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为什么在夺门之变中帮明景帝

导语：于谦为什么在夺门之变中帮明景帝

于谦如果动用自己兵部尚书的权力阻止夺门之变，那他就不是于谦了。

“青山有幸埋忠骨”，美丽的西子湖畔，长眠着三位民族英雄：岳飞、于谦、张煌言，被后人誉为“西湖三杰”。

其中，在蒙古人兵临城下之际力挽狂澜、让大明转危为安的于谦，多年后却死于宫廷政变，这一坎坷命运尤其让人感慨。“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首《石灰吟》正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于谦出手或者静观其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善后事宜。

夺门之变的本质是孙太后、英宗朱祁镇和景帝朱祁钰的政治斗争，于谦阻止徐石不难，难的是怎样善后。朱祁钰即位的合法性并非来自父亲宣宗，而是来自孙太后的敕书，那么朱祁钰病危，孙太后复立朱祁镇当然也是合法的。要想彻底否定这个合法性只有废黜孙太后，将“谋反”的朱祁镇废为庶人再赐死，那么于谦怎么面对未来登基的明宪宗朱见深？如果迎立外藩，势必让朝局更加动荡，其他藩王打着靖难的旗号再来一次也不是没可能...总之，如果于谦当日有所行动，那么他就不是于谦，而是王莽了。

另外还有一点在于谦身上表现得很明显，那就是对他来说朱祁镇朱祁钰无论谁做皇帝都可以，但是国家的统一完整和稳定才是他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标。

可以这么说，纵观于谦一生所为，完美印证了孟子的那句话：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

明史记载，当于谦七岁之时，有位僧人为他的相貌以及透露出来的气质而惊叹：“他日救时宰相也。”历史上是不是真的有这一幕，咱们无从考证；但“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假如于谦一直生活在歌舞升平的太平年代，以他的性格，估计很难展示出自己的真正价值。

于谦幼时即以文天祥为人生偶像，为此刻苦读书、立志报国为民。23岁时就顺利考中了进士，从此步入仕途。

公元1426年，明宣宗朱瞻基亲征反叛的汉王朱高煦，于谦以御史身份跟随；当朱高煦投降后，于谦奉旨前去数落他的罪行，他全程义正言辞、声色慷慨、正气逼人，将曾经的堂堂藩王骂得毫无脾气、只能俯首认罪。于谦的表现让朱瞻基极为满意，随即被委以巡按江西的任务。

于谦由此受到重用，在升任兵部右侍郎期间，他巡抚河南、山西等地，亲力亲为在一线实地考察，积极推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事务，特别是对于那些水旱灾害，他总是在第一时间内向朝廷上报并请求及时应对。

明英宗朱祁镇在位初期，政务由“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这三位名臣继续整顿吏治、任用贤才，对于谦的工作极为支持，甚至早上的奏章、晚上便得到批准，这段期间于谦的职场状态可谓如鱼得水。

只可惜好景不长，随着“三杨”去世，明王朝的政治进入了一个空前黑暗的阶段，曾经强盛的大明王朝迎来了一场近乎灭顶之灾的浩劫。

鉴于汉唐的惨痛教训，朱元璋开国时就立下“宦官不得参政”的祖训，然而到了明英宗时期，大明王朝却却恰恰如汉唐这两个伟大王朝一样，再一次面临了“宦官之祸”。

太监王振为人狡猾、卑鄙、唯利是图，却因陪伴朱祁镇长大而备受信任（甚至尊敬）。三杨死后，他大权独揽、作威作福，肆无忌惮的卖官鬻爵、招权纳贿、排除异己；众多官员则见风使舵，争相行贿巴结。在那段时期，明朝官场的升迁标准不是看工作表现，而是依据与王振的关系远近、进贡多少，这是无异是封建政治的一大讽刺。

但正直的于谦每次进京却从不遵守这一套潜规则，身边人劝他：“您不愿送金银，带点土产也好嘛”；而于谦只是甩甩袖子、淡然一笑：“只有两袖清风而已”。正是由于不逢迎王振，不久后于谦就遭到了诬陷弹劾，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大狱数月，其后被判以死刑。

