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辽仕金时期，都有哪些官吏群体，又是怎样分类的
导语：由辽仕金时期，都有哪些官吏群体，又是怎样分类的辽朝进士
辽朝末期朝堂不堪，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阶级矛盾也不断激化，各地不断发生起义，曾经的北方霸主正在逐渐走向衰落。辽天庆四年，女真人举兵反辽。面对如此内忧外患的局势，辽朝的统治阶级逐渐失去了对各地方的控制能力。
对于在辽朝任职的官吏群体来说，面对江河日下的辽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局势、女真人的猛烈入侵，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未来的朝堂道路。
陷入危机的辽国之所以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就走向灭亡，很大程度在于辽朝最终也没有形成真正的“忠义”社会价值取向，契丹统治阶级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难以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去挽救衰败的政局，这也导致了辽末大批官员被迫再次做出抉择。
关于辽朝“忠义”观念的学术反思
现今学界大多学者认为，忠义观念在辽朝末期“忠”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那么为何会出现日本学者衫山正明指出的“在因内部对立导致自我毁灭的契丹帝国中，有大半的人可说是直接平调到金朝”这一情况。
况且不谈在辽朝受到区别对待的渤海人、汉人官吏，为何还有许多身居高位的契丹人、奚人贵族在忠义观念“充分”普及的辽朝末期，背弃了辽国而投降于女真人，那么在此对辽朝 “忠义”观念进行学术反思显得尤为重要。
在辽朝当时生产力低下、高级部落联盟式的社会形态下，忠义观念普及并深入人心不尽现实。虽然现今学术成果多用统治者褒奖忠义者来印证“辽朝忠义观充分普及”、“契丹统治者重视忠义观的教化作用”等此类观点。
但是作为契丹统治者，其或是出于巩固政权、维护统治，或是出于笼络一部分臣子等原因所做出褒奖“忠义者”的决定，这本身并不一定是统治者们的真实内心想法，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出于某种目的的所展现给外人看的，故此类论述的严谨性略有欠缺。
有些观点为表明辽文化是中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的论述，诸如认为“中原伦理道德观念较快地被契丹族所接受，是辽文化从整体上继承中原文化的结果”也难以言之凿凿，文化交融本身就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社会尚不发达还存有严重歧视、压迫的辽朝，居于辽国的汉人尚且得不到公正对待，汉人宣扬的中原文化道德观念则更是很难被契丹人快速接受；此外“汉人与契丹等族人民杂居，是中原伦理道德观念传播的重要因素”这类观点则更是缺少可信度，汉人与契丹等族人民的杂居势必会产生文化交流，这一点无可厚非，然而交流的同时就一定会促进传播中原伦理道德观念吗？
况且辽朝的汉人多是唐末蕃镇割据、五代争战、契丹南掠、特别是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时所划入辽国的，本身这些汉人是否具有“忠义”就已经值得商榷了，所以将汉人与契丹人、奚人的杂居作为中原文化传播的重要因素也显得过于主观化，难以让人信服。以此来看，前人的研究虽然注意到辽朝 “忠义”观念与辽朝社会发展之间的联动关系，但是研究成果大多认为辽朝儒家“忠义”文化的普及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发展，忽视了辽朝作为北方民族政权国家的特殊性。
辽金交替之际，在多政权并立的复杂局势下，面对辽朝的覆灭，辽末官吏群体的选择更加多元化，他们其中有的誓死留在辽国坚守，有的南下投奔于宋，有的趁乱自立为王，然而更多的辽末官员选择弃辽投金。
