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次等士族，与各统治阶层如何相处，以谋求最大利益？

导语：北魏次等士族，与各统治阶层如何相处，以谋求最大利益？

次等士族虽在北魏后期的历史舞台上比较活跃，每个政治集团或政权中，每一次较大的战役的过程中都会有他们的身影，但是未能形成纯粹代表他们的政治利益，拥有自己政治代言人的一支独立性较高的政治势力。

他们只是在北魏政权、尔朱氏集团、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等各个政治集团或政权间来回穿梭，以求得栖身之所和进一步的发展。众所周知，无论是北魏还是尔朱氏、高氏、宇文氏，他们从根本上来讲都是代表了鲜卑武人集团利益，他们获得的支持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这部分政治势力。

那么次等士族与各政权的最高统治阶层及这些政权或政治集团的政权基础——鲜卑武人集团的关系如何呢？他们之间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他们结合的方式是什么，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结束他们之间的结合？

本文从高欢、宇文泰等各个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及支持高氏政权的怀朔鲜卑武人集团和支持宇文氏政权的武川鲜卑武人集团两个方面来详细描述他们与次等士族之间的关系。

（一）次等士族与最高统治阶层的关系

从时间上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战乱频繁时期他们相互利用得以自保；战争减少、时局比较和平时期，各统治阶层即着手分化、消灭次等士族对其政权的不利因素，把他们塑造成适合各政权发展的官僚系统中的一份子。各最高统治阶层从功利主义态度出发，以其政权的核心利益为出发点，把次等士族的利用价值发挥到极致。

各个政权的最高统治阶层在其创业阶段，对次等士族相当优待。他们对次等士族降尊屈就，极尽礼遇。为了笼络次等士族，搞好与他们之间的关系，西魏北周采取了“作牧本州”和“领乡兵”两项措施，既可以让次等士族保护和扩大他们原本在乡土的势力，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他们原有的私人武装。

东魏、北齐也采取了一些类似措施，如：高季式、封子绘、卢勇等在所任之地私领部曲，这虽有政治上的考虑，但也是对次等士族的一种优待。无论是周文帝还是齐神武他们对于次等士族的态度几乎屈尊到一种让读史者惊讶的地步。

同时，从次等士族的角度而言，他们在北魏后期各个政权创建过程中所做的贡献足可以与各政权中的鲜卑武人集团所媲美。苏绰、申征、陆通在西魏北周的政权建设过程中，从政治制度建立到政务的处理，可以说是竭心尽力、鞠躬尽瘁。

杜弼、陈元康对于东魏北齐政权也是忠心耿耿，尽心尽力的辅佐齐神武及其子孙，陈元康甚至为救齐文襄而死。次等士族是一个极具武质性的政治势力，他们在各个政权之间进行的战争中冒矢雨、迎利刃，勇于冲锋陷阵。

无论是韩陵之战，还是沙苑之战，次等士族为了各自政权都效命疆场，竭尽全力。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这一时期次等士族与各政权最高统治阶层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

次等士族与各政权最高统治阶层在创业阶段关系是比较融洽的，这是各政权最高统治阶层利用次等士族所具有的能力，各次等士族们利用各政权最高统治阶层对他们进行庇护与客观社会环境三者共同影响的结果。

在揭开他们关系融洽、君主仁爱、大臣忠勇的面纱后，可以直观看到联系他们之间的利益纽带。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之间的融洽关系只是暂时性的，随着他们利益纽带的断裂而消失。

各政权的最高统治阶层是功利主义者，他们与次等士族的融洽关系是为他们所代表的鲜卑武人集团的利益服务，一旦利用价值消失他们就会把次等士族清除出其政权或改造为他们政权所需要的形态。

为什么次等士族与各政权的最高统治阶层的关系会急转直下呢？仅仅是参与最高统治阶层内部权利之争这一直观的原因吗？次等士族与与各政权最高统治阶层的良好关系是建立在两者利益暂时重合的基础上。

因此，一旦这个共同利益基础消失或者一方所占利益太多，使对方无法容忍时则两者良好关系就会化为乌有。所以说高乾兄弟、李贤家族的遭遇，既是一种偶然，又是一种必然。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隋代周之际李穆、韦孝宽都会站出来支持隋文帝。除了周德既衰外，次等士族需要一个可以保证他们利益的政权而非对他们刻簿寡恩、百般猜忌的政权。

（二）次等士族与勋贵阶层之间的关系

勋贵阶层是指各政权在建立过程中形成的以鲜卑武人为主的功臣以及统治者所宠幸的权贵形成的阶层，这一阶层是最高统治阶层坚定的支持者并为他们所信任。他们与次等士族在同一政权内，两者之间关系不断变化。