听闻于谦被诬害，河南、山西两省百姓、官吏愤然联名上书喊冤，一时间民怨鼎沸；王振眼见民意不可犯，于是随便编了个理由免除了于谦的死罪、以图降职了事。但在官员、百姓乃至多位藩王的申诉下，于谦最终官复原职。到了公元1448年，他被召回京，担任兵部左侍郎。下一年，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大举进犯，在王振的怂恿下，年轻气盛的明英宗朱祁镇率领20万大军（号称50万）亲征。由于是王振临时起意而成，规模浩大的明军准备不足、后勤混乱、管理无序，兵部尚书邝埜、兵部左侍郎于谦、吏部尚书王直等一众朝臣纷纷劝谏。

但明英宗对王振几乎言听计从，他最终还是一意孤行，百余名文武官员、大明王朝的精兵在一片混乱中启程北上，并且一切军政事务均由王振一人掌握，这就意味着，这支军队的悲剧从一开始便已被注定。

不久后便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自大明王朝立国以来，从未遭受过如此惨重的羞辱：多年打造起来的精锐军队毁之一旦，六十六名朝廷肱股大臣战死沙场，皇帝本人也惨遭俘虏。

消息传来，朝野上下深感震动，京城人心惶惶、京城权贵富户纷纷南逃。万幸的是，当时被明英宗任命为代理兵部尚书、留守京城的于谦，让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渡过了危机。土木之变的噩耗传来，于谦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从容加强守备。监国的郕王朱祁钰召集群臣讨论应对之策时，侍讲徐珵声称星象有变化、应当迁都南京。对于这种投降逃跑派的言论，于谦以当初宋朝南逃为例厉声斥责：“提议南迁的人应当斩首！”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官员也支持于谦的主张，朱祁钰于是决定坚守京城。

鉴于拱卫京师的精锐已经荡然无存，在于谦的主张下，朱祁钰调南北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所属各府的运粮军悉数北上抗敌。随后，于谦正式被升任兵部尚书，全权负责京师防御战。

为了粉碎也先利用明英宗要挟明朝的阴谋，于谦等人于九月六日拥护朱祁钰登上皇帝之位，是为明代宗，同时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

十月，瓦剌大军裹挟着朱祁镇进犯北京。在于谦等主战派官员的领导组织下，明军挫败了来势汹汹的敌人，取得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大明王朝转危为安。

在度过灾难之后，人性深处的自私开始暴露无遗。

于谦性格刚直，对待工作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秉公办理；加上他嫉恶如仇，对于那些毫无才能却身居要位的大臣勋旧、皇亲贵戚，向来毫不掩饰自己的轻视，因此“愤者益众”。对他不满的，既有曾经的战友，也有王振余党，还有那些见不得别人立功扬名的宵小之辈。

在北京保卫战中，原本在大同之战中因罪降职的将领石亨经由于谦推荐，在这场关键战役中得到重用，并且凭此一雪前耻、因功封侯。而石亨为了感谢、讨好于谦，曾向明代宗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但这一马屁却拍到了马蹄子上，铁面无私、毫不徇私的于谦不仅不领情，反而对石亨一顿训斥，让对方由此怀恨在心。

而于谦的成功，也让那些曾经被他弹劾过的小人心怀愤恨，比如王振门下的内侍曹吉祥等人；

当初因主张逃跑被于谦痛骂的徐珵遭到了众人的鄙视，由此长期无法升迁，他不反省自己的问题，反而对于谦恨之入骨。为了摆脱这段“不堪”经历，他改名徐有贞。公元1453年，为了应对黄河决口，众人推荐他前去处理（明代宗不知道徐有贞就是徐珵）。徐有贞在这个岗位上表现突出，后来因功升任副都御史，再度进入政治中心；

而在于谦的推动下才得以返回京城的太上皇朱祁镇，一来仍感念自己的亲信王振，二来对当初朝廷不顾自己死活、拒绝也先勒索的举动心怀不忿，对于谦也有些不满。

明宣宗之后是明英宗，明英宗之后是明代宗，明代宗之后还是明英宗。有趣就有趣在为何明英宗是两次登上皇位？莫非又是皇室之中一出手足相残的戏码？其实不然，相反的有人说英宗的复辟是历史上一次少有的不流血的政变。那么这次政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还要从明朝的一次大事件“土木堡之变”说起。

明宣宗崩逝后，由受他宠爱的儿子朱祁镇即位，史称“明英宗”，号称大明的的战神。公元1449年，明朝遭到蒙古的入侵，明英宗不懂军务，又在宦官王振的不断怂恿下，为了壮我大明的威名，决定向他的老子宣宗一样御驾亲征。

