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遗产”有多强大？后代啃了2000多年，77代孙出生即巅峰

导语：孔子的“遗产”有多强大？后代啃了2000多年，77代孙出生即巅峰孔子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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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万世师表”。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东方文明的奠基人，孔子一生致力于思想和文化的研究。

从春秋古典时代远召周礼之魂，开启封建礼教之纲，他的思想和学说——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无可比拟。

除开政治价值，他的核心思想“仁”，即爱人、关心他人、尊重他人，这种思想是中国人爱好和平，向往和谐社会的文化根基，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和现代社会的发展。

可以说，他在思想上确立了儒家文化圈的表现形式，塑造了东亚社会的价值体系，其个人影响力已然无法估量，关于其生平、学说、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更是千年以来车载斗量。

而因为早年周游列国，饱受家国离乱，孔子本人的晚年生活非常清苦。

但他依然坚持教育著书，形成学派，他的弟子传人以曲阜为中心，传播儒家思想。

而曲阜孔庙不仅是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和旅游景点，更是孔子家族世代的“封地”孔氏一脉也凭借血统存系而枝繁叶茂，享尽荣华，在历朝历代都饱受推崇，这就是延续千年的衍圣公制度。

衍圣公制度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官职与祭祀制度，亦是固定的爵位。

虽然说起来孔子本人亦是鲁国贵族，不过在战乱与政权变更中，孔家遭受了深重伤。

秦统一六国后以法家学说为治国根本，抑制打压诸子百家，甚至出现了“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行动。

直到汉朝建立，吸收了大量前六国旧贵族，对秦强硬的国家理念做出了一定的改动。而儒家也因此初步受益，孔子的9代孙孔腾被汉高祖刘邦封为奉祀君，孔子后代第一次在后世有了封号，并至此世袭罔替。

儒家“君臣父子”的等级伦理和“天人感应”为统治者赋予合法性等理论，契合了封建社会的制度需求。

在进一步完善下，儒家学说已然成为古代政治思想和社会观念的指导学说，孔子的地位也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随之而来的就是其血脉也被赋予了空前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甚至比王朝本身还要久远。

皇帝的姓氏总在变换，但历朝历代从来都例行公事赐予孔子后代封号。

衍圣公制度在宋代达到了巅峰。

宋代时期，科举制度的成熟，使得文人阶级更加庞大，对孔子的尊崇愈发强烈。

1055年，太常博士上书仁宗皇帝提出了孔子谥号与其子孙谥号的混乱，并不符礼法，应当予以纠正，宋仁宗采纳这个建议，“遂诏有司定封宗愿衍圣公，令世袭焉。”

这是“衍圣公”封号的正式出现，“衍”就是指孔子后代后裔持续繁衍、世代相传，已然将孔子家族供入神坛。

而“衍圣公”爵号问世后，中国大地出现了数个鼎立政权。

宋辽金西夏乃至后期的蒙古对峙相争，除了军事斗争之外，各方也在争取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女真人和蒙古人都曾借助衍圣公笼络人心。

如公元12世纪宋、金、元政权各拥“衍圣公”，一在衢州、一在开封、一在曲阜。

而元朝统一中国后，元仁宗恢复了曲阜孔氏嫡长孙袭封衍圣公爵号，明王朝、清王朝均沿用此封号。

而入关之后的清政权，因为历史原因，极度需要尊崇孔子家族来强调其正统性，所以公元1644年，明朝刚刚灭亡，摄政王多尔衮就以顺治皇帝的名义承认衍圣公在明代享受的全部特权，六十四代衍圣公孔衍植仍任衍圣公和太子太傅，在名誉上给予人臣的顶配。

乾隆时期，衍圣公与清朝的合作关系达到巅峰，乾隆皇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善权术的统治者之一。

为了民心所向和政权稳固，他多次来到曲阜，钦赐御书“与天地参”、“时中立极”、“化成悠久”等匾额，并亲自操办重修孔府。

可以看出，衍圣公的爵位，是与封建制度和王朝正统深刻绑定的，是一种建立在古代等级制度上的共生关系，孔府衍圣公为王朝统治赋予儒家传承的宣传支持，而封建王朝为了换取这种支持，就会给予高规格的封赏与荣誉。

所以，如果封建制度消失，衍圣公也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清朝末年，随着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民主思潮兴起。

随着民主、平等观念的传播，对封建特权的批判日益增强，衍圣公制度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

而末代衍圣公，孔子77代孙孔德成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生。

他的父亲孔令贻在清朝未灭亡时深受慈禧太后信任，曾受赐二眼花翎。

但在民国初年，地方上拟推举孔令贻为国会议员，或许是因为怀念封建王朝，对新政权十分不满，他坚辞不就。

因为他仍幻想恢复帝制，重现世代荣华。

例如1912年，袁世凯窃任临时大总统，他便上书恭贺。

而次年，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就准予孔令贻为衍圣公仍旧主持前代荣典、祀典，并颁给“一等嘉禾章、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

