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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贤者唱古声

   科举取士,常常以一篇文章定夺终身。唐朝有位考生,连考三次不中,到了第四次,仍然冥顽不化,坐在鸦雀无声、一派肃静的考场里,将上次落第的文章《不迁怒不贰过论》,一字不改,抄了一遍交上去。     “不迁怒,不贰过”,是孔子对颜回的评价。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门徒,可惜二十来岁就满头白发,不幸早死。孔子哭得伤心极了,对鲁哀公说,颜回从来不会把自己心中的怨气随便地发泄到别人身上,也不会重犯同样的错误,是一个可塑之材。《不迁怒不贰过论》这篇文章是去年的,考官也是去年的考官,叫陆贽。不料,陆贽仿佛忽然醒悟过来,又细细读之,击节赞赏,认为是一篇上好佳作。于是,做论者被圈点中了进士。      这位作出惊人之举、充满自信的考生,就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从此,中国文化史上一位杰出的语言巨匠,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韩愈的坚持与固执,在常人看来,几乎不可理喻,需要足够的胆识和勇气,有谁敢将失败的作品再次抄录,捧献庙堂?恰恰遇到了陆贽这样闻过则改、从善如流的一代贤相,方才得以脱颖而出。陆贽是一个称职的伯乐,像颜回那样“不贰过”,当他在文章里准确地识别出一匹千里马之后,立即毫不迟疑地作了荐举,没有犯下同样的错误。两年之后,陆贽就因故被罢相了(韩愈很幸运,如果换了其他考官,说不定就会“骈死于槽枥之间”)。无独有偶,20年后,韩愈执笔撰写《顺宗实录》,在其中为陆贽立传,为我们形象地勾勒描摹了一位博学、正直的宰相生平事迹。历史的机缘巧合,有时就是这样,烟雨不定,不可估量。     作为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之盛誉的韩愈,自幼喜好读书。可是他读的,多是“作者非今士,相去时已千”的经典古籍著作,对那些时尚、媚俗的近代文体,并不推崇,甚至十分反感,于是自辟一路,希望能够达到以文载道,文以明道,恢复上古时期的道德风气。     诗文到中唐,盛唐时代的大师们相继凋零,其时的政治环境,正处于安史之乱之后的经济复苏与政治反省之中,徘徊与观望,隐逸的主题再次被中兴局面的逐渐打开而冲淡,大历才子们的清秀笔调与清雅文风,再次被貌似火热的政治经济氛围所笼罩。这时的唐朝文学,最需要的是振臂一呼的领军人物。     浩劫过后,所有的人都在思考,如何痊愈伤口,重振雄风。韩愈的博学,渐渐开辟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可以尽情演讲的讲坛。国子监的学生曾联名上书,要求请韩愈做他们的老师。在经历了几年的节度使幕府任职生活后,三十出头的韩愈,做了国子监的四门博士,成为一名专职教授,这对致力于恢复古风的他来说,无异是复兴传统古学的最佳时机。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韩愈《师说》     教育的回归,道德的回归,文化的回归,韩愈以如椽巨笔,不辞辛劳地发表着他的见解。“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这不啻是对误人子弟的教育弊端的迎头棒喝。做学问写文章,哪里是论资排辈,怎么能倚仗投门走穴,又怎么可以偏执顽固地抱守门户之见呢?还不止这些,韩愈的政论文章,诸如《原道》、《原说》、《进学解》、《答李翊书》等,言之有物,陈言务去,更重要的是,他以万民社稷的道德情怀,力倡孔孟之道,以深厚绵密的复古内核,因此赢得了朝野的认同,也引起了当局的关注。     贤者唱古声。韩愈的影响力,因为他的人本思想(韩愈在唐朝诗人中学生最多,从者如流)。若干年后,苏东坡怀着敬畏与赞许之情,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中写道:“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而国学大师陈寅恪认为他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折点之人物”,此言不虚。     大官人韩愈将奥援之手,伸向了更多的天下寒士文人。韩愈以他的个人努力与魅力,向最广泛的文士群体,发出了真诚的邀请。在一个和风拂柳的初春,抑或是风清云淡的秋日,韩愈的召唤来了。比他年长的孟郊,和尚贾岛,比他年轻的天才李贺……纷纷聚集而来。那是一个温暖的召唤,比如那个杀人遇赦的莽汉诗人——刘叉闻讯后,也怦然心动,投奔韩门,献以《冰柱》、《雪车》等诗。韩愈等到人,微笑着接纳了他。     与元白诗派相比,“韩孟诗派”的精英们研讨的内容,更多的是文化复古这一严肃话题。韩愈的一番努力没有白费,苦苦修行,终成正果,他与当时的杰出诗人并肩鏖战,创作出了一大批精品力作,微言大义,直朴刚正,凝聚着心怀万民的悲悯情怀,并由其倡导形成了百卉含英、大有可观的“硬体诗派”。