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皇帝与皇后的丧葬礼仪

北魏十帝的丧葬中，有一半是逾月而葬，如明元帝、太武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同于汉晋时期。而另一半则是因各种社会状况而未能逾月而葬，如道武帝、景穆帝、文成帝、献文帝、孝庄帝。

道武帝崩后未能逾月而葬、而是时隔近一年后始葬，应当与道武帝末年明元帝初年、北魏在社会上所面临的内忧外患有关。内忧主要表现在，道武帝末年，“喜怒乖常”、无故击杀朝臣，致使人情危惧、朝局动荡；继而又发生了清河王绍之乱、道武帝被弑。明元帝即位后，一方面诛绍平乱，巩固地位；另一方面重整朝政，尽力稳定政局。

外患主要表现在，永兴元年、二年期间，“蠕蠕犯塞”；“乞伏乾归据金城自称秦王”，建立西秦；“（冯）跋僭号，自称大燕天王”，建立北燕；“平阳民黄苗等依汾自固，受（后秦）姚兴官号”等，外部环境险恶。

故明元帝即位后，在一定程度上受此内忧外患的影响，未能在道武帝崩后逾月将其葬入金陵，而是时隔近一年后始葬。景穆帝在尚为太子时卒，未逾月而葬，而是当月即葬。关于景穆太子之死及景穆太子与太武帝、崔浩等人的关系，因相关史料记载有限，学者们有不同的说法。但无论如何，景穆太子之死对于当时的北魏朝局来说都是一件大事，且引发了太武帝末年皇位继承的问题及正平之变后的社会斗争。

北魏皇帝的葬地

北魏皇帝的葬地即北魏帝陵所在地，目前可大致分为两个地方即金陵葬区和洛阳葬区。

北魏帝陵金陵葬区

北魏孝文帝之前的六帝，均葬在金陵（此处“金陵”包括盛乐金陵、云中金陵、金陵）。道武帝葬盛乐金陵，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均葬云中金陵，景穆帝葬金陵。

景穆帝的父祖儿孙（即祖明元帝、父太武帝、子文成帝、孙献文帝）均葬云中金陵，故而景穆帝所葬的“金陵”应该也是云中金陵。这样的话，北魏孝文帝之前的六帝，应该是除道武帝葬盛乐金陵外，其余五位皇帝均葬云中金陵，且云中金陵可简称金陵。

而关于云中金陵可简称金陵，单靠上述关于景穆帝葬地的论述很显然是不够的。现在再来看皇后葬地的情况，葬地在金陵者，有太武皇后赫连氏、文成元皇后李氏、献文思皇后李氏、孝文贞皇后林氏。太武皇后赫连氏“祔葬金陵”，因太武帝葬云中金陵，故而此祔葬之“金陵”，自当指云中金陵。文成元皇后李氏、献文思皇后李氏、孝文贞皇后林氏皆生长子储君、先于皇帝而死，“葬金陵”。

而文成帝、献文帝皆葬于云中金陵，依前例（北魏皇后死后一般葬或祔葬帝陵），文成元皇后李氏、献文思皇后李氏所葬之“金陵”，也当指云中金陵。同理，孝文贞皇后林氏，太和七年“依旧制薨······葬金陵”；其薨既是“依旧制”，那其薨后所葬之“金陵”，自然也当依前例，指云中金陵。

只是因之后孝文帝曾先后在冯太后永固陵东北、洛阳瀍河以西为自己修建陵寝，且在死后葬入了洛阳瀍河以西的长陵，而并未葬入金陵葬区，故而孝文贞皇后林氏成为北魏帝后中最后一位葬入金陵葬区者。总之，从上述北魏皇后葬地的情况来看，也可以印证云中金陵可简称金陵。

关于北魏金陵陵寝制度，日本学者松下宪一曾试着探求“定襄之盛乐”与“云中之盛乐”的具体位置和范围，并认为北魏金陵陵寝的构造应当是仿自此二都。谢宝富则推测北魏金陵帝后陵墓的葬地制度应和汉族传统陵墓的葬地形制不同，其很可能是集中在同一个大的陵园内，而并无单独的陵名。王雁卿则认为，北魏金陵之中，帝后陵墓是同处于一个大的陵区之内且是合葬，而不是各自为陵，但具体的合葬形式（同室而葬、同茔异穴、同穴异室），则尚无法确知。

总之，关于北魏金陵的具体位置、陵寝形制等，因文献记载较少，学者观点不一，故而一时难有定论、仍有待日后相关文献或考古资料的出现来帮助我们揭开北魏金陵的神秘面纱。

北魏帝陵洛阳葬区

北魏帝陵洛阳葬区与金陵葬区相比，各帝陵均有单独的陵号，且位置也已基本确定。对于其中的孝文帝长陵陵园遗址、宣武帝景陵也都已经进行了考古勘探或发掘，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使我们对北魏帝陵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帝陵位置

关于北魏帝陵洛阳葬区，刘连香曾指出，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北魏洛阳陵墓区才逐渐开始进行规划与完善。最先葬入这一陵墓区的是文昭皇后高氏的终宁陵和孝文帝的长陵；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皇室或贵族的陪葬墓；直至宣武帝景陵之后，北魏洛阳陵墓区的规划才算最终完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通过相关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北魏洛阳葬区的各帝陵位置已基本确定。

洛阳博物馆黄明兰根据洛阳地区

出土的各相关墓志记载的其与景陵之间的方位关系，认为塚头村东的大冢应为北魏宣武帝景陵；根据出土于太仑村西北、西山岭头村的张宁墓志和王悦墓志志文记载的其与定陵之间的方位关系，认为北魏孝明帝定陵的位置应在瀍河以东的西山岭头村南；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和1976年上砦村南大冢前出土的石人的时代，推测此大冢为北魏孝庄帝静陵。

