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年间有个叫张集馨的官员，写了一本《道咸宦海见闻录》，深刻地揭发了晚清官场的潜规则，尤其是对送礼方面留下了很多的笔墨。

不送礼是做不好官的，官场之上的人情世故，都是靠炭敬、冰敬、别敬、节敬等名目来表达感情的。清代时，地方官最怕的就是到京城陛见，其原因就是花销大，还累人，就连曾国藩那样的大员，入京时为了送礼也感到力不从心。

不过受累的不仅仅是送礼的，收礼的同样也难，经常出现“受其半”“受其二”的情形，要表现出情谊深厚、不在其利的意思。

而且，京官们收礼也非来者不拒，根据《道咸宦海见闻录》、《翁同龢日记》的记录，晚清时期，在京各级官员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原则，凡是以下几种礼那是坚决不能收的。

其一、有所求的礼不能收

地方官孝敬京官是官场规则，且不能任何附加条件，这是因为地方官收入高，京官清贫，于是各种名目繁多的“敬”就成了维持利益平衡的一种必要手段。

通俗地说就是，京官收了地方官的礼，能为他们说话办事最好，要是什么都不做，也没人会抱怨。对于地方官来说，只要京官们不给他们穿小鞋，这礼送得就值。

故而，地方官孝敬京官，谁都不会提出要求，都以“情谊”二字为名。如果送礼的动机不纯，那么京官们一般都会拒绝。

以翁同龢为例，我们都知道他与李鸿章素有私人恩怨，且政见也不同，但李鸿章每次进京，都会送上数目不菲的孝敬，翁同龢也是照单全收。这是因为李鸿章会做人，尽管世人皆知他们之间有很大的矛盾，但礼还是照送，翁同龢敢拿，就是因为李鸿章从无所求。

同治九年时，翁同龢有一个门生叫贺培桢，中秋节那天，他给老师送了50两的节敬，这次送礼属于例行公事合乎情理，翁同龢收下了。

没过几日，贺培桢又来送礼，奉上100两银子，翁同龢觉得奇怪，交谈中见他功利俗气，便意识到此次送礼定有所求。

翁同龢的确十分敏感，事实上当时的贺培桢作为国子监贡生，正在京城四处打点以求谋得官职，翁同龢通过其他渠道得知这一信息，便更确定了这个判断，于是谢绝了这样的馈赠。

不仅仅是翁同龢，大多数京官都会严格遵守这一政治底线，道理很简单，陋规是朝廷认可的灰色收入，而要是收礼替人办事，就会有受贿的嫌疑，这无疑是触碰法律的底线。

其二、上不了台面的礼不能收

还以翁同龢为例，光绪七年，新任台湾道刘傲入京拜访翁同龢，此前他们二人并无交集彼此也不熟，刘傲此次拜会也纯属礼节性的，按例送了别敬，但翁同龢没有收。

在翁同龢看来，素无交往之人无缘无故来送礼，是上不得台面的。两年后，刘傲让他的儿子刘浤拜见翁同龢，刘浤当时是个秀才，人长得也体面，翁同龢对他的第一印象不错。

但在接下来的交谈中，刘浤却提到其父刘傲在台湾不如意，经常受到上司的钳制，希望翁同龢能拉刘傲一把，说完话刘浤拿出500两银子作为别敬赠给翁同龢。

这种行为显然就是赤裸裸的政治交易，翁同龢大为光火，觉得这样偷偷摸摸的勾当，怎么是他堂堂一品大员该干的事，当面就严词拒绝。

刘傲后来还一直想努力与翁同龢保持关系，但经过这次事件之后，翁同龢对他很疏远，连例行的冰敬、炭敬也不受。

其三、位高权重者要避免接受馈赠

雍正时期的张廷玉，以及乾隆时期的傅恒，是两个最典型的案例。他们二人都官至保和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给他们送礼的人海了去了，但他们的个人品行都很过硬，凡有送礼者皆被呵斥，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才得到雍正、乾隆的高度赏识，为人臣者尤其是官居高位者，最忌讳的就是私受他人的馈赠，哪怕是正常、合理的馈赠，在皇上眼中都会被看成是结党营私。

送礼是官场上的一种常态，但都存在潜在的政治风险，在受与却之间，往往有着非常复杂的规则在发挥作用，局外人真的难以说明白。

当然，无原则的接受馈赠在晚清时期还是十分常见的，像和珅、庆亲王奕劻那样的，就会被同僚乃至世人诟病，尽管他们位高权重，但官场同僚们打心眼里是看不上这等货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