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张嘴灭亡了明朝，杨嗣昌到底干了什么？说了什么？

导语：用一张嘴灭亡了明朝，杨嗣昌到底干了什么？说了什么？明朝 杨嗣昌

评价杨嗣昌，首先要在明末国弱内斗昏君的背景下分析；如果他的老板是朱元璋，那他可做李善长刘伯温。哦，有老朱，不需要他了，老朱自己搞定了。跟着猪一样的老板，岳飞都只能冤死首先，看人品，一个字，忠。在父亲被崇祯下狱要砍的情况下，为国家鞠躬尽瘁，死于任上。他是明末将帅里面唯一做到无我的。有人说他奸，害是卢象升，别忘了卢可是明粉恨透的东林党啊，东林党结党营私一帮嘴炮，最会诬陷人，到这里怎么就力挺东林党棍了呢。况且现在已经分析出来，杨嗣昌压根没有谋害卢象升，他是被喷子黑了

其次，看能力。他是帅才，而且是纵观全局的大帅，卢象升等只能是将，目光短浅，时不时考量一下自己利益。他的十面埋伏基本上把农民军都灭了，张献忠都投降了，他建议杀掉这个魔头，但昏君崇祯拒绝了，坏了大事。

其三，看格局。不结党，对抗东林喷子党情况下能有所作为。在粮饷紧张，无法支撑两线作战，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正确主张，是当时最正确的策略。但以卢象升为核心的东林党喷子举起道德大旗，骂人汉奸骂人秦桧，连崇祯自己都只能偷偷摸摸议和，事情泄露居然还得砍杀自己派出去的人，这事谁奸谁忠?多么明白的事情，喷子们怎么就表现得如此白痴。这些党棍活到现在，这些人只会打着民族主义旗号要跟美国死磕，搞核战争，谁要去搞和谈肯定被骂死了。当年明太祖，当时面对强势察汗元军，还知道苟且称臣，崇祯要是有这点智慧和魄力，就该把朝堂上的喷子杀了

杨嗣昌的悲剧在于他不是皇帝，他的计划不能得到彻底执行短短几十年时间，大明朝经历了阉党作乱，农民起义朝政混乱，官员贪污，以及清军入关的种种祸事。

各种乱象愈发严重，李自成、王自用、张献忠等人的势力愈发顽强，大明朝陷入了危险之中。这些农民起义军竟然发展成了涵盖陕西，河南，湖北，四川地区的一大片势力。

而忙着对外与皇太极作战，对内处理百姓饥荒的朝廷却无力反抗。最后李自成直逼北京，让崇祯皇帝退无可退，延续了几百年的大明基业，由一个草根皇帝开启的一个新时代，就这样伴随着崇祯在煤山的自尽身亡，而落下了帷幕。

有些人说，大明基业摧毁与一人脱不了干系，那个人也是凭着一张嘴让大明王朝走向了万劫不复的道路。那个人就是今天文章的主人公杨嗣昌。

文思泉涌，巧嘴重用；杨嗣昌出身官宦之家，是三代单传独子，家里的人甚是疼爱。但是他家里突遭横祸，最爱的父亲被诬陷，发配充军。父亲被发配充军之后，家中更加艰难，他立志好好读书，希望榜上有名，能够减轻家中负担，甚至让父亲重返官场。

万历三十八年，他考取了进士，虽然只是个小官，但他从此也就步入了官场。

这个人虽有一定才华，但他更大的特点是巧舌如簧。根据《杨嗣昌集》记载，公元1620年，他曾凭借一张巧嘴向皇上讨要粮草：“抚臣袁可立受命方新，请发帑金二十万安兵散民，似非得已。惟在圣明裁定，赐予若干”，这些财务并不是赐予我们自己，而是安定民心，希望皇上能好好裁定一番领会其中的苦心。

