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贤者唱古声
科举取士，常常以一篇文章定夺终身。唐朝有位考生，连考三次不中，到了第四次，仍然冥顽不化，坐在鸦雀无声、一派肃静的考场里，将上次落第的文章《不迁怒不贰过论》，一字不改，抄了一遍交上去。 “不迁怒，不贰过”，是孔子对颜回的评价。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门徒，可惜二十来岁就满头白发，不幸早死。孔子哭得伤心极了，对鲁哀公说，颜回从来不会把自己心中的怨气随便地发泄到别人身上，也不会重犯同样的错误，是一个可塑之材。《不迁怒不贰过论》这篇文章是去年的，考官也是去年的考官，叫陆贽。不料，陆贽仿佛忽然醒悟过来，又细细读之，击节赞赏，认为是一篇上好佳作。于是，做论者被圈点中了进士。 这位作出惊人之举、充满自信的考生，就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从此，中国文化史上一位杰出的语言巨匠，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韩愈的坚持与固执，在常人看来，几乎不可理喻，需要足够的胆识和勇气，有谁敢将失败的作品再次抄录，捧献庙堂？恰恰遇到了陆贽这样闻过则改、从善如流的一代贤相，方才得以脱颖而出。陆贽是一个称职的伯乐，像颜回那样“不贰过”，当他在文章里准确地识别出一匹千里马之后，立即毫不迟疑地作了荐举，没有犯下同样的错误。两年之后，陆贽就因故被罢相了（韩愈很幸运，如果换了其他考官，说不定就会“骈死于槽枥之间”）。无独有偶，20年后，韩愈执笔撰写《顺宗实录》，在其中为陆贽立传，为我们形象地勾勒描摹了一位博学、正直的宰相生平事迹。历史的机缘巧合，有时就是这样，烟雨不定，不可估量。 作为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之盛誉的韩愈，自幼喜好读书。可是他读的，多是“作者非今士，相去时已千”的经典古籍著作，对那些时尚、媚俗的近代文体，并不推崇，甚至十分反感，于是自辟一路，希望能够达到以文载道，文以明道，恢复上古时期的道德风气。 诗文到中唐，盛唐时代的大师们相继凋零，其时的政治环境，正处于安史之乱之后的经济复苏与政治反省之中，徘徊与观望，隐逸的主题再次被中兴局面的逐渐打开而冲淡，大历才子们的清秀笔调与清雅文风，再次被貌似火热的政治经济氛围所笼罩。这时的唐朝文学，最需要的是振臂一呼的领军人物。 浩劫过后，所有的人都在思考，如何痊愈伤口，重振雄风。韩愈的博学，渐渐开辟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可以尽情演讲的讲坛。国子监的学生曾联名上书，要求请韩愈做他们的老师。在经历了几年的节度使幕府任职生活后，三十出头的韩愈，做了国子监的四门博士，成为一名专职教授，这对致力于恢复古风的他来说，无异是复兴传统古学的最佳时机。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韩愈《师说》 教育的回归，道德的回归，文化的回归，韩愈以如椽巨笔，不辞辛劳地发表着他的见解。“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这不啻是对误人子弟的教育弊端的迎头棒喝。做学问写文章，哪里是论资排辈，怎么能倚仗投门走穴，又怎么可以偏执顽固地抱守门户之见呢？还不止这些，韩愈的政论文章，诸如《原道》、《原说》、《进学解》、《答李翊书》等，言之有物，陈言务去，更重要的是，他以万民社稷的道德情怀，力倡孔孟之道，以深厚绵密的复古内核，因此赢得了朝野的认同，也引起了当局的关注。 贤者唱古声。韩愈的影响力，因为他的人本思想（韩愈在唐朝诗人中学生最多，从者如流）。若干年后，苏东坡怀着敬畏与赞许之情，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中写道：“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而国学大师陈寅恪认为他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折点之人物”，此言不虚。 大官人韩愈将奥援之手，伸向了更多的天下寒士文人。韩愈以他的个人努力与魅力，向最广泛的文士群体，发出了真诚的邀请。在一个和风拂柳的初春，抑或是风清云淡的秋日，韩愈的召唤来了。比他年长的孟郊，和尚贾岛，比他年轻的天才李贺……纷纷聚集而来。那是一个温暖的召唤，比如那个杀人遇赦的莽汉诗人——刘叉闻讯后，也怦然心动，投奔韩门，献以《冰柱》、《雪车》等诗。韩愈等到人，微笑着接纳了他。 与元白诗派相比，“韩孟诗派”的精英们研讨的内容，更多的是文化复古这一严肃话题。韩愈的一番努力没有白费，苦苦修行，终成正果，他与当时的杰出诗人并肩鏖战，创作出了一大批精品力作，微言大义，直朴刚正，凝聚着心怀万民的悲悯情怀，并由其倡导形成了百卉含英、大有可观的“硬体诗派”。