面对如此庞大的由辽仕金官吏群体，将该群体进行分类研究显得尤为必要。故下文将由辽仕金官吏群体按照族群分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汉人三类，分别对他们在辽末乱局中选择投金的原因进行探究，并对于他们所做抉择的动因进行初步探讨。
由辽仕金渤海人群体的形成
由辽仕金的渤海人大多于高永昌叛乱时主动归降于金，是辽末最早一批归降于金朝的官吏，其中大多数为辽朝中下层的官吏，并且以文官居多。
长期以来，辽朝对待渤海人采取严加管控的政策，压迫与剥削不断加深。辽末政局混乱，女真人在完颜阿古打的带领下趁势崛起并在对辽战争中节节胜利，这不仅让女真族群各部落看到了灭亡辽国的希望，也让广大被契丹亡国的渤海遗民看到了提升自身地位的希望，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下，“弃辽投金”成为辽末渤海人官吏较为倾向的抉择。
受契丹贵族的长期压迫统治
早在唐代时期，契丹人与渤海人就已开始敌对，渤海国“常屯劲兵扞契丹”，两族早已成为“世仇”。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天显元年灭渤海国，渤海人再历经灭国之痛后，更是普遍对契丹抱有敌意。辽太祖为巩固契丹人对渤海的统治，同年二月便在其原有基础上建立了东丹国，以便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
辽太祖册封耶律倍为东丹王，这一方面反映了太祖对耶律倍能力、忠诚的放心，认为耶律倍是代其管理东丹国、统治渤海遗民最好的人选，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太祖对巩固渤海故地统治的重视。
关于耶律倍被封为东丹王这一事件学界争议颇多，一种观点认为耶律倍受封为东丹王与契丹统治集团内部对皇位继承权争夺有关；另一种观点认为是耶律倍的个人选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耶律倍熟知汉法又是皇族长子，是东丹王最合适的人选。
这几种观点都有其可取之处，笔者更赞成最后一种观点，李锡厚先生曾在《辽金时期契丹及女真族社会性质的演变》 一文中指出“由于当时 契丹王朝还没有建立起后来那种兼治藩汉的，体制,而只具有治理契丹部族的简单机构”，渤海人却深受唐朝影响，汉化程度很深，其自身的民族意识较强，经常发生抗辽起义，那么东丹国就需要一个既能让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放心给予其权利，又能熟悉汉人治理策略的东丹王，那么以此来看，耶律倍作为东丹王尤为合适。
东丹国虽然形式上基本沿袭了渤海旧制，仍沿用部分渤海旧臣，实则早已是契丹统治下的“工具”。不仅渤海遗民要受到东丹国与契丹的双重压迫，即使任职东丹国的渤海人官吏也难以受到公平待遇，其掌握的职权也非常有限。
从人员组成来看，虽然四相中渤海、契丹各两人，可实际上权利都在契丹人手中，在左大相迭刺去世后更是都掌握在耶律羽手中。以此来看，东丹国的渤海人官吏基本有名无实，东丹国亦成为契丹人统治渤海遗民的工具，渤海人长期以来受到契丹贵族的压迫。大体来看辽朝统治者对渤海大族的待遇较为优厚，与其对待奚人、汉人世家大族相类似。
辽朝皇族耶律氏也频繁与渤海大氏家族通婚借此来笼络渤海世族，但相比于奚人、汉人世家大族，契丹统治者其对待渤海大族又有着明显限制。如
相比于奚人，在辽圣宗朝以前，奚族各部仍隶于奚王府，奚王享有特殊优厚待遇的同时，还可以管理本族事务，而渤海大族更多的只是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存在，远离渤海遗民的聚集区，不可参与本族事务的管理；相比于汉人，渤海人在辽朝任官者较少，居高官者则更少了，对辽王朝政事军事的影响力程度可想而知。”
在以世选、门荫为主要做官渠道的辽朝，渤海人位居高官者都尚且较少，更不必提通过科举为官的渤海人。渤海人为官者不仅人数少，而且其中大多都为品阶较低的小吏，得不到重用的同时其才能也得不到发挥。纵观辽朝二百余年历史，渤海人进入朝廷者也仅有大康乂一人，其为渤海人官吏群体中官位最高之人“开泰间，累官南府宰相，出知黄龙府。”