在巧舌如簧的讨要之间，皇族已经对他有了印象，这也为他之后受到重用埋下了铺垫。不过那个时候魏忠贤等宦官专权，和朝廷之中的东林党人矛盾愈发尖锐，在官场上混，处境十分艰难，很容易便得罪其中一方。杨嗣昌作为一个机智圆滑的人，为了躲避政治斗争直接和自己的父亲一起回乡隐居，并且和好友一起将曾经在户部参与的一些财政管理的经历编撰成《地宫集》。

那年崇祯皇帝还没有成为明朝的主人，他便已经看过《地宫集》这一本书，且心里十分欣赏杨嗣昌的才能。他继位之后，火速处理掉了宦官启用了杨嗣昌。从此，杨嗣昌便正式进入了朝堂。凭借着好口才，劝说别人满分技巧，编得栩栩如生的自身经历，加上懂得在险境蛰伏，他不受到重用，谁又会被重用呢？

用一张巧嘴，毁掉一个江山

新官上任的崇祯皇帝十分宠爱杨嗣昌，至于宠爱到什么地步呢？杨嗣昌的父亲杨鹤在官场时犯了错误，本应直接被处死。杨嗣昌上书写到：“比出居庸臣念古人九折驱车，或为忠臣或为孝子，臣今狗马驽钝，愿为忠而不能；臣父憔悴荷戈，顾念“孝”一字，臣为名教罪人、纲常贼子久矣。”请求辞职代父受罪。

这是一个非常有能力，非常会做官、同时缺陷不小的人。说他非常有能力，是因为他是很有战略眼光，他很早就告知崇祯大帝：中国不要自负天朝，不要装比，中国必须尊重现实，下决心与满清议和，然而，崇祯大帝自负圣君，每次议和遇到言官的抨击就怂了，杨嗣昌因此受到牵连；朝廷不必在与次要威胁满清交战中损耗自己的精锐部队：

满清内部争权夺利，贫困乏食，只要中国自身不出问题，其根本没有夺取中原野心和能力。满清与历史上那些胡人一样，不过为了粮食和安全而已。朝廷不必在与满清交战中损耗自己的精锐部队，比如他裁撤抵御满清的精兵，就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镇压农民军，这实际上是相当有见识的——孙传庭和洪承畴，这些有大见识的决策家，当时都持这种看法，相比之下，卢象升将军跟士人走得比较近，相对激进爱国一些。

后来崇祯搞的明清松锦之战，其实就是犯了巨大的错误，结果明军精锐全军覆没，导致明朝走向灭亡。而且正是在他统筹指挥下，明军在1638年荡平了起义军，明朝出现了回光返照，要不是崇祯大帝自己犯浑，明朝怎么也不会亡。

说他非常会做官，是因为他懂得如何推锅，排斥对自己有威胁的人。比如战事不利，则巧妙推锅给下级，下级替自己担责任；看到孙传庭很有本事，怕他被重用，就在崇祯大帝面前构陷他，利用崇祯大帝心眼小的毛病，把这员名将送到监狱里。他的这些风格，加剧了明末的将士离心和人心解体。杨嗣昌是优缺点都很大的人。但在崇祯大帝的领导下，他的缺陷被放大了，优点没有得到真正发挥。

崇祯皇帝可能被这种父子之情感动，也可能是十分欣赏他的才能，就直接免去了他父亲的死罪，还十分温柔地鼓励他，让他好好做事。过了几年，明朝的内忧外患日益凸显，关卡没有被守住，清军入关让明朝开始摇摇欲坠，以前的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崇祯皇帝便派杨嗣昌担任兵部尚书。 也正是因为兵部尚书这一职责，杨嗣昌用一张嘴让大家记住了他。

前任兵部尚书是一个木讷的人，用俗话说就是“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可杨嗣昌不同，这人在复杂的局势中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又是科举出身，每次皇帝召见他，他都能对答如流，引经据典颇具趣味，也就是因此崇祯皇帝常常感叹与他相见恨晚。

