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门尚族对吐蕃政权的影响

尚族作为吐蕃氏族势力集团之一，自吐蕃中期登上政坛以来，直到吐蕃王朝的覆灭，对吐蕃的内政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尚族凭借着特殊身份介入朝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对于吐蕃内政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总体而言，尚族在涉政之初为牵制论族势力，巩固赞普地位做出了贡献，但到了后期，尚族本身势力做大，成为王权新的威胁。尚族与论族之间的斗争对吐蕃政权更是产生了极大地破坏力，成为吐蕃中后期朝政的乱源。

一、分散相权 牵制论族

吐蕃政权与中原封建王朝十分不同的一点是大相拥有很大的权力。中原王朝中，丞相的职责是协助皇帝处理军国大事，即“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另外负责皇帝与朝臣之间的沟通。而在吐蕃，大论不仅可以主持会盟、征收赋税，最重要的是能够掌握军权、领兵作战。这些军政大权集中在一人之手，极易出现权臣威势过重、太阿倒持的现象。

根据《历代赞普传记》的记载，从赞普没卢年岱如到松赞干布时期，大论中就有四人因对赞普不忠被杀。其中包括悉勃野部落原有氏族吞米氏，以及后来归附的娘氏、琼保氏。松赞干布去世后更是出现了担任大论的噶尔氏专权半个多世纪的局面。王室千方百计清除噶尔氏势力之后，吸取军政大权过于集中的教训，开始分散大论的权力。此时，尚族因为与王室的姻亲关系成为其用以牵制论族的盟友。

公元701年，尚族没卢氏出身的尚·赞咄热拉金与论族出身的森哥·囊多热畿于“洛古穷”地方主持集会议盟。这是尚族首次被赋予原属于大论的权力。此前，为对付噶尔氏家族，墀都松赞普曾将集会议盟的权力分给本部落的老牌氏族努布氏和吐谷浑小王坌达延氏。

但这两个家族一个是论族，一个不在吐蕃本土，在噶尔氏家族专权的阴影下，王室对他们并不能全然信任。与他们相比，没卢氏是太后墀玛蕾的家族，也就是赞普的舅氏，与王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没卢氏对王室的忠诚度及赞普对其的信任度显然要高于其他两族。

也就是说尚族蔡邦氏取代论族许布氏掌握了部分军权。另外，在同一年，尚·赞咄与坌达延于“西古井”之“倭高尔”地方征吐谷浑之大料集。这些史实说明继行政权之后，尚族的权力触角已经延伸到军权和财政税收方面，尚族参政程度进一步加深。之后，尚族势力一路高歌猛进。716年，尚·墀聂门松继朗萨藏之后担任大藏之仲巴，尚族军权又一次扩大。717年，车骑长尚·墀聂年洛被放逐，由尚·没陵赞绮布任之。

同样遭到放逐，论族出身的岛彭工被尚族接任，而尚·墀聂年洛的继任者仍是尚族，这反映了相比论族赞普对尚族的信任更深。718年到720年的六次会盟中尚族主持了五次，征收赋税两次，征集青壮兵丁一次。721年，大论乞力徐、尚·赞咄、绮力布藏诺匝同时身亡，据推测应该是死于战争，也就是说尚·赞咄具有领兵作战的权力。

723年，论·绮力心儿将大度支职务移交给尚·乞力涅门松（即尚·墀聂门松），意味着原本属于大论的财政权转移到尚族手中。727年，尚·本登葱与吐谷浑小王、韦·达札恭禄一同被任命为大论，这是有关尚族出任大论的首次明确记载。紧接着没卢·穷桑倭儿芒在728年取代韦·达札恭禄成为大论，至此开启尚族主政的历史。

对以上史料进行梳理就会发现，尚族首先瓜分了大论集会议盟之权，接着出任迎婚使，表明了尚族地位的提升；尚族通过接替论族担任大藏等地的仲巴，逐步掌握了这些地区的军权，之后获得领兵作战的权力；与此同时，尚族多次参与赋税征收（征收大料集），最终接管大度支职务彻底掌握财政大权。

727年，尚·本登葱出任大论，标志着吐蕃朝堂上尚族、论族与吐谷浑三方势力的短暂平衡，而没卢·穷桑倭儿芒取代韦·达札恭禄出任大论的事件打破了这个平衡。

尚族通过分散相权形成了对论族势力的牵制，从客观上来说对巩固赞普王权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从《大事记年》的记载来看，自701年尚族进入吐蕃朝堂到728年没卢·穷桑倭儿芒任大相的二十多年间，吐蕃朝堂未曾出现大论因权力过大而不受赞普控制的局面，反而是赞普借助尚族势力对论族进行打压，过官员的任免逐渐收回论族的权力。

