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欧阳修的另一面：士大夫和文人角色的冲突
导语：文豪欧阳修的另一面：士大夫和文人角色的冲突欧阳修是士大夫吗
在我们印象里，北宋是弱小的代表，年年岁币，重文轻武，以至于北宋南宋都没有几个拿得出手的胜仗。但也有学者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北宋、南宋重文轻武乃是吸取唐人藩镇割据的教训故意为之，而且岁币上贡外朝虽然不是什么体面的事情，但是却实实在在的为宋朝子民“买”来了和平。
但不管怎么样，在一个问题上大家是达成共识的，那就是宋代是中国文化的顶峰。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与赵宋之世。但是宋朝的文化如果和唐朝那种朝气蓬勃的气质相比，又是怎样的特点呢？陈寅恪以“造极”来形容之，但它不是特点的具体阐述，而是表明学者的一种程度。
美国著名学者艾朗诺在《美的焦虑》一书中对宋代文化进行了详细的剖析，他并非是一种程度的定性，而是特点的表述。书中研究的人物主体是北宋的文人士大夫们，他们既是国家政权得掌握者，更是文化上的精英群体，对他们的剖析无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宋代文化具体的特质。而要想更深入得缕清其中的内容，就必须知道一个人物，他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欧阳修。
可以说欧阳修是贯穿全书始终的人物。著名学者朱刚教授的书评《从“焦虑”到传统——读艾朗诺〈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指出，艾朗诺《美的焦虑》贯穿始终的核心人物就是欧阳修，这表现在探讨艺术品的鉴赏与收藏、诗话、花谱、宋词四个领域时。但是我始终对“焦虑”这个词抱有看法，我认为这个词并不能真正概括宋代文人、文化更内核的特点。但是鉴于国外学者擅长的心理剖析和揣摩，这样的词汇无疑是贴切的形容了北宋那一代文人们的尴尬处境。
如果我们把宋朝文化比作一个人，那么他的“焦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来自前朝的压力。唐代无论是从哪一方面，气势的都压过了宋朝，政治、文化自不必说。但从诗歌来看，宋代诗歌的价值是直到近些年才被学者重视的，此前提起诗歌，彷佛那还是唐代人的天下。
另外一个方面是来自于文化信仰的矛盾，这种矛盾一方面让他们沉醉于美好的事物无法自拔，另外一方面儒家特有的道德约束又让他们为这种陶醉感到惭愧。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欧阳修，他身处这样的困境中，以至于他的话语，也常常带有“双标”的色彩，这种特性很明显的体现在他的《集古录》中。
著名文化学者陈尚君先生认为《集古录》是一本“即兴之作，研读不深，因此疏误较多”，说白了就是陈先生认为这是他写着玩的，纯粹消遣。但是书中字里行间给我们透露出来的信息，却呈现出另外一种姿态。
例如对于北宋初年书坛一片衰败的景象，欧阳修像一个愤青一样，满嘴“恨铁不成钢”：
自唐末兵戈之乱， 儒学文章扫地而尽。 圣宋兴百余年间， 雄文硕学之士相继不绝，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独字书之法寂寞不振，未能比踪唐室，余每以为恨。
在他看来，当代书法可以称雄者，简直“屈指可数”。它不仅要发出愤怒的呼声，而且还到处怼人，比如他和当时文坛大v石介的”撕逼“相当有意思。
石介现存的手迹是《内谒帖》，我们可以看一下：
老实说，这样的书写水平，确实不咋地，难怪欧阳修在《与石推官第一书》中称其字为“骇然不可识”，当然，辨认倒是不难的，没到他说不可识的严重地步。但是这水平确实不敢恭维，看起来与当今某些“大师”和小学生写的没有来去，单看这些笔画和结构，我就能想象到一个粗老汉手里握着笔笨拙书写的样子。
但是石介也不是吃素的，他回怼欧阳修，他先开始是卖惨，说自己年轻也努力了，可是没有长进，自己也没办法“实为无奈何”。接着对欧阳修开始发难，挑明自己写的那么丑，并非他所愿，也不是为了“特意于人以取高耳”。然后拉出儒家几位重要的人物，孔子、孟子、荀子韩愈等人，他们是公认的圣贤，可是他们的书法也没有像王羲之、虞世南、褚遂良那么好，而如今尊崇的圣贤不是依据书法的好坏，而是他们思想上的见解，最终连续以4个反问竭力反击，其内涵意思就是指责欧阳修追求书道小技、忽略圣贤大道的逻辑漏洞。
但是欧阳修岂能被如此小计蒙蔽，他很快发现石介在混淆一个概念，那就是书法的艺术性追求和书写合法的追求。于是他就坡下驴，指出自己和石介一样，不屑那些“善书”之人，接着点名石介的书写问题不在于艺术性的美观与否，而是忽略法度的规范。他套用石介的逻辑，指出圣贤发明文字，创立依据，目的在于规范文字，以便于人们交流，查阅。现在你石介写的书法，这么潦草，率性，万一后人认错了字，领会了错误的意图，该怎么办，这难道是圣人想要的结果么？