杨嗣昌结合当时的局势，规划了三点大致内容，第一是“攘外必先安内”，第二是“足食然后足兵”，第三是“保民方能荡寇”。为了这三条建议，他提出了修城，募兵，练兵等措施，而这些措施本质上没什么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开销太大，风雨飘摇之中的明朝根本负担不起。

由于这些开支，明朝末期又加重了赋税，民生更加艰苦，也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顺天府大城刘宗周曾经用“一时所讲求者皆掊克聚敛之政”以抱怨官员一句话导致民生艰苦，同时也有人说：“今民最苦，无若催科，顾亦未敢容易兴言。”

数据显示，到崇祯四年的时候，军队所用花费达到一千多万两，再到崇祯十二年，加派的财务已高达两千余万，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了明朝政府在风调雨顺的年代的全部赋税收入。因为杨嗣昌的一句话，明朝的赋税愈发严重，百姓生活也难以维持。

钱都花出去了，想必士兵们的生活也能得到保障吧，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官员的贪赃枉法层层苛扣，前线士兵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而杨嗣昌并没有料到这种情况，他的几条政策也只是天真的想法，不仅仅没有处理好内忧和外患，还加剧了官员的贪污和百姓的负担，致使社会矛盾日益严重，政府财政也更加亏空。

明朝灭亡了，就在杨嗣昌死后的短短几年内。而这片江山的毁灭，我想凭着一张嘴发号施令的杨嗣昌也脱不了干系。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凭借这一张巧嘴，毁掉了一个江山。

杨嗣昌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杨嗣昌是个忠君爱国的好人，这点我想大家无法否认，毕竟他也曾为了江山呕心沥血，苦苦思虑各项能让江山好转起来的政策。可是最终他却是加速明朝灭亡的一大重要因素。

杨嗣昌是个好人，他一生清廉，从未贪污，在宦官和东陵党的争斗中，他也不拉帮结派，只是做个纯臣，也因为这个原因，他得到崇祯皇帝的喜爱。同时，他也凭借一副好口才得到皇帝的重用。

他唯一的错误也是最重大的错误就是过于天真，和崇祯皇帝一样好像完全看不到百姓的疾苦，明明怀着一副赤诚之心，为国家为人民，最后却得到骂名。天启七年，朱由检平台召对袁崇焕。袁崇焕忽悠朱由检同志“五年平辽”，要权要钱要人，结果不到两年，袁嘟嘟就自作主张把贵为一品武将的东江总兵毛文龙给咔嚓了，接着又让皇太极轻松自如地领着十万八旗旅行团从蒙古跑到京城绕着五环烧杀抢掠了一个月，气得朱由检同志把袁嘟嘟丢牢房里关了一年后直接活剐了。

转眼到了崇祯十六年——大明朝落日的余晖，孙传庭督师陕西河南，兵部侍郎张凤祥进言，“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然后朱由检同志就不负众望地把孙督师催逼出了潼关寻找李自成主力决战。两月内，孙传庭一败涂地最终在潼关身死。可就因为尸体没找到，朱由检同志以传庭”诈死潜逃“的名目剥夺了他应得的赠荫。同月闯军破西安，孙夫人张氏率孙家二女三妾投井，年仅八岁的幺子世宁因为被一老翁收养才逃过一劫。

杨嗣昌是他那个时代屈指可数的能臣。杨嗣昌干过户部干过边镇，对钱粮军阵的事情门清；他相关知识广泛，善于做计划拿方案，带兵打仗也有一手；特别是他存心谦卑，勇于背锅，对崇祯的胃口。明末大臣，有嘴没手；攻讦别人的多，能干事的少。什么东林党，就一误国集团。

你看看杨嗣昌给崇祯做了多少军事方案，再看弘光朝兵部尚书史可法的奏疏，能算上方案的有几个？所以史可法算不上能臣，但起码是肯干事的实在人。史可法说过一句实话：计为镇将兵民所怀服者，莫如监臣卢九德高起潜（史可法请紧急防守疏）所以也别怪崇祯用太监，比起什么东林巨头钱谦益黄道周刘宗周来，太监们能干多了。