明朝的一干老臣极力劝阻，奈何毫无用处。

就这样英宗带着王振和一干老臣出发了。英宗效仿他的老子出征，却没有他老子那样的才能，不久兵败被俘，跟随的一干臣子也被诛杀殆尽。史称“土木堡之变”。消息传回京城时，蒙古的军队也已经兵临城下。此时的京城群龙无首，乱作一团，得力的老臣早已随明英宗亲征，被杀的被杀，被俘的被俘，朝中无可用之人，莫非大明王朝此时便要气数将尽了吗？

面对蒙古拿英宗作为要挟，明朝的大忠臣于谦站了出来力挽狂澜，力排众议立邺王——明宣宗的第二个儿子朱祁钰为皇上。

这里要提一下，于谦是谁呢？

于谦就是写下那句千古传诵的名句“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人。就这样，明代宗登上了皇帝的位子。明代宗即位后不久，被俘一年之久的明英宗竟被放了回来。明英宗回来后就发生了明朝历史上的又一件大事，史称“夺门之变”，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英宗复辟。

而且英宗的复辟相当的简单，要不怎么会被称为不流血的政变呢，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次毫无意义的政变。到这里有人疑惑了，英宗的复辟怎会如此简单？代宗怎么会轻易将皇位拱手让人？于谦拥护了代宗上位，为何没有阻止英宗的复辟？

“夺门之变”，祸起萧墙

英宗自蒙古回来之后，心里一直不甘心，自己尚且年纪轻轻，便成了太上皇，还是一个被俘虏过后的皇帝，但也无可奈何，皇位上已有他人的存在，自己只能安分守己度日。俗话说：“一山容不得二虎”，更遑论皇位这个权利的至高存在了。

古往今来，多少的手足相残戏码发生在皇室之中。更何况，明英宗本就是明宣宗指定的继承人，实实在在的名正言顺，不像明代宗是个“半路皇帝”。因此，明英宗自回来后，明代宗便对他多有忌惮。英宗回来后，便被代宗安排进南宫休养。说是休养，倒不如说是变相的囚禁。

起初英宗还自由些，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再加上“改立太子”和“金刀案”这两件事，代宗心里的忌惮越来越深，代宗便命锦衣卫给南宫的宫门上锁，锁上还要灌铅，更加严密的看管监视英宗，事事都要上报，吃食也只能从小门送入。

随着代宗变本加厉的囚禁，英宗内心的不甘心也越发强烈，变为愤恨，心想我皇位都让给你了，老老实实的当一个太上皇了，代宗你却越发的苛待我。

因此，英宗便养精蓄锐，等待着赶下代宗，重新登上皇位的那一天。而英宗或许怎么也没想到，等待的那个时机很快就来了。

公元1457年，也就是景泰八年，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大功被封为石亨、右都督軏、督察院正副左都御史杨善、徐有贞联合宦官曹吉祥密谋，在得到孙太后的默许后，就赶到英宗居住的南宫，意欲拥立英宗朱祁镇复辟。

仅一个晚上的时间，明朝就再次易主，皇位重新回到英宗的手中。或许英宗自己都没有想到，复辟会进行的如此顺利，皇位登上的如此容易。

分析一下复辟团伙的身份，或许就不会奇怪事情进行的如此顺利了。石亨为武将，负责皇城的安全，掌管着皇城的钥匙，为复辟提供了便利。不仅如此，石亨还深得明代宗的信任。

杨善、徐有贞掌管督察院，负责监察，可以说是掌控了舆论。宦官曹吉祥统领宦官，掌握了内廷之事。再加上孙太后坐镇后宫，掌握了后宫的消息。可以说，英宗的这次复辟真真是集尽了人和。却也不得不感慨代宗可谓是祸起萧墙啊！英宗的复辟期间，代宗没有得到任何的消息，甚至都为反应过来，更不用说此时还在商议复立朱见深为太子的于谦的、了。

代宗上位后，眼见皇位越做越稳，便心思活泛起来，想废掉此时明英宗的儿子朱见深改为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

