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装上电话后，溥仪一个电话打到胡适家：你猜猜我是谁？
导语：故宫装上电话后，溥仪一个电话打到胡适家：你猜猜我是谁？溥仪说故宫
1922年，紫禁城养心殿内多出了一台崭新的电话机和电话簿，溥仪是从洋教师庄士敦那里，听说电话这个“新生事物”的，当他得知醇亲王府早已经安装了电话，更是跃跃欲试，要在养心殿也安装一个电话。
溥仪想安装电话的想法最开始遭到了清朝遗老们的阻挠，不过溥仪没有妥协，而是坚持到底安装了电话。
在溥仪眼里，电话的安装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变化，在他看来，电话是一件神奇的事物，虽然只是一只小小的匣子，里面却装着宫墙以外无限广大的世界，电话为身处高墙内的溥仪打开了一扇联系外部世界的天窗，溥仪无时无刻都在渴望着和宫墙外的世界交流。
1922年5月17日，刚在皇宫安装了电话的溥仪，兴致非常高，溥仪突然有了想给别人打电话的冲动，可是一个深居宫内的已经退位的小皇帝，能给谁打电话呢？
除了醇亲王府里的父亲醇亲王，他恐怕再也没有什么熟人了，1922年，当时北京的电话还很少，一本电话簿几乎涵盖了整个城市的用户号码，于是他开始在电话本上寻找熟悉的名字，而第一个映入他眼帘的是曾经入宫演出的京剧名角杨小楼。
溥仪将电话拨到了杨小楼的家，学着京剧里面的道白腔调问：“来者可是杨小楼呵？杨小楼答应是，结果溥仪吓得立刻挂了电话，并且捧腹大笑。
给杨小楼打完电话以后，溥仪又给京城的东兴楼饭庄打电话，胡乱报了地址，订一顿子虚乌有的宴席，玩了一阵以后，溥仪看到电话本上恰巧有胡适家的电话号码，对于胡适，溥仪并不陌生，因为当时溥仪的洋教师庄士敦经常和他提起白话文运动的领袖胡适。
在溥仪眼里，胡适是正宗的“新青年”，溥仪心生好奇，自己和胡博士对话，会是什么样子，而且溥仪也想听听这位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用什么调儿说话”，便拨通了胡适家的电话。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了当时他和胡适通话的情景：
“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啊！”
“宣统？......是皇上？”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都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在溥仪和胡适电话中的交谈中，溥仪既有居高临下的威严，也有游戏少年的顽皮，胡适放下电话以后感觉和做梦一样，生怕是哪个家伙搞恶作剧，为了避免自己闹出笑话，胡适给溥仪的洋教师庄士敦打了个电话落实了真假，庄士敦在电话里向胡适证实，确有此事，胡适才放下心来。
关于这件事，胡适在日记中也有记载：
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宫中逢二休息）
那年的阴历五月初二是宫中休息日，胡适之所以没有答应溥仪次日见面的要求，是因为胡适是一个细心人，他认为在对宫中以及溥仪近况不太了解的情况下，贸然进宫、仓促见面会出现尴尬。
胡适为了这次约见，先去拜访了溥仪的洋教师庄士敦，胡适和庄士敦的结识缘于他俩都是北京一个国际性团体“文友会”的会员，他俩人都担任过会长，因此两人颇为熟悉。
在庄士敦那里，胡适了解到了一些溥仪的喜好和近况，还了解到溥仪已经读完了胡适的《尝试集》和《文存》，这次约见胡适，是为了争取思想和行动上的完全独立，经过了解，胡适觉得溥仪这位小皇帝还是思想比较开放的青年，见一面还是有意义的。
到了五月初二，也就是1922年5月30日，胡适如约走进紫禁城，他应该是第一位走进紫禁城的中国现代学者，胡适为了到宫里见溥仪，当天没有上课。
那一天，胡适跟在太监身后，从神武门走进静寂神秘的宫殿，一路走到养心殿外，太监掀起厚帘子，胡适走进去，溥仪身穿蓝袍，玄色背心，见面的时候，溥仪先起立，胡适上前鞠了一躬说：“皇上好。”溥仪说：“先生好”。然后胡适就坐在了溥仪为他准备好的蓝缎子大方凳子上。
胡适坐下，环顾养心殿，看见室内除了一些皇家特有的摆设以外，还放着很多书和报纸，有《晨报》《英文快报》等，还有一些现代诗集。
溥仪对胡适说：“辛亥革命，革掉了我这个皇帝，让我这个皇帝，也有时间读读文学。先生主倡“文学革命”，我是赞成的，你瞧，我这个退位皇帝没事，也写起了白话诗。”
溥仪从炕几上拿过一张纸，递给胡适：这是我写的诗，请先生指教。胡适接过纸页，磕磕绊绊地念着溥仪写的白话诗：
月亮出来了，她坐在院中微笑的面容，忽然她跳起来冲着月亮鞠躬，一面说：好洁净的月儿，菊呢来个哉…
这首诗是溥仪写给皇后婉容的情诗，那时候的婉容单纯天真，溥仪在这首诗写出了婉容的烂漫和快乐，胡适念完溥仪写的白话诗，不知该如何置评，为了避免尴尬，胡适又和溥仪聊起来溥仪如何出洋留学等。
交谈中，溥仪对胡适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想办一个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这件事有许多人反对，因为我一独立，有很多人就没有依靠了。”
