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犯到公民，末代皇帝溥仪的改造之路
1959年，末代皇帝溥仪被自己的五妹金韫馨和妹夫万嘉熙从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到北京居住，而这一天距离溥仪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已经有十年之久，作为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从亡国之君沦落到战犯，到最后顺利改造，成为新中国的公民，这其中的路非常曲折。
晚年溥仪的生活
毕竟重新获得自由对于十年前刚刚从苏联引渡回国内的溥仪来说是不能想象的，要知道刚回国的时候溥仪又担心怕被处死，又担心自己会在战犯所呆一辈子，所以极力抗拒改造，直到在大家的引导下慢慢主动认罪，自觉悔罪，最终得到大赦出狱。
极力抗拒改造
1945年8月，随着日本败像已露，溥仪也早早的安排自己的退路，那就是逃亡日本，但是在逃亡途中被苏军截获，而溥仪也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在抗战时期犯下了滔天罪行，因而恳求希望自己永远留在苏联，这样就可以避免一死。
机场被捕
1950年7月30日，溥仪还是被引渡回了中国，在引渡之前，溥仪再度提出自己留在苏联的要求，但被拒绝，在押解他回国的列车上，溥仪坐立不安，乱发脾气，深怕回国后立马遭到清算而死，而到达长春这个他曾经最熟悉的地方后，他的绝望达到了顶峰，一度认为会在这里公判他。
在管理所看自己写的材料
为了稳定溥仪和其他人的情绪，周总理表示先在东北和溥仪进行一次谈话，稳定一下溥仪的情绪，由高岗负责，因此押解溥仪等战犯的专列在沈阳临时停车，为了更好的交流，会场布置的很简单，但即便如此，溥仪还是紧张的腿发软，坐下来后手也不断的发抖，以为自己走进了法庭，马上就要判他死刑了。
不过溥仪很快明白这并不是法庭，而是一场会谈，高岗也十分的客气询问他的健康和在苏联时期的监禁生活，并且鼓励溥仪一干人等勇于坦白自己的罪行，揭发日军的侵略，随后又安排他们上车，押往抚顺。
书写材料
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后，溥仪依旧坚信自己死期不远，抗拒改造，而且溥仪这批人封建思想根深蒂固，顽固不化，对自己的罪行从来不承认，尤其是溥仪，辩称自己是被日本人从天津“绑架”到了伪满皇帝的，根本没有实权，是一个不幸的“善良人”，且回国之前就要求身边人统一口径，一致说他是在日本的威胁下当了伪满皇帝的，目的就是为了减轻罪行。
可以说当时对溥仪的改造是非常复杂的工作，更没有先例，毕竟还没有对封建皇帝改造的事情，抚顺战犯管理所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在实践中慢慢摸索，先了解溥仪的过往，随后分析溥仪的思想，在心理疏导的同时再制定会专门的改造方法。
每天都需要劳作
让他们认清日本人的侵略本性，认识自身勾结日本所犯下的罪行，不过溥仪还是非常抗拒，管教人员从溥仪的侄子毓喦、毓嶦那边入手，毕竟他们年纪轻，接受新思想比较快，启发他们检举溥仪，迫使溥仪交代了一些罪行，但此时的溥仪还未从根本上从思想上进行认罪，只是被迫而已。
逐步认清自己的罪行
一开始溥仪和自己岳父荣源、弟弟溥杰和侄子毓喦、毓嶦以及太监李国雄等住在同一个监室，生活起居都是李国雄等人照料，不仅还给他穿衣、端菜等，百依百从，还称他为“皇上”。这样下去可不利于溥仪的改造。
吃饭中
于是先将溥仪其他亲属调到其他监室，留下李国雄过渡一个月，教会溥仪自理，随后李国雄也调走让溥仪独立生活，一开始溥仪丑态百出，但两个多月后基本能自理自己的生活起居，可以说迈出了改造的第一步。
缝袜子
其次就是对管理所内全体战犯进行全面的取证工作，当时管理所除了伪满战犯外还有日本战犯，毕竟伪满战犯的罪行来源日本战犯，只要日本战犯认罪，伪满战犯也就容易认罪多了，同时有针对的鼓励伪满战犯检举日本战犯，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逃不了干系，自然就认罪了。
不仅如此，周总理提出了“悔罪教育”的方式，迫使战犯们在铁的事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行，也让溥仪交代了大量自己的犯罪事实，也承认之前自己不肯认罪就是怕死。