在政治上愈合创伤、卧薪尝胆的中唐王朝,因为文化的补钙,由此再一次迸发出奇光异彩。     韩愈一介儒生,下笔千言,汪洋恣肆,做起官来却是一顿三跌,仕途坎坷。他心中装着的是上古道德情操,看到不合理的现象,也就难免不平则鸣,直言其事。官差借着宫中购物之名,鱼肉百姓,这一点,韩愈注意到了,立即做出反应,上书痛论宫市之弊,用词却是直白坦诚。果然,立即招致了非法获利者们的强烈反应。时隔不久,他就被贬到远僻的阳山做县令。     不过,韩愈凭借其文章的影响力,以及必要的人际援助,很快又回到了京城。     公元818年,韩愈随裴度平定淮西,得胜还朝,奉诏写《平淮西碑》。碑文写就,着人刻好,路人争看,以为奇文。可是碑文刚一面世,就遇到了尴尬。有好事者说,李愬雪夜入蔡州,生擒吴无济,论功第一,而韩愈却在碑文中多写裴度,以为不妥。消息传到李愬的耳朵里,自然不快活,李愬之妻是唐宪宗的外甥女,于是借着“出入禁中”的机会,诉说“碑辞不实”。就这样,宫里发出话来,责令将三丈高的大碑推倒,磨去文字,又令翰林大学士、李愬的女婿段文昌执笔,重新撰文。韩愈在撰写碑文的过程中,可能夹杂有私人情感,但并非过度宣溢,却使他陷入了难堪的境地。不过,富于戏剧性的是,到了北宋时期,石碑所在地的一位州官上任伊始,又命人将段文昌的碑文磨掉,重新换上韩愈当年撰写的内容。所以就有了苏东坡的《平淮西碑》诗:“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长;千古残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小瑕不掩真玉,韩愈即使写得稍稍走题,也会有人替他说话。     韩愈的一生所遭受的几次挫折与失落,几乎都是因为文章而风波骤起。公元819年,年过半百的韩愈,又由于一篇文章,差点送了性命。     这一年,韩愈被招回京城,恰遇到唐宪宗奉迎佛骨。眼见得佛骨被迎至京师,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不及”,这种崇佛过甚的不正常现象,使得他如梗在喉,不吐不快,随即呈上了《谏迎佛骨表》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力陈敬佛之祸,认为伤风败俗,甚至把皇帝奉若神明的佛骨指为“朽秽之物”。这篇文章虽然流芳百世,但在当时,韩愈对佛祖大不敬,说了很多不悦耳、不吉祥的话,言辞十分激烈,简直是置国君颜面于不顾。而唐宪宗其实早已为奉迎佛骨这件三十年一遇的盛事,定下了调子。这一下,终于闯出天大的祸事来了,宪宗勃然大怒,说韩愈狂妄至极,准备处以极刑。幸好,宰相裴度等人极力劝阻,加之朝中国戚显贵们也纷纷出来讲情,韩愈的人头才没有落地,但他必须离开京城,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在经受这场劫后余生的风波之后,韩愈仍然认定,自己上书言事,是在为“圣朝”除弊,可见决心之坚。不过,他也已是胆战心惊,作好了最坏的打算。苏东坡评价韩愈“忠犯人主之怒”,事实上,执政者若不能闻过则改,不识时务的智者贤人说真话,通常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于是,韩夫子再次被贬,到更为遥远的潮州任职。  被贬期间,韩愈倒是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他在袁州刺史任上,还了数百名奴隶人身自由。他曾任职的阳山县许多百姓感其恩德,皆以他的姓氏“韩”字为子弟名。倔强的韩愈,是中唐时期自觉地、彻底地、全身心地实践新儒学的新王道论者。     韩愈是“唐宋八大家”的头号人物,一生著作颇丰,却也是个感情丰沛的通达之士。他才名贯天下,却甘为人梯,愿做伯乐,对贫寒诗人孟郊、张籍等人极力提携,两人未成名时,就引为知己,不惜为之奔走推荐,后来果然名扬天下。韩愈自幼孤苦,三岁时丧父,由兄嫂抚养,后来兄嫂也过世,与自己一起长大的侄儿韩老成也因病去世,这对于从小便受兄嫂之恩的韩愈来说,实在是一个打击。那篇以血泪文字写就的《祭十二郎文》,明心见性,催人泪下,为古今祭文中罕见的佳作。     在当时,名声大振的韩愈,也常常会被人家请了去写碑文、撰墓志。文章交付,也得了为数可观的润笔费,作为报酬。投奔他的刘叉,有一次负气出走,临行前,将韩愈放在桌上的数斤黄金悉数取走,并且留下话来,这些都是你韩愈阿谀死人所得财物,不如给我老刘用来养家糊口。刘叉携金,一走了之,门人朋友闻讯,义愤填膺,请求韩愈告官。对此,韩愈只是淡淡一笑,并没有追究。没有古仁人之心,或许很难如此放达的吧。     心怀圣人之志,笔唱大道古声,历经热烈、悲壮复归平淡的一生,也许最适合韩愈的,是像孔子一样,做老师、做学问,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高尚职业。毕竟他留下来的,还是儒家最为传统的思想和道德文章。前不久,遇有好事者问我,现时的文风,有没有矫揉造作的浅露之嫌?要不要再来一次文以明道的尚古回归?这个问题我无法作答,但倘若韩愈在,一看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