杨嗣昌有众多的方案，详尽细致，剿匪有可行性，并认识到议和的重要性，这就是能臣！

当然他也不是盖世奇才，大明朝没有奇才，几位能臣，都在一个水平线上。包括什么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陈奇瑜熊文灿之类。高起潜也是能臣。这里面也只有杨嗣昌能给崇祯作方案了，其他人没有他的户部经历。围剿农民军，大家都天天报捷，都有面子。碰见清军，大家都没脸，谁也别笑话谁。

高起潜杨嗣昌孙传庭都反对浪战，卢象升主张大话出口，结果一战覆没。

明史的本传里大大美化了卢象升，部分美化孙传庭，捏造的不少。建议大家看原始资料。

孙传庭领几万兵一路尾随清军到边境长城，总共斩首二百零一个，不信的数一下孙传庭的省罪录。典型战役：孙传庭太平寨战役，斩首二十七，自己方战没一百一十九！

那卢象升什么“乞炭犯边”是杜撰，实情是清兵试图武力议和，而高起潜方一藻杨嗣昌等人正好在这时候派周元忠去沈阳议和，皇太极因此撤兵。卢象升尾随南下清军，只敢在后面尾随（高起潜也差不多），清兵一路破城多处，卢象升一城也没有救援成功。更在真定府误信假情报，把王朴的八千兵发到了山西。杨嗣昌一看卢象升这不对，赶紧下令把王朴叫回来，但王朴跑的太快，一个月后才回来。

卢象升调走王朴，还有一万二千人，杨嗣昌催他快点打；卢象升就往鸡泽方向去，应该是想和高起潜和兵，结果兵到贾庄覆没。怪谁？怪卢象升自己！都是两万兵，高起潜也是一路走过来到鸡泽的，高起潜就没被打埋伏；说白了从假情报看，卢象升的侦查工作就是一团糟，更严重的是他没进巨鹿城，而是在城外扎营。

从卢象升在北京说主战来看，他是想和清军来一场大战来证明自己，结果一战败亡（卢象升脸皮薄，就战死了）。高起潜没错，因为在北京会商的结果就是不野战，卢象升这算违反战术原则。

卢象升战死后，孙传庭接任。孙传庭是个出口无忌，喜欢怄气的人；他一看情况吓一大跳，给崇祯上疏说“各镇望风胆落”，不能出战，硬逼出战要哗变的（孙传庭密奏疏）卢象升那一万二，到十五天后杨国柱才收集了一千多人；虎大威估计也差不多，损失八九千；里面可能有一部分人不是战死而是逃亡了。

孙传庭在附近收败兵，等待后续的曹变蛟，贺人龙到来。结果贺人龙一千人在山西哗变（但贺人龙个把月后还是赶到）。清军往攻济南，高起潜派祖宽去救，祖宽半路拖延没去。原定防守济南的倪宠，一路从德州跑到徐州。这俩后来都被杀了。

十二月二十八日孙传庭在临清正式上任督师。身边还有一个首辅督察刘宇亮，这俩一路上光闹矛盾。刘宇亮督察是崇祯拍脑袋的结果，杨嗣昌想拦没拦住（）

正月初二济南失陷。初七接旨，孙传庭和高起潜两路分兵，高在东孙在西，准备拦截回师清军。十六日孙传庭收了曹变蛟吴襄还有王朴的兵，也有一万多人，心知肚明拦截没戏，只要保住县城，不让清军继续攻城。一路尾随到东岸，才打了第一仗，斩获七级。孙传庭的战法是设伏和夜袭，别以为他笨，主要是双方差距太大。高起潜的东路也在打，斩获数缺少原始资料；但并不是明史黑的只砍死人头。