韦·达札恭禄获罪遣一事就是赞普利用尚族的支持，将韦氏专权遏制在萌芽状态，成功阻止了吐蕃朝堂上出现第二个噶尔氏家族。噶尔氏家族覆灭后，吐蕃开始了由独相制向众相制的转变，尚族参政有力的保障了众相制的形成与稳固。因此，可以说尚族在涉政初期对吐蕃内政的影响是积极的，尚族势力的出现分散了过于集中的相权，有利于赞普王权的巩固。

二、独揽大权 架空赞普

王室与尚族的姻亲关系是一把双刃剑，尚族以此获得赞普信任，在与论族的对抗中占据优势，势力逐渐蔓延到吐蕃政权的各个方面。吐蕃王朝中期以后，尚族主政的局面基本形成，赞普控制论族的目的达到，但外戚参政的弊端开始逐步显现。按照吐蕃传统，赞普母舅对赞普有培养教育的职责和权利，尚族的长辈身份使赞普对待他们的态度不得不有所顾忌。

到了吐蕃王朝后期，担任大论的尚族更是凭借身份与地位的优势，成为专擅朝政的权臣，赞普的权力反而被架空。 尚族左右朝局的端倪在其参政之初已经出现。墀德祖赞时期，论族还未完全被尚族压制，这两大势力共同掌管朝政，同时对王室的联姻与子嗣的出身异常重视，时刻提防着新势力的出现。

“降”的意思是南诏，这段记载提供了以下几点信息：第一，墀德祖赞与尚、论之间因宗教信仰存在矛盾；第二，尚、论对赞普有一定的辖制，而墀德祖赞极力希望摆脱这种制约；第三，尚、论对赞普的家事特别是王室子嗣的出身异常关心。

前两点很好理解，关于第三点，首先为赞普诞下子嗣的是南诏妃，这意味着一旦这位南诏妃之子继承王位，南诏势力将以外戚身份登上吐蕃朝堂，就如原来的吐谷浑，这对吐蕃本土的尚、论来说是难以容忍的。于是，这两方势力，尤其是尚族决定阻止王子拉本继位。

到了赤松德赞执政后期，随着尚族势力的扩大，尚族开始直接插手王位继承。赤松德赞选定继承人时要与尚·结赞商议，牟笛赞普更是因误杀尚·结赞之子而失去继承权并遭流放，最终被那囊氏家族报复杀害。

正如南诏王异牟寻所言：“天祸蕃廷，降衅萧墙，太子弟兄流窜，近臣横污，皆尚结赞阴计，以行屠害，平日功臣，无一二在。”赤松德赞执政之时是尚族势力逐渐发展至顶峰的时期，尚族掌握了吐蕃的军政大权，拥有了与赞普直接对抗的实力，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佛苯之争。

从舅臣玛尚仲巴杰等人颁布禁佛的《布琼法典》到赤松德赞为宣扬佛教主持的佛苯双方辩争，佛苯之争的实质是宗教信仰之争掩盖下的社会斗争。而在这场社会斗争中，苯教徒所代表的尚族、论族势力长期处于上风，再次显示了赞普权威的不足。 赞普权力被尚族架空不仅体现在宗教信仰纷争方面，也体现在对军权的掌控上。

公元755年，墀德祖赞遇害，赤松德赞幼年继位未及亲政。《大事纪年》记载，“论·绮力卜藏、尚·东赞二人攻陷洮州城堡，收复黄河军衙，尚·多热传令授二人为元帅。”这段史料表明，尚族不仅有对唐朝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力，就连原属赞普的册封大权也被尚族掌握。

赤松德赞亲政后想要改变这一状况，因此对领兵攻入长安的恩兰·达札路恭大加封赏，任命他为大论，希望借论族势力牵制尚族。但这一想法最终落空，达札路恭上任一年即被尚·结赞取代，开始了那囊氏独揽大权的时代。

尚族最初是王室牵制论族、平衡朝堂势力的工具，但后来逐渐脱离赞普的控制，成为新的势力集团，而担任大论的尚族则成了又一代独揽朝政的权臣。他们掌握了吐蕃的军政大权，将赞普架空，操纵了王位的继承，王室子嗣甚至赞普自身的生死都难逃他们的掌控。与论族相比，尚族对王室的忠诚度更高，背叛吐蕃的可能性更小，但尚族专权的危害却并不比论族权臣少。

