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丞相的权力有多高？皇帝又要畏惧三分，让人忍不住惊叹！

与秦朝相比，西汉初期丞相的权力有所增强。这一时期，皇帝处在丞相的监督下，丞相虽然并未对皇权构成极大地威胁，但是也受制颇多。

因为有“淮泗功臣”集团为中心的功臣列侯势力的鼎力支持，汉高祖统一了全国，很多人功臣与刘邦是同乡或很早便与刘邦结识，之后一直跟随高祖领兵作战，为汉朝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西汉建立之后，汉高祖也给予了他们极高的礼遇。

西汉前期皇帝与丞相

这一时期，虽然皇权至高无上，但是皇帝也要尊重和参考功臣集团的建议，因为功臣集团有时甚至可以左右政局。西汉前期的丞相大部分都出身于功臣势力集团，而丞相制度也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形成并逐步发展起来的。

这一时期的丞相和相国大部分都是功臣集团中的成员，如：萧何、曹参、陈平等人。可以说他们不仅是功臣集团中的代表，同时也是列侯势力中的佼佼者，因此在这种形势下，丞相受到了功臣集团和列侯集团的双重支持，再加上自身能力突出，因此这一时期的丞相地位稳固，位高权重。

据文献资料记载，在秦朝统一中国之后，三公只有丞相一人，国尉并不能被称为三公，而太尉一职也只是徒有虚位，其地位和权力都不能和丞相相比，同时也并没有记载秦代的御史大夫被视为三公的史料。

西汉初期，由于专制制度建立不久，因此，就朝廷决策方式而言，仍保留着先秦时代的一些传统制度，而朝议制度就是其中的代表。在朝议制度中，国家如果遇到重大事件，采取公开的方式，集思广益，通过朝廷集体议事的形式来解决问题。在此会议上，无论皇帝还是丞相，均无法“一手遮天”，从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皇权和相权的平衡。西汉初期丞相的待遇也十分优厚。君王的赏赐毫不吝啬。

西汉初期丞相权力巨大，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辅佐天子并制定国家大政方针。西汉初期皇帝虽然是最高决策者，但是国家政策的制定仅仅依靠皇帝一人是无法完成的，因此需要有人协助，这个协助群体的最高首领便是丞相。这一时期的丞相参与并制定国家大政方针，一般情况下，皇帝十分尊重丞相的意见，甚至在特殊情况下，丞相可以独自决策。

总领百官并统筹协助国政。丞相作为百官之长，对满朝文武百官均有统筹协助之权，并处于统领地位。首先，丞相负责统领举荐官吏之事，具有举荐权。

丞相对下一任丞相的人选也有一定的发言权和荐举权。其次，丞相对文武百官具有监督考课之权。除此之外，丞相对公卿百官也有赏罚权。丞相掌握着生杀大权，必要时刻可以先斩后奏，即可以不奏请皇帝，先将人处死，然后上报。最后，丞相对国家的行政事务具有一定的统筹协助大权。表明丞相有总领郡国计簿之权。

掌握一定的立法权和军权。首先，就立法权而言，西汉前期，虽然皇帝掌握法律以及一切其他典章制度的废立大权，但是丞相也对法律制度的制定以及其他典章制度的废立提供参考意见，享有一定的立法权。

除此之外，丞相对于一般制度可以视事件的轻重缓急而随时奏请废立。汉初本由太尉主武事，由于汉朝太尉之职不常设，因此在不设太尉期间，太尉之事由丞相兼任。西汉前期丞相有举荐军事长官之权，如萧何向汉高祖推荐韩信；除此之外，丞相还有征兵之权；不仅如此，丞相还有征战之权。

监理皇室事务。西汉前期，由于国家初立，组织并不健全，因此存在国家事务和皇室事务管理混同的状况，而丞相不仅有协助国事之职，同时对皇室事务的处理也有一定的权力。首先，丞相有权辅导太子并参与废立太子。丞相有权向皇帝举荐太子人选。

其次，丞相对宗庙礼仪以及陵园祭祀有奏请和监督之责。西汉前期尽管丞相权力巨大，但是当皇权和相权发生冲突时，皇权仍然占据优势，相权往往会受到皇权的压制，即使是作为西汉开国第一位丞相的萧何，虽位高权重，但是面对汉高祖的猜忌，也依然谨小慎微，生怕狂妄自大招致杀身之祸。