一部分勋贵与次等士族关系比较良好，这主要由于勋贵阶层对次等士族个人品质以及文化素养的钦慕，此外，勋贵阶层无论在征讨敌国还是在执政某一州郡时都离不开次等士族的帮助，此时次等士族与勋贵阶层之间紧密合作，关系良好，应该是历史发展趋势，从某种角度上也可以说是关陇集团出现的一种前兆。

因为只有两者之间心理、文化上的隔阂消失，政治、经济利益逐渐趋于一致，才能形成统一的政治集团。 北魏后期各级政权内部都弥漫着一股大鲜卑主义，无论西魏北周政权的赐胡姓，还是东魏北齐最高统治者以胡族自居的心态，都是这一现象的表现。

同时，北齐、北周政权的建立是对孝文帝汉化的一种斗争，是胡族朴素主义政治的复活。这一切都导致了勋贵阶层对次等士族的不信任和轻视，甚至对次等士族分享他们利益表现出愤愤不平之态。

同时，由于北周、北齐勋贵集团中的大部分成员起初居于六镇，他们与次等士族在空间上的距离使得两者心理和政治理念上的隔阂在短时间内难以消失，因此他们之间的摩擦、交恶就在所难免。

上面所举事例中，斛律金对薛修义的轻视；高昂对刘贵轻视汉族的强烈反应；韩长鸾对崔季舒等的仇视，甚至欲除之而后快。在不排除部分次等士族妨碍他们现实利益的前提下，都可以印证以上论述。

同时，各政权最高统治阶层对勋贵阶层并不完全信任，他们利用次等士族对勋贵阶层进行打击时，也会挑起两者之间的斗争。高隆之、司马子如欲对崔暹、崔季舒等人除之而后快，就源于此。

次等士族与勋贵阶层大部分成员之间存在民族差异，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可以说是在民族不平等的表层下，从心理到政治理念都潜藏着差异与对立。此处要说明的是，东魏北齐政权内部次等士族与勋贵阶层之间关系，比起西魏北周较为紧张，其原因大概是东魏北齐把原来北魏末期的矛盾完全继承下来，而西魏北周鲜卑武人力量较弱，其政权要生存就必须任用次等士族，搞好两者的团结。

综上所述，次等士族与勋贵阶层间既有合作又有对抗。他们之间的合作是由于勋贵阶层对次等士族个人品质以及文化素养的崇尚，以及在现实中两者间的彼此需要。

他们的对抗是由于两者之间存在的心理隔阂，以及勋贵阶层对次等士族的不信任和轻视。但是次等士族与勋贵阶层之间的合作使他们逐渐融合成为一个统治集团，这才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他们之间的隔阂和对抗也会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而消失。

（三）次等士族与高门士族之间的关系

次等士族与高门士族同属一个阶层不同发展阶段，因此次等士族在理想的环境中，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也可以转化为高门士族。在北魏后期，由孝文帝改革形成的胡汉联合高门士族集团已走向衰落，他们对次等士族在政治领域的压制也趋向弱化。

同时，次等士族所具备的特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能得到各政权最高统治者的青睐。当次等士族的势力逐渐增强，高门士族势力逐渐趋于弱化，两者实力对比悬殊的局面有所转机。

次等士族不再对高门士族唯唯是诺，而是积极争取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两者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然而，毕竟高门士族是次等士族的最终发展方向，高门士族的某些特点也对次等士族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同时，他们在一定时期内也会具有一定的共同政治利益，因此我们可以大致上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合作即对抗，而是合作与对抗相互缠绕，两者以各自利益为出发点，选择与对方相处的方式。

次等士族为了自身利益已和高门士族走到了公然对抗的地步。同时他们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在某些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使得两者的对抗趋于激烈，这表明次等士族在政治斗争中日渐成熟。

而此时的高门士族却逐渐走向衰落，在与次等士族的斗争中逐渐处于下风。处于北魏后期的次等士族，以六镇起义为发展的契机，逐渐在政治舞台变得十分活跃；同时，由于六镇起义对洛阳胡汉高门士族集团的冲击，鲜卑武人集团对他们的不满以及他们自身不能适应当时动荡的政治环境，使得他们的一部分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被次等士族代替。因此他们之间的对立便不可避免地出现，有时还会变得很激烈。

综上所述，次等士族与高门士族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合作与对抗并存。北魏后期，在社会环境出现了巨大动荡的历史背景下，次等士族与高门士族是两股处于相反发展方向的政治势力。

次等士族在向上发展过程中逐渐取代了高门士族的政治位置，并以适应当时政治、经济发展要求的新面貌出现。而高门士族因为其原有的特性已不适应当时的经济、政治环境，只能向别的方向发展或退出历史舞台。但在这个过程中，两者依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这是历史新陈代谢作用复杂化的一种表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