胡适听完溥仪所说，感到非常同情，这些话，让胡适清晰感受到了这位少年末代皇帝的自省，谈到后来，溥仪说他有许多新书找不着了，胡适说他可以想办法，这样东拉西扯，聊了二十分钟之后，胡适告辞，离开皇宫。
关于这次会见，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虽然叙述的只有寥寥数语，但也看出他对胡适给他的评价还是相当看重和得意的。
胡适见完溥仪，回到家里心里颇不平静，他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那就是溥仪太可怜，也太寂寞了，1922年6月5日晚，胡适写了一首诗来记一件事，名曰《有感》：
咬不开，搥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短短四句，既凝练又意味深刻，生动表达了胡适对溥仪这个少年逊帝的关切和同情，他认为溥仪只是一个身处清宫的很寂寞、很可怜的少年，是一个一心向往红墙外面的世界的孩子。
后来，胡适还在这首诗旁边还特意加了一个注释：“此是我进宫见溥仪废帝之后作的一首小诗，读者定不懂我得我指的是谁。”
胡适见溥仪，一个人去见另一个人，本就不是稀奇事，本是最普通的朋友间的交流，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
但是令胡适意想不到的是，自己这一次短暂的“拜见”已经退位的皇帝的行为，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小小的波澜。
由于两人身份的悬殊，一位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一位曾是皇权专制制度下的帝王，新人物的代表胡适居然去见旧传统的一个象征逊清皇帝，在紫禁城内外，引起很多人的非议。
当时民众脑海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冲刷干净，胡适和溥仪见面这一件平常的事情，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为了一条怪异的新闻了。
这使得两人的会面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一时舆论哗然，许多报纸上纷纷以“胡适为帝师”“胡适要求免跪拜”为标题来报道此事，一时间真假难辨，谣言四起。
在胡适眼里，一个权力已经被关进笼子里的君王，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荣誉性的特殊公民而已，但在当时废除帝制还没多少年并且还遭遇过复辟的时代里，因为当时很多人依然有帝制思想的残留，所以胡适拜访溥仪引发了一场风波。
为了应对舆论，挽回形象，沉默近2个月的胡适不得不站出来以正视听了，1922年7月22日，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宣统和胡适》一文来澄清事实。
胡适在文中写出了自己进宫见溥仪的整个过程，他想通过这些细节来让大家知道他进宫见溥仪是一件不必大惊小怪的事情。
然而很多人看完胡适的发文并没有改变对胡适的不满，对胡适拜访溥仪的行为，鲁迅很不以为然，在1931年10月，鲁迅写了《知难行难》一文来讽刺胡适见溥仪一事。
这种不满背后所隐藏的心理动因大概是认为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是不能和末代皇帝去交朋友的，最好的方式，是要和溥仪划清界限。
胡适探望溥仪的风波过后，冯玉祥在1924年的“北京政变”后将溥仪等皇族逐出故宫，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的军队逐出紫禁城后，回到了他的出生地醇亲王府暂住，溥仪被逐的那天晚上，胡适听到消息后，大为不平，强烈谴责冯玉祥武力驱逐清朝皇室的行为。
暂住在醇亲王府的溥仪，日日处在王公大臣、遗老近亲关于自己前途的争吵之中，也在这时候，胡适又一次来拜见了溥仪，胡适一迈进醇亲王府，溥仪大为赞赏地称赞他在《晨报》上发表的谴责冯玉祥的文章。
胡适听后，不免得意，并且再次将冯玉祥的军队痛骂一通，接着胡适鼓励溥仪“皇上自己下决心”出国去留学。
然而，遗憾的是溥仪并没有如胡适所指，走向出洋之路，也没有如他自己所说，做一个平民。溥仪最终却为了恢复祖宗王朝，而投入了日本人的怀抱，并在背叛民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胡适和溥仪这两个新旧人物的代表，缘起紫禁城，缘落于醇亲王府，此后两人渐行渐远，终至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他们为数不多的几次交往也成为逐渐被人们遗忘的前尘往事，消失在历史的天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