191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他更是积极参与“筹安会”活动，并被推选为“名誉理事”，并任教育界请愿团理事长，代表教育界劝袁称帝。

短暂的称帝闹剧时期，袁世凯加封他为“郡王”，而袁世凯死后，孔令贻仍为了重建帝制而奔走。

1917年，张勋拥戴前清废帝溥仪复辟，孔令贻以孔府名义发贺电写道“日月重光”、“普天同庆”，并筹集好巨款在曲阜为张勋建“生祠”，还亲自撰写了“生祠启”。

甚至张勋复辟失败后，遗老遗少大势已去，1919年废帝溥仪在北京过生日，他也要赶去祝寿，只是溥仪也再无法赏赐什么，只能象征性得准许他可以“紫禁城骑马”。

但当时的中国毕竟还处在政治黑暗军阀混战的时期，各种主义思想喧嚣直上，能够争取孔府不失为一种政治资源。

而且即使政治上的利益几近结束，孔子后裔仍然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所以北洋政府依旧对孔令贻的地位予以承认。

所以在民国八年1920年，孔令贻侧室王氏三度怀孕，孔令贻中年无子，所以对这次怀孕极其看重。

但当时身在北京的孔令贻因为背生坏疽突然病危，不得已之下，他口述由旁人致书给当时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和废帝溥仪：“令贻年近五旬，尚无子嗣，幸今年侧室王氏怀孕，现已五月有余，倘可生男，自当嗣为衍圣公，以符定例……但令贻病危至此，恐不能待。……”

想要当权政府能够及时干预，确保这一男丁顺利降生，孔令贻果然也没能等到亲眼见到自己儿子，于同年11月8日卒于北京太仆寺街衍圣公府。

民国九年农历正月初四（1920年2月23日），王氏临产的消息传到北京，为了防止有人偷换婴儿或出现意外，毕竟狸猫换太子的把戏在大家族间层出不穷。

北洋政府早早派出军队保卫孔府并包围产房，处处设岗，不仅派出将军坐镇，山东省省长屈映光与颜回、曾子、孟子三家后人的奉祀官同时在场监督。

人员配置如此强大，排场更不能落下，孔府上下门户大开，以往迎接御驾与圣旨的重光门也打开了，但如此隆重的规格却也阻挡不了自然规律。

王氏难产，几番折腾之下，孔德成才终于顺利诞生，伴随小公爷的阵阵啼哭，孔府令人四处敲锣十三下，曲阜全城燃放鞭炮相贺的同时，北洋政府也在曲阜城鸣礼炮十三响，来庆贺孔子嫡传后裔的延续。

如此热闹的景象似乎预示了孔府再次兴盛，但实际上却是最后的辉煌。

孔德成自幼聪慧，从小便可以主持祭祀典礼，但在长期的现代教育学习中，他也学习了英文，不可避免得接触到了更加民主进步的思想。

民国二十四年，弱冠之年的孔德成已然觉得衍圣公的世袭爵位与民国体制格格不入，遂主动请求南京国民政府撤销“衍圣公”的爵号。

国民政府也公布了《世袭制度废止办法》，正式废除了衍圣公等世袭制度，但国民政府毕竟还代表了大部分地主阶级的利益，仍以道统不可轻废的理由，改衍圣公作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成为中华民国的世袭特任官。

虽然衍圣公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画上了句号，但仍旧只是换个名字，但孔德成逐渐接触各方学者，并在残酷的抗日战争中领悟到封建礼教早已无法拯救中国，在此时他便已立志：做一位纯粹学人，而不以道统自居。

而解放战争的胜利，却让蒋介石政府暴露了其反动落后的本来面目，不仅携带大量文物黄金逃往台湾，他们还带走了诸多文化名人，孔德成正在其中。

这种行为实则是割裂中华文化，这正是为了宣扬自身政权的“正统性”，但却殊不知现代国家真正的正统是民心所向，而不是血脉继承。

孔德成寄居台湾五十余年，从此之后他再没有机会回到祖先故土，但却选择了教书育人的道路。

除了倡导儒学之外，还进行“三礼研究”、“金文研究”、“殷周青铜彝器研究”等学术课程。

直到2008年初，才因病辍教，一生留下著作无数，天下桃李。

可以说，自愿舍弃尊号的孔德成先生，比起金雕玉琢沦为封建工具的“衍圣公”爵位，或许才是真正继承到了孔夫子的精神，也就是孔子留给全世界华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