“思想纲领”了。

一纸“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汉朝成了君权至上的大一统王朝，成就了汉武帝名留青史的圣主之名；但儒教思想的泛滥似乎也导致了宣元年间西汉的由盛转衰。

难道说西汉的衰落，真的要归咎于儒学么？

儒家学说成就的西汉“霸业”

将《春秋》“大一统”思想描述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的董仲舒将“改良版”儒家学说呈现到了汉武帝刘彻的面前；至此，致力于为统治阶层服务的新儒学就成了汉朝统治者用以巩固中央集权的工具。

这一时期，配合推恩令“使用”的独尊儒术思想取得了相当喜人的成果。

随着刘姓诸侯手中的土地跟权力越来越小，王侯将相、市民百姓对国家统一的认同度越来越高，像“七国之乱”这种地方反抗中央的情况几乎已经不复存在。

至此，国内局势逐渐稳定下来的西汉王朝也有更多精力实现开疆拓土的霸业了。

除了为巩固皇权提供思想保障外，新儒家学说与“天人感应”理论的结合也在相当程度上加强了统治者的责任意识和“自省”精神。

从《汉书·董仲舒传》中有关：“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的记载中不难看出，新儒学是将天灾异象“归咎于”君主失德的。

受这种思想影响，每逢“天生异象”时，汉朝统治者都会进行自我反省，甚至以下达“罪己诏”的方式来平息“天怒”。

像汉武帝刘彻就曾为自己穷兵黩武，远征匈奴的举动发布过罪己诏；从其中“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兮罢之”的表态中不难看出，罪己诏并不只是一种“表面形式”而已，受儒家文化影响西汉统治者真的会在出现政治危机时做出反思跟自我调整。

总的来说，儒家学说在巩固中央集权、稳定国内局势跟“教化”统治者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的确是成就西汉“霸业”的一大助力。

虽然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已经是杂糅了法家、道家乃至兵家学说的一种专门为统治阶层服务的新思想；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确以“外儒内法”的形式巩固了大一统王朝的根基。

汉元帝初年的儒宦之争“隐患”

正所谓盛极而衰，物极必反；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指导思想让汉朝成为了疆域空前辽阔的大一统王朝，但“不当”的儒学理论应用还是让西汉政权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落。

元帝以降，儒学日益发达，对政局走势的影响也变得愈发明显；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儒学之风盛行的年代，西汉政权却经历了由盛转衰的重要拐点。

说起汉元帝执政时期的儒教政策，要先从这位帝王的出身说起。汉元帝的父亲汉宣帝刘询是武帝末年巫蛊之祸的幸存者；作为一个出身没那么高贵的皇室血脉，刘询原本是没可能登上九五之位的，但动荡的政局博弈成就了他，也成就了一个出身民间，幼年丧母的汉元帝刘奭。

虽然在年仅八岁时就被父亲立为太子，但刘奭的成长之路却并不怎么顺利，在霍家掌权的年代，没有母族支持的他不得不时刻小心来自各方的明枪暗箭，而即便是到了汉宣帝彻底掌控局势之后，刘奭也因为性格原因而不被父亲喜爱。

据《汉书·元帝纪》记载：

自幼饱读诗书，师从大儒丙吉、疏广、夏侯胜、萧望之等人的刘奭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君主。

他受儒家文化影响颇深，对汉宣帝重文法吏，持刑太深的做法并不认同；而这也使得汉宣帝对自己的儿子并不怎满意。

虽说汉宣帝并没有做出废长立幼的决定，刘奭最终顺利继位；但出于对儿子的担心，刘询还是给他留下了萧望之、周堪、史高三位辅政大臣，希望他们能辅佐元帝治理国家。

平心而论，初登大宝的刘奭还是一位比较合格的君主的。

虽然《汉书·匡衡传》中有“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自以为得上意”的记载，但这一时期备受汉元帝信赖的“儒生集团”还是为治理国家进献了不少良策的。

问题其实出在萧望之、周堪跟史、许外戚集团之间的矛盾上。

因为刘奭崇儒，萧望之又与其有多年师生之谊，所以由萧望之、周堪等大儒举荐的名儒茂才很快就成为了朝堂上的“主力军”；随着这些儒生屡屡劝谏元帝多施仁政，远离外戚宦官以振兴朝纲，“儒生集团”与宦官外戚之间的矛盾也变得愈发尖锐了。