长期以来，渤海人在辽朝为官，得不到契丹人的信任，在官场中多受排挤与偏见，这也最终导致在辽朝末期，一些底层渤海人官吏因不得志于辽，无奈转投金国。
有辽一代，辽朝契丹统治者对待渤海人都采取严格的管控政策，渤海遗民无论是上层大族官员还是底层小吏百姓，都得不到相对公平的待遇。在辽中后期，更是不断出现渤海遗民的反辽起义，这不仅冲击了辽王朝的统治加速了辽朝的灭亡，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在辽国任职的渤海人产生心理上的变化，促使他们转投于金。
辽金交替之际女真人的积极笼络
辽朝末期，朝堂黑暗腐朽、社会动荡不安，曾经作为北方霸主的辽国已经逐渐走向衰落，契丹人长期以来对女真人的奴役压迫，迫使完颜阿骨打举兵反辽。女真在对辽战争的节节胜利，这不仅让女真人看到推翻辽朝的希望，同时也让渤海人看到了提升自身朝堂地位的希望。
阿骨打起兵反辽之初势力还较为单薄，急需得到女真部族之外的其他部族支持，而渤海人就成为阿骨打努力想争取的同盟，女真人在对辽战争中通过多种方式积极笼络渤海人。
渤海与契丹素为“世仇”，渤海国被契丹人灭国后，长期以来遭受辽朝契丹人的压迫统治，渤海遗民对契丹人深含怨恨，对此《宋史》亦有记载，《宋史·宋琪传》记录了宋琪的奏礼，宋琪是由辽仕宋之人，他的奏礼具备一定的可信度，奏礼上写道“渤海兵马土地，盛于奚帐，虽勉事契丹，俱怀杀主破国之恨”。
渤海遗民不断发起反辽起义，反抗辽国的压榨统治已经成为了女真与渤海的共同政事目标。在女真伐辽过程中，女真人就不断利用“契丹时不用渤海，渤海故此深恨契丹”的矛盾，积极笼络渤海人，分化辽人统治，把渤海人聚集在其反辽的大旗下，诚如王世莲所言“很快形成了一个渤海遗民抗辽归金的热潮”，在如此形势下，“弃辽投金”成为在辽末任职的渤海人较为倾向的政事抉择。
此外，女真人还利用相近的地缘族源关系来笼络渤海人官吏。虽然目前学界大多认为“女直、渤海本同一家”是阿骨打为笼络渤海人打出的口号，但是从族属来看，女真完颜部曾经是渤海国政权的联盟者，相比于与渤海人世仇的契丹人，渤海人与女真人有着更为相近的族源。不仅如此，女真人还通过联姻等方式笼络渤海大族。
女真与渤海贵族的联姻，加强两者同盟关系的同时也巩固了渤海人在金朝特殊的政事地位。 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权在任用官员时也以渤海人为先为要，金国重用渤海人不仅仅是因为渤海人最先归顺，而是受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在女真人反辽期间，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击垮辽国，女真人中不乏能征善战之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在金国建国后，女真人极度缺乏善于治理内政的人才，而渤海人的汉化程度较深，也是女真人坚定的同盟。
曾任职于辽朝的渤海人又大多深熟汉制，善于理政，可因为族属或其他种种原因，在辽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故其顺理成章地接受女真人笼络，任职于金国并大多深居要位。
本为渤海大族的杨朴，考中进士后却只在辽国担任负责校勘书籍,订正讹误的小吏。在杨朴投奔女真政权后，参与劝谏阿骨打称帝之事，并任职枢密院，颇受重视，为金朝发展做出较大的历史贡献。
又如高桢本来仅为辽朝进士，降女真后被授猛安，历任东京留守、尚书左仆射、太子太傅、御史大夫，受封任国公；高庆裔原本仅为“东京户部司翻译吏”，投奔女真后居于要职，官至尚书右丞相，西京留守等。
辽朝末期，面对女真人的猛烈攻击，辽朝军队难以招架，在如此形势下，本就在辽朝不受重视的渤海官吏需要重新考虑其政事前途。
女真人相对于理政而言，更善于军事作战，在女真人建国之初，其内政事理、抚国安民、礼仪制定都需要熟悉汉制又足够信任的人才，原任职于辽的渤海人就成为女真统治者所积极笼络的对象，女真人利用族源地缘的相近，许以高官要职，大部分由辽仕金的渤海人也都在此时归降女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