除非这个皇帝实在没有儿子可以继承，不然试问哪个皇帝不希望自己的亲生儿子接自己的班，得以让皇位一直把握在自家的血脉之中呢。

尝过了至高权利的滋味，又怎会甘心拱手让人，不然也不会有英宗后来的复辟了。但先前代宗答应过孙太后一件事。什么事呢？或许有人会好奇，孙太后为何会同意代宗上位，那是因为代宗答应会一直让英宗的儿子当太子。儿子被抓后，大明朝不能没有皇帝，但为了保住皇位还是归儿子的血脉所有，就要求代宗答应不废太子。现在代宗要废掉太子改立自己的儿子，孙太后自然不乐意。况且朝中的大臣也不乐意，就连拥立代宗上位的于谦也不同意改立太子。

代宗为了改立太子，想尽了办法，最后不得不用了一个昏招——贿赂内阁学士。

明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王朝，自明太祖开朝，便大力打击贪污腐败，却是历朝历代以来贪污最为严重的王朝，现在就连皇帝也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而毫无顾忌了。或许是贿赂的法子真的奏了效，代宗真就废了太子朱见深，立了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但朱见济还真是个福薄之人，太子之位还没有捂热乎，便着急去见自己的列祖列宗了。

而代宗只有这一个儿子，太子之位悬空了，朝臣又把目光放在了前太子朱见深的身上。或许英宗的复辟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活得久的儿子，朝臣们并不在乎皇上是英宗还是代宗，反正太子是朱见深已定，若是英宗复辟，朱见深的太子更加的名正言顺。

英宗复辟的那一晚，连于谦也在和其他大臣商议复立太子之事。英宗的复辟与其说是一群人的密谋，倒不如说是臣心所向，时势所趋，历史的走向罢了。

公元1457年，也就是景泰八年，代宗病重。而此时代宗唯一的儿子已死，太子还未立。

朝中不少的老臣开始担忧明朝的未来。就连很得代宗皇帝信任的臣子石亨见代宗病重，也起了其他的心思，意欲联合其他的臣子拥护英宗复辟。

而代宗因为病重，就是想管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管了。

至于于谦，英宗复辟只是一晚上的事，几乎没有流血，没有闹出太大的动静，等于谦反应过来，英宗已经坐在朝堂上等着百官朝拜了。况且即便于谦反对，代宗病重又没有子嗣，于谦能拥护谁再登上皇位呢？俗话说闲则生事，而且拆台的永远比办事的人多，于谦这样的英雄注定难以善终。当山雨欲来时，人们需要他的能力和态度力挽狂澜、遮风挡雨；而当危机渡过后，这些人又会愤恨于谦的伟岸身躯遮挡了自己的出头的机会，痛恨他大公无私的性格，在个人恩怨、自我利益的趋势下，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的对曾经的英雄栽赃陷害。

公元1457年，趁着明代宗朱祁钰重病，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趁机拥立朱祁镇复位，这就是所谓的“夺门之变”。为了让这一行为“名正言顺”，当初拥护朱祁钰称帝的于谦成了他们的靶子；面对石、徐等人迫害于谦的主张，内心还有一丝良知的朱祁镇虽然认为“于谦实有功”，但为了自己所谓的颜面，还是对那位替自己收拾残局、挽救朱家江山的大功臣痛下杀手。

而当时身居兵部尚书、声望威震天下的于谦，并没有利用自己手上的权力替自己保命。与他一同被陷害的大学士王文极力辩解，于谦则淡然一笑：“这是石亨等人蓄意报复而已，争辩又有什么用？”恪守人臣之道、舍身为公的他从容赴死。“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抄家那天人们发现，兢兢业业、两袖清风的于谦虽然身居高位，但家中没有继续任何财物，只有明代宗赐予的蟒袍、宝剑。在他牺牲的那天，全国上下深感冤屈，甚至连曹吉祥的部下也私自前去祭奠。

讽刺的是，石亨的党羽陈汝言接任兵部尚书后，不到一年就因“赃累巨万”被查获，朱祁镇面对群臣凄然感叹：

“于谦在景泰一朝（朱祁钰期间）位高权重，死后却没有分毫家产；为什么陈汝言短短一年就能敛财到如此地步！”石亨伏地无言、大汗淋漓。

没多久，徐有贞、石亨陆续犯事而死，曹吉祥因涉嫌谋反被灭族，于谦的冤情终于大白天下。

历史上像于谦这种悲情英雄之所以如此之多，就在于太多人把自己的一己私利凌驾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但愿这种悲剧能够不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