由此可见皇权总体而言凌驾于相权之上。然而皇帝和丞相均握有一定的权力，因此在某些问题上会产生一定的冲突，但是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皇帝和丞相关系密切，双方在很多问题上都能达成共识，皇帝依靠丞相处理国事，丞相依靠皇帝获得权力。

西汉中期

西汉中期，从汉武帝开始，丞相的权力逐步被剥夺，尤其是内朝出现之后，丞相的权威不断被侵蚀，丞相的地位逐渐衰弱，丞相的权力被不断地分解，丞相制度也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调整。由于西汉前期君王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至汉武帝时代，国家实力有所增强，加之汉初大部分功臣势力已消亡殆尽，功臣势力已无法和皇帝抗衡。

西汉前期，皇帝为稳定政局，不得不任用列侯功臣势力中的成员，而他们往往都是这一群体中的精英和骨干，因此皇帝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考虑其背后的势力，不得不考量他们的意见。

到了西汉中期，随着列侯功臣势力中的成员不断减少，列侯势力不断衰弱，汉武帝利用这一机会，进一步削弱列侯势力，此举使列侯势力进一步被削弱，丞相在朝廷中逐步处于孤掌难鸣的地位。

与此同时，汉武帝自公孙弘开始，任用布衣为相，打破了以往非列侯不封相的惯例，使丞相对皇帝的依附性增强，皇帝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封相，因此西汉中期以来，丞相难以得到皇帝的尊重，丞相权力逐步下降。

其次，汉武帝随意罢免和杀戮丞相。除此之外，皇帝还亲自领受郡国上计，做丞相分内之事。表明汉武帝不止一次代行丞相职责。有时武帝甚至空置相位，完全剥夺丞相权力。

西汉前期，国家实行君权与相权统一的制度体制，因此其他势力很难侵犯丞相。虽然皇帝和丞相之间也会产生摩擦，但是双方实力较为接近，力量相对平衡，皇帝和丞相之间也相对和平。到了西汉中期，田蚡为相时代，这种权力矛盾达到了一个顶点。

为了打破被相权牵制的局面，汉武帝决心建立一个以皇权为中心的组织来削弱原来以相权为中心的丞相府机构，这个组织便是内朝。由于内朝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削弱相权，因此它从成立之日起就作为抗衡相权的机构而存在，二者始终处于对立面。

到了西汉时期，赋予了“内朝”新的使命，内朝从过去处理家事而逐步变成了处理国事的最高决策性机构。皇帝利用内朝，培养内朝的自己的势力，从各个方面慢慢侵夺丞相的权力，从而加强自己的权力。

首先，侵夺了丞相的辅政之权。武帝所立遗诏，使霍光之后的内朝首领开始拥有了辅政大权，但是一开始丞相的辅政大权并未被完全侵夺。这一时期丞相的辅政大权还未被完全剥夺。而到了宣帝遗诏时，丞相的辅政大权已被完全侵夺。

其次，侵夺了丞相对国事的决策权。西汉中期，内朝逐渐控制了尚书机构，掌握了处理国事的决策权，而丞相领导的外朝，逐渐变成了执行内朝命令的机构。此时的丞相已经没有了对国事的决策权，丞相仅仅作为执行者，执行内朝的决议。

然后，侵夺了丞相的军权。西汉中期，丞相可率军出征、掌握军权的情况被打破，军权转移到了内朝首领手中，此时凡遇重大军事行动，由皇帝和内朝商议决定。

最后，侵夺了丞相的人事权，主要是侵夺了对官吏的任免权和弹劾权。君王赋予内朝某些特定的权力，把丞相的权力转移到内朝的身上，因此丞相权力不断衰弱，地位大大降低。然而内朝制度的确立也并不是“百利而无一害”，皇帝建立了内朝，一定程度上制衡了相权，但是随着皇帝赋予大司马诸将军权力的增强，皇帝有时也受制于内朝。

西汉后期

到了西汉后期，元帝即位之后，外戚势力重新崛起，尤其是外戚王氏家族的发展，使内朝势力发展到了最高峰，这一时期的丞相受到内朝势力的影响，权力逐步减少，丞相制度也最终走向衰亡，并最终被三公制度所替代。

元帝即位后，立王政君为皇后，外戚王氏家族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并逐步发展，几乎把持着成帝、哀帝、平帝三朝的政权。起初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王氏外戚势力还很薄弱，到了成帝时期，外戚王氏家族到了王凤一代，其实力不容小觑，他在任摄政之职后，权力超越于皇帝之上。