孙传庭和高起潜在蓟州汇合，此外还有陈新甲祖大寿等人，在蓟州开会商量，决定孙传庭领兵在长城关口截击，高起潜在后追击。但是清军狡猾狡猾的，看到关口有部队，清军就在玉田丰润之间转悠。孙传庭先到遵化准备在大安口拦截，清军随后往东走；孙传庭只好到建昌防守冷口；清军继续往东南走，有打山海关的趋势，孙传庭又到迁安。被清军牵着鼻子走了半个月，孙传庭明白处处拦截是拦不住的，他把建昌的兵撤掉，南下永平滦州，引诱清军走冷口。

清军前哨到建昌，王朴曹变蛟以精骑五千夜袭砍营，斩首五十一级。清军转向西边的青山口，孙传庭在太平寨拦截，高起潜也来参战，虽然有所斩获，但未拦住清军出关，三月十一日夜，清军全部出长城。（以上来自孙传庭省罪录）

虽然孙传庭斩首不到三百，但毕竟没有惨败，高起潜也是。

在这次入关中，杨嗣昌表现比卢象升好，他一眼看出卢象升分兵不妥。他也试图阻止崇祯的错误，把刘宇亮从督师改成了督察。

至于杨嗣昌在北京的指挥，则太过乐观。他低估了双方战力的差距，这种差距不是基于数量，而是基于档次。同时也低估了清军的指挥。孙传庭的战术没什么错误，避免野战，使用砍营，设伏等方式，战绩少的可怜。

杨嗣昌的设想除了砍营夜袭外，大战略是一路抄前倚城防守，杀伤攻城敌军，另一路在后面追击。根据孙传庭的经验，清军围城如果遇到援军，撤退的几率很大。但是更多的时候，援军根本不会到达。卢象升在真定的时候，获鹿被围，但卢象升没有派出援军，获鹿被围攻七天。（参见清朝获鹿县志）。济南也是这样，祖宽的部队在中途停留。倪宠直接跑到了徐州。

下面讲孙传庭为什么被抓：孙传庭这个人不肯认错，在崇祯面前也是。在蓟州会议之后，孙传庭和兵部都认为清军即将出关，是一次大战的机会，胜了挽回面子，败了清军也只是出长城；杨嗣昌说要“到头一着”，孙传庭说“大做一场”，意思相同。但他们都没想到清军在玉田丰润之间停留了二十天。孙传庭也承认：“至于臣兵抄前，敌忽不动，岂臣意料所及？”他已经落下话柄了，但他觉得自己没错。孙传庭的截击计划打上去，崇祯回话：&34;孙传庭不服，长篇大论写奏疏和崇祯争论。崇祯再回：“不得饰诿取罪”。崇祯的意思很明显，让他住嘴，别辩论了。

孙传庭不服不忿，奉上自己的作战计划，崇祯挑了点毛病：“是何机宜？明系逗怯纵敌。着部看议速奏。”孙传庭执迷不悟，继续和崇祯争论作战布置，又被崇祯下旨斥责。崇祯要给孙传庭点警告，降旨给兵部，随后杨嗣昌议奏：“孙传庭降三级留用”。三月上旬，清军强行出关。孙传庭获得斩首百余个的战果。这个战果不能让崇祯满意，批评他“溺职殊甚。”让他撤回来，兵丁不要扰民。

平心而论，清军入塞这一回，大家表现都不咋样，都没脸。受罚的也不是孙传庭一个，孙传庭前后降了四级，高起潜降了六级，杨嗣昌也降了三级，都是戴罪留任。孙传庭要不是和崇祯斗嘴，还能少降点。可是孙传庭这人脑袋里一根倔筋，他觉得自己没错，都是别人耽误的，他觉得皇帝被蒙蔽了，只要见到崇祯就能解释一切。孙传庭带兵回师，经过三河县，看到刘宇亮参奏他“大负特委”，洪承畴进京陛见的邸报，火气又上来了，写疏给崇祯分辨，和刘宇亮撕斯。崇祯现在见他的奏疏就烦，所以批“郡邑失却，孙传庭任后不少，岂得诿却？”