在让溥仪认罪的同时，战犯管理所还给予他们人道方面的待遇，吃的方面不会克扣，即便是困难时期，也让他吃大米、白面，平时他们自己种的菜、养的鸡也会让他们食用，至于管理所的干部粮食自己则减少定量，这种反差也触动了溥仪。
浇水种菜
况且还让溥仪的七叔载涛和溥仪的两个妹妹快来抚顺战犯管理看望他，和他说说现在的情况，也带溥仪去社会上参观，让他们亲身感受新中国的巨大变化，可以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十年改造里，溥仪最终做到了主动认罪，自觉悔罪，最终迎来了特赦。
《我的前半生》的诞生
在战犯管理所的“悔罪教育”中，最具特色的就是有计划的安排战犯们书写自己的悔罪认罪材料，并且统一命名为《我的前半生》，目的就是促使他们和自己的前半生决裂，当然溥仪一一开始不怎么愿意写的，毕竟当初抱着自己“无实权”不放口，绕开自己和日本勾结的事情。
《我的前半生》手稿
随着改造的深入，溥仪也认清自己的罪行，最终写成了20万字的《我的前半生》，而战犯管理所把这份认罪书油印成书供政法界和史学界参阅，甚至还给毛主席、周总理在内的人参阅，由于书的封皮是灰色的，这次出版的书籍被称为“灰皮本”。
1962年未定稿的《我的前半生》
毛主席觉得一个末代皇帝如此暴露自己的过往实属不易，因此决定将这部具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书推向社会，但由于“灰皮本”中对自己认罪悔罪的叙述事情有些过头，因此需要派人帮助溥仪进行修改，这其中帮忙的就是时任群众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的李文达。
1959年，溥仪接过特赦令
出狱后的溥仪每天和李文达接触，自己口述，李文达执笔，同时李文达在写作过程中研究了和溥仪有关的每一个历史人物和事件，并且奔赴东北实地调查， 收集了大量的材料，而在修改《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又进一步进行自己的思想与改造，也见证了新中国的新气象，这一切都是在旧社会里看不到的。
书写《我的前半生》
1964年3月，修改后的《我的前半生》正式出版。
特赦后的生活
1959年12月4日，溥仪得到了特赦，被妹妹接回家的第二天就去民政局报到，办理自己的户口，当时户籍底簿上每个居民的填写内容共29项，给他办理户口的吴静深详细的询问溥仪的一切信息。
吴静深给溥仪办户口
其中最难的就是住址和学历，一方面溥仪早年住在紫禁城，现在肯定不能填，只能先填自己妹妹的住址，另一个就是学历，溥仪从小接受皇家教育，没上过学校，但知识方面又不差，只能填写私塾，后来在1964年重新办理户口的时候，将学历改为了初中，一开始填高中的，后来划掉了。
1964年新的户口本
或许吴静深有些紧张，没办理过这样的户口，加上文化底子薄，他在溥仪的户口中写错两个字，一个是私塾的“塾”字错写成“书”，一个是无业的“业”字错写成“叶”。
此后溥仪先是在自己妹妹家住了半个月，后被安排在一个旅馆里居住，并且安排在中科院植物园工作，负责浇水和搞卫生，随后安排观察温室和繁殖温室，依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
晚年溥仪
1961年，溥仪去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职，晚年的溥仪想要有人做个伴，经过介绍和朝外关厢医院的护士李淑贤结婚，搬到西城区福绥境东观音寺甲22号居住，他格外在乎李淑贤，对李淑贤千依百顺，也曾冒雨去结果李淑贤下班。
周总理会见溥仪夫妇
1967年3月以后，溥仪频繁住院， 病情也越来越严重，最终在当年10月17日因尿毒症去世，被李淑贤安葬于清西陵附近华龙皇家陵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溥仪和李淑贤生活照
从末代皇帝到战犯，再从战犯到新中国的公民，溥仪这条路走了十年，而他的改造之路也成为新中国时期一整套改造战犯的缩影，既开创了改造战犯的先河，又是一次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实践典范，也告诉世人，改造战犯不仅仅只是消灭战犯，而是让战犯反思自己的罪行，反思战争的罪恶，最终投身于反战的浪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