这一时期的丞相大多是儒雅君子，他们在学识上满腹经纶，但是在谈及国事时却有些不切实际，皇帝面对这样的状况，更愿意将军权交由以外戚王氏家族为首的内朝势力掌管。由于丞相权力微弱，他们往往为保住性命，不过多过问政事。

面对丞相权力日渐衰弱、大司马诸将军权力日益增强的状况，因为出现了思想领域复古主义潮流，成帝时期进行了废除丞相制度、建立三公官制的改革，这项改革是为了使内朝首领的权力合法化。汉成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并进行了三公官制的改革。

三公官制的确立，标志着三公官有了制度化和法律化的身份；与此同时，丞相降为了三公之一，不再享有独尊和首领的地位，并且至哀帝时期，丞相更名为大司徒后，其地位又在大司马之下，可见权力已被不断削弱，丞相职权也随着三公官制的确立而消亡。从此以后，大司马的权力得到了法律上的认可，他不仅成为了内朝首领，而且成为了外朝的三公之首，这样使大司马集内外朝首领于一身，使权力实现了最大化。

由此可见，西汉时期丞相的权力不断缩小，而君王的权力不断加强集中。各个君王不断地制定政策颁布诏令，最终，丞相制度被三公制度所替代。

丞相与太尉

太尉作为西汉时期武将的荣誉职务，不像丞相职务那样固定，而是时置时废。因此在国家政治体制运行的过程中，太尉很难与丞相抗衡。

太尉虽然“掌武事”，但是他们的实际身份是皇帝的军事顾问，太尉本身并没有军权，而实际权力掌握在皇帝手中。太尉只有在作战时才掌握实权，并且如果没有皇帝的兵符，太尉亦然不得发兵、领兵。

太尉虽然主兵，但是并无实际的军权。不过这种权力也是暂时的，太尉行兵打仗归来后，皇帝会给予他们厚重的赏赐和崇高的荣誉，但是不会给予实际权力，打仗时的军权也会被收归中央。

总体而言，西汉时期，太尉的身份相当于皇帝的军事顾问，几乎没有实际的军政职务，因此也就无法掌握军权。由于没有什么权力，所以太尉的官属较少，有时甚至并入丞相府。

而且西汉主要实行丞相制，因此太尉一职并不常设。皇帝为了维护君权，一直有意地限制太尉的权力。因此西汉时期，太尉的职权在任何一朝都无法和丞相相提并论。

丞相与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一职，在秦代确立，在西汉消亡。简而言之：在国家政治体制运行的过程中，丞相与御史大夫既相互辅佐，又相互制约。御史大夫一职确立于秦朝，其地位仅次于丞相，掌副丞相之职。

西汉初期，御史大夫的权力十分微弱。他们起初由天子的亲信发展起来，身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长，协助皇帝处理一些琐事。由于这一时期的丞相位高权重，在一些事情上不便于皇帝随时差遣，因此许多事情都交由御史大夫处理，久而久之，皇帝与御史大夫的关系变得十分密切。然而随着相权势力的不断膨胀，皇权受到了一定的威胁，为了削弱相权，皇帝逐渐地扶植御史大夫，使他们成为了制衡相权的一个重要筹码。

从景帝开始，御史大夫的身份逐渐地从天子的秘书长，转变为了外朝的副丞相，他们开始有意或无意地侵夺丞相的权力，使自身权力不断上移。在景武昭宣时期，尤其是西汉中期，虽然御史大夫只是“银印青绶”，相当于副丞相，但是御史大夫的权力和地位在不断提高，甚至职权逐渐和丞相职权相当。到了西汉末期，御史大夫的地位和职权又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综上所述，就御史大夫与丞相的关系而言：一方面，西汉时期的丞相大都从御史大夫提拔而起，二者关系密切，同时御史大夫作为副丞相，尽力辅助丞相处理国事，减轻了丞相负担；另一方面，随着御史大夫势力的发展，他们不断侵夺丞相权力，加上丞相与御史大夫分府办公，在一定程度上二者又相互制约。就权力而言，从西汉初期，御史大夫逐渐地侵夺部分丞相的权力，直到西汉后期丞相与御史大夫共同位列三公之后，二者皆转变为徒有虚位的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