从官阶职位来看，虽然辅政大臣中更受宠的是以萧望之为首的儒臣，但手握实权的史高以及把控中书省的宦官们却有着远胜于儒生集团的势力。

因此，当儒生官员们欲以古制变革现状，打破原有的政治格局时，权力中枢的矛盾也被彻底引爆了。

位居中书要职的宦官弘恭、石显不甘于接受“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的命运，选择了先下手为强对儒士官员动手。

在汉元帝因萧望之等人“妄议”外戚宦官而对其感到不满时，许、史外戚联合手握实权的中书宦官发起了反击。

通过构陷萧望之一伙“结党营私”，石显等人成功将这伙儒士赶出了权利核心，而萧望之本人也因为不堪受辱而选择了自杀。

总的来说，汉元帝初年的朝堂变故就是由“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儒生掀起的；随着根基尚浅的他们将矛头直接指向手握实权、左右朝政走向的外戚跟宦官，这场儒宦之争的结果就已经注定了。

儒臣集团的此次惨败不仅给儒家学说发展造成了沉重打击，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入仕儒臣的心态，让他们不再走直言上书的“老路”。

“变质儒学”引发的王朝困境

萧望之自杀后，生性“柔仁好儒”的汉元帝还虽然也启用过包括周堪、张猛等人在内的一些名臣大儒，但已经有能力左右朝堂的中书令石显没有给“儒臣集团”东山再起的机会。

每当汉元帝有意重用某个儒士时，石显都会给对方扣上朋党的罪名，这使得萧、刘儒士集团几乎全军覆没，留得性命的刘向也只能蜗居家中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遂废十余年。”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汉元帝对儒士群体的“结党营私”倾向甚为忌惮，也将不少大儒都下狱问罪了，但这并没有浇灭他对儒学的热情。

相反的，在打压萧望之一伙的同时，他也大力启用了贡禹、匡衡、韦玄成等儒生官员并给予了他们相当优渥的待遇。

对于两类儒士截然不同的命运，钱穆先生在《刘向·歆年谱》中给出了这样的分析，即：

“一好言灾异，一好言礼制。言灾异，本之天意。言礼制，揆之民生。京方、翼奉、刘向、谷勇、李寻之徒言灾异，贡禹、韦玄成、匡衡、翟方进、何武之徒言礼制。（刘）向万年议兴辟雍，亦倡言礼乐矣。”

由此不难看出，能讨得汉元帝欢心的，往往只有那些纯粹醉心学术的儒者；至于那些涉足政坛，用天人感应学说来约束帝王权柄的儒者，汉元帝不能说不敬重，但终归是多了几分忌惮，做不到全身心信赖。

从某种程度来说，汉元帝年间混的还不错的儒士大多都与权力中枢有点“沾亲带故”的关系；像是由石显引荐入朝的大儒贡禹、其父为前朝丞相的韦玄成，亦或是沾了史高的光才进入汉元帝事业的匡衡，都是其中代表。

虽然这些儒臣本身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他们所崇尚的儒学与汉武帝至汉宣帝年间推行的“外儒内法”式的儒学却是简然不同的。

简单来说，就是他们践行的儒学是纯粹的，几乎不带什么欲望跟实践价值的纯学术，而不是杂糅了王霸之道的思想统治工具，放任他们跟汉元帝交流政事只会让实权进一步落入宦官集团手中。

除此之外，“变质儒学”的危害还体现为这些儒士不再谏言朝政了。

这一时期，不只是没了董仲舒这种引领朝堂变革的新儒学代表，连敢于跟实权宦官叫板的“萧望之”们也没有了。

被汉元帝“委以重任”的儒臣们大多与中书令、尚书令官员打成一片，放任政局走向而不发一言，直至西汉王朝从此由盛转衰。

小结：

毫无疑问，汉元帝年间的儒教政策的确让国家走向了衰落的道路；但将汉朝由盛转衰的‘黑锅’全推到儒学身上也是不准确的。可以说，西汉的衰落是君主能力、朝堂局势、天灾人祸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汉书》

《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