发掘情况

目前，北魏帝陵已发掘的只有大同方山孝文帝寿陵虚宫“万年堂”、洛阳孝文帝长陵陵园遗址、洛阳宣武帝景陵。1976年，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的考古工作者发掘清理了文成文明皇后冯氏永固陵，并对孝文帝“万年堂”进行了勘查。“万年堂”位于“永固陵东北里余”，与永固陵结构相同而规模略小，有高大的封土堆，封土为圆形，基底为方形；墓室为由墓道、前室、甬道、后室四部分组成的砖室墓；因曾多次被盗，出土器物很少，仅残存有甬道石券门门框及其上浮雕的武士俑形象。

2004年，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对长陵的调查和钻探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长陵陵园遗址及其大致范围、建筑布局、形制结构等，得到基本确认。陵园四面构筑夯土垣墙；西垣、南垣门址尚存，而东垣和北垣则由于破坏严重、保存较差，并未发现门址遗迹；垣墙外有壕沟；陵园内有两处圆形封土，即大冢（孝文帝陵）、小冢（文昭皇后陵），其墓道均在南侧且均为长斜坡式；除此之外，陵园内还发现了若干件建筑材料残件（瓦）、若干处建筑基址和人工渠以及各类坑、烧窑、井等的遗迹。

而除上述发掘情况之外，《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中还提到了永固陵、“万年堂”、景陵三者之间的联系和异同（此处主要为对比“万年堂”与景陵二者之间的异同，因永固陵实为稍大版的“万年堂”，在此并不影响对比结果，故未特意将其略去）。

三座墓葬的相同之处，首先，墓葬形制结构基本一致，皆是由墓道、前甬道（前室）、后甬道（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的平面略呈“甲”字形的砖室墓；其次，墓葬风格基调基本一致，均呈现出俭朴、庄严、雄浑、壮观的特点，且墓葬内壁均无壁画，出土的随葬品均相对较少，主要是一些陶、瓷、铜、铁制品等；再次，墓葬所用建筑材料基本相同，均是以特制优质青砖为主。

三座墓葬的不同之处，首先，墓冢封土形状不同，永固陵和“万年堂”的封土均为方形，景陵的封土则为圆形；其次，武士石雕像在墓中的位置不同，永固陵和“万年堂”中的武士石像被雕刻在墓门上或随葬在陵墓内，景陵的武士石像则是立于墓冢前方。

总之，北魏帝陵的变化大致有二：一是北魏皇帝葬地的变化。北魏皇帝的葬地，以孝文帝为分界点，可以分为金陵和洛阳两个葬区。孝文帝之前的诸帝均葬在金陵（此处“金陵”包括盛乐金陵、云中金陵、金陵）；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及其之后的三帝均葬在洛阳，并且陵寝名称中不再出现金陵，而是像汉族王朝皇帝那样有单独的帝陵陵号。

北魏皇帝葬地的改变，其实早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就发生了。孝文帝于平城方山冯太后永固陵东北为自己建寿陵，就是这种改变的标志，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北魏皇帝葬地由金陵葬区到洛阳葬区的一个过渡。

二是墓室结构的变化。关于金陵陵园形制和墓室结构，现在难以确知。而单从孝文帝平城方山所建寿陵“万年堂”的双墓室结构到洛阳宣武帝景陵的单墓室结构来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出北魏帝陵的这又一变化。此观点反映了社会形势对丧葬有着重要影响。

北魏统治者不断学习汉文化、完善制度，努力塑造北魏正统地位，寻求政权合法性，巩固统治。北魏上层人物（尤其是皇帝、皇后、贵臣）的丧葬，也随着政权发展和现实需要而作出了适时的改变与调整。首先，关于北魏皇帝的丧葬，北魏皇帝的丧葬时间基本上是属于逾月而葬，而未能逾月而葬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北魏皇帝的葬地主要可以分为两个葬区，即金陵葬区（此“金陵”包含盛乐金陵、云中金陵、金陵）和洛阳葬区。

北魏孝文、宣武、孝明、孝庄四帝则葬在洛阳葬区，其具体位置均已基本确定，且孝文帝长陵陵园遗址和宣武帝景陵也已被相关考古工作者发掘，为北魏丧葬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资料。除此之外，孝文帝建在平城方山的虚宫“万年堂”，虽既不属于金陵葬区、也不属于洛阳葬区，但却可以看作是北魏皇帝葬地对传统金陵葬区的一个突破和改革或是由金陵葬区到洛阳葬区的一个过渡。

其次，关于北魏皇后的丧葬，北魏皇后的葬地可以分为祔葬帝陵，另立陵寝，死葬佛寺三种。北魏大多数皇后均祔葬帝陵，其中以谥后居多，谥后又主要是皇帝生母。对于后妃来说，祔葬帝陵既是一种尊荣和传统，又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另立陵寝的只有保太后窦氏、保太后常氏、文成文明皇后冯氏、宣武顺皇后于氏。两位保太后另立陵寝的主要原因应当是“于先朝本无位次，不可违礼以从园陵”；文成文明皇后冯氏则或是出于社会自信，或是出于对祔葬帝陵传统的改革；宣武顺皇后于氏则因其永泰陵的具体位置未知而有待进一步探查。

宣武灵皇后胡氏则是被其妹“收瘗于双灵佛寺”；孝明皇后胡氏则是入道后即居于瑶光寺，之后很可能就此终于寺内。瑶光寺为宣武帝所建，在北魏后期逐渐成为了安置在社会或后宫斗争中失败的后妃的场所，并为北魏后期政权所借鉴，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