可以说，讲到这里，石介完败。自己用来辩护的最大工具就是圣贤、道德，然而作为宋人士大夫的代表，恐怕没有人会比欧阳修更懂道德上的把戏，以此作为挡箭牌，实属下策。
但如果你真的信服了他的这套说词，马上问题就来了。既然如此，您为什么感慨宋初书法的不振？为什么感慨当代书法无人可以称雄？如果仅仅追求书写文字的规范性，这些感慨是没有必要的。“比踪唐室”“深以为恨”，这里显然的标准是以唐朝作为标杆的，如果真的注重规范性，应该向古人的文字法则看齐才对，为何提及唐朝。除此之外，《集古录》里面也记载了相当多欧阳修学习书法之后的挫败感，他一直觉得自己写不好书法，“写来写去，转不如旧日”，“乃知古今好笔迹，真可贵重也，今后只看他人书，亦可为乐，不能生受得也 ”。
很显然，欧阳修说的好坏，不知不觉又开始偏离了规范的讨论范畴，开始谈及书法的艺术性了。这种言语层次之间的“双标”矛盾，在他的《集古录》里常常可以看到。你会读到他为了学习书法陶醉于李邕，赞叹”必有深趣“，同时又能看到痴迷书法，乐心身劳的烦闷，还可以看到他制定学习计划的决心，“十年不倦，当得书名”，同时又开始悔恨自己沉迷其中的罪过，“自悔从今绝”。
为何欧阳修会呈现这么分裂的双标形象？如果仔细去想一想欧阳修的身份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今天人看来，欧阳修是文学家，搞艺术，玩金石欣赏是相当符合他身份的。但不要忘了，这些人可在朝廷里当官，学的是圣贤儒家之道。以严苛的卫道士的眼光来看，这些文玩小技是玩物丧志，远离圣贤的行为，可以说是不务正业。
而欧阳修的焦虑，也正是源自于这样的道德立场。石介反驳欧阳修对他的指责是舍小弃大，专注于书艺小道而忽略道德修养，实际上是站得住脚的，也正是如此，欧阳修不敢反驳这个道德说辞，只能顺水推舟。
儒家深层次的某些东西是天然排斥享乐的。孟子就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所有伟大的功业，似乎只能非常辛苦的才能完成。而儒家的终极目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又是非常极端排斥个人享乐行为的。一切与君子大道相违背的爱好，似乎都可以被指责为不务正业。
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如何解释唐朝书法的繁盛呢？
我认为唐代书法的繁荣，在于它取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天子亲自推动，从唐太宗开始，自然举国求之若鹜。但是唐代政治化的书法，也让书法在显得更为宏大之余，平添了一股僵硬之气。宋代姜夔就说：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
宋代兴文事，但从天子层面没有特别明显的鼓励措施，这就让书法显得有些“不合法”。如此一来文人如果仍然在这层面上耗费太多精力，就更有不务正业的嫌疑了。东汉赵壹《非草书》云：
余惧其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又想罗、赵之所见嗤沮，故为说草书本末，以慰罗、赵，息梁、姜焉……夫务内者必阙外；志小者必忽大。仰而贯针，不暇见天；俯而扪虱，不暇见地。天地至大而不见者，方锐精于针虱，乃不暇焉。第以此篇研思锐精，岂若用之于彼七；稽历协律，推步期程；探赜钓深，幽赞神明。览天地之心，推圣人之情；折疑论之中，理俗儒之诤；依正道于邪说，侪雅乐于郑声；兴至德之和睦，宏大伦之玄清。穷可以守身遗名，达可以尊主致平，以兹命世，永鉴后生，不以渊乎？
整个文章的论调就是批判欧阳修这样执着于书法而忽略大道的士大夫。那既然欧阳修自己也知道这样做不合适，为何还会如此沉迷？
我认为这并非欧阳修贪图享乐，以求安适，而是因为他顺着时代在走罢了。我们在开头说过，宋朝除了不能打仗之外，实际上国家是相当有钱的。据英国著名史学家麦迪森推测，按1990年美元为基准，在公元960年后(赵匡胤建立宋朝)，中国人均GDP为450美元，至宋末达600美元。而处于中世纪黑暗中的欧洲，仅为422美元。
这么有钱的国家，商业贡献了很大部分。宋朝商业文化十分发达，市井繁荣催生了很多市民阶层，这些有钱的富豪并不像古代的大儒一样，他们更在意现实的生活。因此宋朝文人士大夫也在不知不觉中完成这种雅俗的合流。作为士大夫，他们身上有更沉重的使命，但是同时他们又有很多世俗的爱好，这两者看似矛盾，却是完美的构成了宋代文人独有的特质。
但是，历史对于当时的欧阳修来说，并不是那么清楚的。他无法知道日后人们对他津津乐道的，居然是儒家所最轻视的东西。时代对于欧阳修而言，只是一个必须遵守的传统：
有暇即学书，非以求艺之精，直胜劳心于他事尔。以此知不寓心于物者，直所谓至人也。寓于有益者，君子也；寓于伐性汨情而为害者，愚惑之人也。学书不能不劳，独不害情性耳。要得静中之乐，惟此耳。
他仍然遵循圣人所说的“游于艺”，只能以游戏态度书以自娱。所以他对“弃百事而以学书为事业，至终老而穷年”的怀素大加讽刺，叹曰“可笑”。但是在嘲讽之外，果真没有一丝羡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