赞普长辈的特殊身份使赞普在应对尚族专权时受到桎梏，无法像铲除噶尔氏家族那样清除尚族，这也是吐蕃王朝后期尚族长期专权的重要原因。

争权夺利 扰乱朝政

尚族与论族之间的斗争是在其参政之初就已经决定的，双方早期的社会斗争也是王室所乐见的，只有这样赞普才能抓住机会，将论族手中的权力收回。但随着尚族势力的日益强大，双方的争权夺利成了一种内耗，不断削弱着吐蕃国力。正如中原唐王朝的党争一样，尚族与论族的斗争扰乱了吐蕃政局，造成了吐蕃政权动荡不安的局面。双方不断升级的矛盾最终酝酿成一场战争，从而导致了吐蕃王朝的覆灭。

尚族对吐蕃外交的影响

尚族是吐蕃朝堂上一股重要的社会势力，尚族对吐蕃王朝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内政方面，也体现在吐蕃与周边政权的交往方面。在中央，担任大论的尚族凭借长辈与权臣的双重身份影响甚至决定了赞普的对外政策；在边境，手握大军的尚族将领为通过战争牟取财富不时挑起边境争端。可以说尚族的态度与行为直接影响了吐蕃与周边政权的关系。

出于私利 挑起争端

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后，吐蕃王朝日益发展壮大，引起了东方唐王朝的注意。自从文成公主和亲以后，唐蕃往来增多，关系更加密切，双方对唐蕃关系都比较重视。文成公主和亲开创了汉藏友好往来的先河，但在唐蕃交往中兵戎相见的局面并不罕见。究其原因，除了双方最高统治者错误的外交政策外，更大的原因是带兵将领在唐蕃边界不断挑起争端。

吐蕃王朝中后期，军权大部分被尚族掌握，他们为获取财物、奴隶和更多军功，频频骚扰唐朝边境。

战争给吐蕃将领带来的利益是巨大的，据《贤者喜宴》记载，赤松德赞时期著名的“九大尚论”中，大论尚琛杰斯秀亭（即尚·结息）拥有千万匹绸缎及九万奴隶。这么绸缎显然不是仅靠唐朝的赏赐就能获得，而是通过战争劫掠而来。他所占有的奴隶数量远远超过囊日伦赞时期对琼保·苏孜赏赐的两万户，这不仅是吐蕃奴隶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也与琛氏家族在战争中俘虏大量其他民族的百姓为奴有关。

将领们通过战争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但王室从中获得的好处却十分有限，反而因尚、论手中不断扩大的军权而饱受威胁。因此，战争不仅给双方百姓造成巨大苦难，也不符合唐蕃最高统治者的利益。

由那囊氏家族的尚·结赞一手策划的“平凉劫盟”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根据《旧唐书·崔汉衡传》的记载，尚·结赞之所以能够取代琛氏家族的尚·结息成为大相，是因为尚·结息不同意赞普与唐约和的主张，所以失去赞普宠信。而尚·结赞为登上大相之位，表面上对赞普的决策表示支持，但目的达到后他与尚·结息一样的主战态度暴露无遗。“朱泚之乱”中，在吐蕃已经答应向唐朝借兵的情况下，尚·结赞为攫取更多的利益，对唐朝的出兵请求一拖再拖，以“发兵须有主兵大将署名”为借口，不断与唐朝讨价还价。后来，唐朝官员李泌等以此为由劝说德宗收回割让安西、北庭两地的承诺。这一毁约行为更是为尚·结赞进军唐朝提供了口实。

支持赞普 促成和盟

吐蕃王朝后期，由于王位更迭频繁，再加上不同社会集团和家族之间争权夺势，造成了朝堂政局长期不稳，王朝的内耗严重削弱了吐蕃的国力。另一方面，唐朝“结回纥、大食、云南与共图吐蕃，令吐蕃所备者多”的策略已见成效：南诏重新归附唐朝，并出兵与唐朝共击吐蕃，唐朝以联姻结交回纥对吐蕃形成牵制，大食势力向东发展，吐蕃不得不抽调兵力进行抵御在内部政局不稳，外部强敌环绕的情况下，吐蕃统治阶级对唐朝的态度逐渐发生转变，开始寻求与唐朝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