在政治上愈合创伤、卧薪尝胆的中唐王朝，因为文化的补钙，由此再一次迸发出奇光异彩。 韩愈一介儒生，下笔千言，汪洋恣肆，做起官来却是一顿三跌，仕途坎坷。他心中装着的是上古道德情操，看到不合理的现象，也就难免不平则鸣，直言其事。官差借着宫中购物之名，鱼肉百姓，这一点，韩愈注意到了，立即做出反应，上书痛论宫市之弊，用词却是直白坦诚。果然，立即招致了非法获利者们的强烈反应。时隔不久，他就被贬到远僻的阳山做县令。 不过，韩愈凭借其文章的影响力，以及必要的人际援助，很快又回到了京城。 公元818年，韩愈随裴度平定淮西，得胜还朝，奉诏写《平淮西碑》。碑文写就，着人刻好，路人争看，以为奇文。可是碑文刚一面世，就遇到了尴尬。有好事者说，李愬雪夜入蔡州，生擒吴无济，论功第一，而韩愈却在碑文中多写裴度，以为不妥。消息传到李愬的耳朵里，自然不快活，李愬之妻是唐宪宗的外甥女，于是借着“出入禁中”的机会，诉说“碑辞不实”。就这样，宫里发出话来，责令将三丈高的大碑推倒，磨去文字，又令翰林大学士、李愬的女婿段文昌执笔，重新撰文。韩愈在撰写碑文的过程中，可能夹杂有私人情感，但并非过度宣溢，却使他陷入了难堪的境地。不过，富于戏剧性的是，到了北宋时期，石碑所在地的一位州官上任伊始，又命人将段文昌的碑文磨掉，重新换上韩愈当年撰写的内容。所以就有了苏东坡的《平淮西碑》诗：“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长；千古残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小瑕不掩真玉，韩愈即使写得稍稍走题，也会有人替他说话。 韩愈的一生所遭受的几次挫折与失落，几乎都是因为文章而风波骤起。公元819年，年过半百的韩愈，又由于一篇文章，差点送了性命。 这一年，韩愈被招回京城，恰遇到唐宪宗奉迎佛骨。眼见得佛骨被迎至京师，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不及”，这种崇佛过甚的不正常现象，使得他如梗在喉，不吐不快，随即呈上了《谏迎佛骨表》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力陈敬佛之祸，认为伤风败俗，甚至把皇帝奉若神明的佛骨指为“朽秽之物”。这篇文章虽然流芳百世，但在当时，韩愈对佛祖大不敬，说了很多不悦耳、不吉祥的话，言辞十分激烈，简直是置国君颜面于不顾。而唐宪宗其实早已为奉迎佛骨这件三十年一遇的盛事，定下了调子。这一下，终于闯出天大的祸事来了，宪宗勃然大怒，说韩愈狂妄至极，准备处以极刑。幸好，宰相裴度等人极力劝阻，加之朝中国戚显贵们也纷纷出来讲情，韩愈的人头才没有落地，但他必须离开京城，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在经受这场劫后余生的风波之后，韩愈仍然认定，自己上书言事，是在为“圣朝”除弊，可见决心之坚。不过，他也已是胆战心惊，作好了最坏的打算。苏东坡评价韩愈“忠犯人主之怒”，事实上，执政者若不能闻过则改，不识时务的智者贤人说真话，通常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于是，韩夫子再次被贬，到更为遥远的潮州任职。 被贬期间，韩愈倒是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他在袁州刺史任上，还了数百名奴隶人身自由。他曾任职的阳山县许多百姓感其恩德，皆以他的姓氏“韩”字为子弟名。倔强的韩愈，是中唐时期自觉地、彻底地、全身心地实践新儒学的新王道论者。 韩愈是“唐宋八大家”的头号人物，一生著作颇丰，却也是个感情丰沛的通达之士。他才名贯天下，却甘为人梯，愿做伯乐，对贫寒诗人孟郊、张籍等人极力提携，两人未成名时，就引为知己，不惜为之奔走推荐，后来果然名扬天下。韩愈自幼孤苦，三岁时丧父，由兄嫂抚养，后来兄嫂也过世，与自己一起长大的侄儿韩老成也因病去世，这对于从小便受兄嫂之恩的韩愈来说，实在是一个打击。那篇以血泪文字写就的《祭十二郎文》，明心见性，催人泪下，为古今祭文中罕见的佳作。 在当时，名声大振的韩愈，也常常会被人家请了去写碑文、撰墓志。文章交付，也得了为数可观的润笔费，作为报酬。投奔他的刘叉，有一次负气出走，临行前，将韩愈放在桌上的数斤黄金悉数取走，并且留下话来，这些都是你韩愈阿谀死人所得财物，不如给我老刘用来养家糊口。刘叉携金，一走了之，门人朋友闻讯，义愤填膺，请求韩愈告官。对此，韩愈只是淡淡一笑，并没有追究。没有古仁人之心，或许很难如此放达的吧。 心怀圣人之志，笔唱大道古声，历经热烈、悲壮复归平淡的一生，也许最适合韩愈的，是像孔子一样，做老师、做学问，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高尚职业。毕竟他留下来的，还是儒家最为传统的思想和道德文章。前不久，遇有好事者问我，现时的文风，有没有矫揉造作的浅露之嫌？要不要再来一次文以明道的尚古回归？这个问题我无法作答，但倘若韩愈在，一看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