孙传庭写完奏疏，着急上火，病倒在通州。便血，尿血，耳朵也不好使了。

杨嗣昌虽然和孙传庭没少撕基，但看中孙传庭的才能，仍然建议他出任保定总督。比起孙传庭原来的陕西巡抚，这算升官。

只要孙传庭老老实实跑去保定干活就行。但是孙传庭能老实吗？他继续上疏，说自己耳朵聋了正在调养，但是还能干活。求进京见崇祯。崇祯让他不用来京，赶紧去保定干活去。孙传庭见不到崇祯，一股火下不去，在保定又上疏：我耳朵聋，干不了活，要辞官。崇祯：找什么理由？赶紧干活去。兵部，去察有没有病。这时候杨嗣昌也没法保他，说真聋就干不了活，说没聋是欺君。因此先革职，再检查。革职前孙传庭又上疏请求革职。

检查的过程很长，御史杨一俊检查了两个多月，说他真聋了。杨一俊的报告里不仅是调查病情，还附了一份教官尹三聘告发孙传庭扰民的诉状，说尹三聘是泄愤。报告上去以后，崇祯可是逮着理了，把孙传庭和杨一俊都下了狱。

而我们的杨大人——崇祯十年，流寇席卷中原，杨嗣昌任兵部尚书，开始下一盘名叫”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大棋。为此摊派当时灾情、兵祸最为严重的关中河南等省份兵马12万、饷银280万两，并荐忽悠之王熊文灿总理五省军务。孙传庭对此有异议：“军兵屡战，多经溃乏受挫之苦；连年征战，民力疲竭”，此举未必能收到预期效果。杨嗣昌发难，指责孙传庭阻碍陕西军务。逼得孙上疏申辩。崇祯十一年，清军南侵，杨嗣昌因力主议和而与坚决主战的卢象升产生龃龉。杨依仗手中兵权，处处掣肘卢象升，致使其屡战失利，终致炮尽矢绝，战死。为了补杨嗣昌闹腾后留下的锅，朱由检同志不得不急调围剿李自成的洪承畴北上，李闯王逃出生天还忙里偷闲在富水关南娶了个老婆生了个儿子。

崇祯十二年，杨嗣昌委任洪承畴任蓟辽总督，孙传庭所部秦兵一应留守蓟辽，孙传庭反对，杨嗣昌置之不理，致使孙传庭忧郁而耳聋。同年，孙传庭被调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孙上疏请见皇帝，但被杨嗣昌阻挠。孙传庭因心中愠怒打算引病告休，却被杨嗣昌状告诈病而致使朱由检同志勃然大怒。孙传庭被贬为平民、下狱。是年，在熊文灿姑息下养精蓄锐的张献忠降而复叛，恢复元气的李自成稍晚之后也从商洛山复出。杨嗣昌再次摆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大棋静待张献忠，不料八大王“以走制敌、避实击虚”，在杨大人的包围网中神出鬼没。

崇祯十三年，张献忠在决定不陪杨嗣昌接着玩以后，跳出了杨的棋盘，突入四川。又一年，接着李自成杀福王朱常洵于洛阳后，张献忠出川，杀襄王朱翊铭于襄阳。杨嗣昌担心因”陷藩“而伏法，忧惧交加，病死于军营中（但多说是自裁而死）。朱由检同志听闻杨嗣昌死讯，感叹“惟卿切志匡时，心存许国，入参密勿，出典甲兵。方期奏凯还朝，麟阁铭鼎，讵料乘箕谢世，赍志深渊。功未遂而劳可嘉，人已亡而瘁堪悯。爰颁谕祭，特沛彝章，英魂有知，尚其祗服”。定国公徐允祯等以失城寨律议斩，也被朱由检同志驳回，仍然追进为太子太傅。

如果他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务实一点点，看到这背后更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线索，我想明朝灭亡的进程也许会变得缓慢一点。

所以为人臣子乃至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其实不是一副夺得人心的好口才，而是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