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世纪英格兰立宪政体下安立甘宗的王权观

导语：浅析中世纪英格兰立宪政体下安立甘宗的王权观

文|鎧

编辑|刺猬

“光荣革命”揭开了宪政发展的序幕，但并没有把英国带入现代政治社会，对古老宪政的守护仍是英国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的共识。

民主政治的观念只在内战期间清教平等派中昙花一现，19世纪以后，民主政府才真正登上主流政治舞台，把议会主权、责任政府等观念强加于当时的英国属于时代错置。

而且，威廉三世是位富于野心的实权派，他在位期间的统治方式与民主制相去甚远。

安立甘宗希望迎来一位新教徒国王，以及在革命后热情地论证威廉三世的神圣权利，就证明国王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安立甘宗捍卫传统的“至尊王权”，反对议会对英国宪法作出不审慎的改变。

神学家伯内特强调现在和过去政府的共识，他写道，“因其危险性，政府应当避免非必要的改变”，议会应当巩固而不是摧毁古老的英国宪法，“新国家应当考虑的是……尽可能少的对过去的准则和习俗作出改变”。

英国古老宪法的题中应有之意，是包括王权在内的混合制政体，要求各势力之间权力的平衡，须保留国王作为权力主体的地位，可以对王权加以限制，但王权不可取消也不可反抗。

1641年的弑君事件，使带有民主意涵的共和主义在国教会内部声名狼藉，每年到查理一世国王被审判和执行死刑的纪念日，国教会的布道内容都是教导民众：议会或任何个人都无权审判国王。

安立甘宗的消极服从和不抵抗教义，也一直力图避免个人对国王和政府的合法性做出判断。

事实上，“光荣革命”后的协商议会也没有主张审判和废黜詹姆士二世，以及选择新国王的权利，只是认定了当时王位空缺的情况，并对如何填补空缺提出应对措施。

在安立甘宗神学家看来，让议会掌握国家主权和国王一人作为主权者相比，是一种更为糟糕的选择，因为优良政体的要义不在主权的归属，而在于对权力的制衡。

如果议会的权力不受限制，下院的四百个主权者有可能建立议会专制政体，“那些企图让国王对普通官吏负责的人，想把自己变成人民的不受控制的主人”。

斯蒂林弗利特坚定地主张一个强君主政体，认为民众不能反抗拥有至尊权力的统治者，安立甘教会不遗余力地强调威廉三世的至尊王权，为此不惜各种溢美之词。

伯内特将威廉称为“英格兰解放者”以及“人类的解放者和宠儿”；威克主教将威廉比作拯救了以色列的大卫；

蒂洛森认为是上帝保佑威廉在一次次征战中毫发无损；阿特伯里甚至将威廉视为17世纪国王的典范。

虽然安立甘宗教士继续支持君主制政体，但他们把“至尊王权”由国王私有的权力提升到公共性水平，从王权实施的目的、性质和方式等方面，限制了权力的任意使用。

安立甘宗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立场，他们既反对民众以任何理由武装反抗主权者，也反对统治者不尊重法律和个人权利，施行任意统治。

虽然维系社会秩序需要一个强势的主权者，但若他的权力过大就可能打破中间立场的平衡，用手中的绝对权力破坏国家的公共利益。

革命后的国教会努力在无政府主义和绝对主义之间寻找平衡，为了改变宗教改革以来的反暴君却无落实渠道的尴尬，安立甘宗对教义作出了适应性的调整。

首先，安立甘宗神学家将公共善的原则融入到对《罗马书》第13章的解释中，认为世俗统治者是上帝为了善的目的而任命的。

公共善的第一要义是保持共同体的完整，避免人类社会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这是一切政治行为的最低标准。

因此，国教会教士呼吁信徒们对威廉国王宣誓忠诚，以维护英国的和平统一。斯蒂林弗利特在论证对威廉宣誓效忠的合法性时，就明确提出以公共善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标准。

第二，把对国王个人的神圣化转变为国王职位的神圣化。无论一个人是通过什么方式成为国王，如果他拥有国王的头衔，就理应享有上帝赋予的主权权力。

夏洛克指出，若一个仆人变成了主人，他的社会功能就会随之改变，若一个臣民变成了国王，他的政治地位也会相应变化。

斯蒂林弗利特认为，新的忠诚宣誓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因为需要服从的是职位而不是自然人。

对职位的公共性处理实际上是事实君主理论的另一种表达，在这种意义上，事实君主与法律上的君主的差别就几乎消失了。

然而，国王职位神圣化的结果是对国王个人的去魅，王权的神圣性来自王冠而非作为自然人的国王，王权也就由私人性质的权力转变为公权力。

王权的行使也就不再是国王的个人事务，而需要顾及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同时也应受到这些公共利益的限制。

第三，调整了消极服从理论。革命前，消极服从的义务对象是国王，革命后的安立甘宗把服从的对象转移到英国的普通法和立法机构。

上帝作为国家和政府的创造者，被认为当然设立了解释法律的公共权威，因为如果个人可以任意地解释法律而没有一个解释法律的最高权威，社会将陷入各行其是的混乱状态。

神学家们认为议会就是最高的法律机构，臣民和信徒都有义务遵守议会的法律。

国教会认为，康斯坦丁时代的早期教会就要求基督徒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因为虽然信仰是普适性的，但基督徒生活的特定国家要求他们服从所在国的法律。

而且，英国的政体与早期罗马帝国有很大不同，“我们的国王不经我们的同意不能立法；他们必须实施在他们同意的基础上由我们自己制定的法律；他们无权豁免触犯法律的人，他们自己也不能违反法律。”

所以，安立甘宗信徒的宗教义务，和作为臣民的守法义务就被统一起来了。

主教夏普指出，那种认为消极服从会导致专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根据宪法，国王就不可能是绝对君主，还有部分安立甘宗神学家宣称，最严重的叛国罪就是违反宪法。

过去常说的反抗国王就是反抗上帝，就演变成后来的反抗国家就是反抗上帝，这在提升国家地位的同时，也增加了安立甘宗教义的公共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