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和亲，不征战，不纳贡：朱元璋为何放下身段，寻求和平外交策略
导语：不和亲，不征战，不纳贡：朱元璋为何放下身段，寻求和平外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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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近年来，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取得巨大成效。与我国密切合作的国家，不仅有紧邻的蒙古、泰国等国，甚至隔着一个大西洋的伊朗等国，都与我国有紧密联系。21世纪的中国具有先进的理念、强大的国力与先进的海陆空交通体系，能做到这一点显然不足为奇。
但穿越历史往回追溯四五百年，可以发现，明朝前期的外交范围，同样囊括了大西洋彼岸的诸多国家。当时的明朝既没有高铁、火车，也没有今天的轮船、飞机，那么明朝的外交范围是如何跨越大西洋，从而构建起一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呢？明朝前期统治者为什么如此重视外交？
一、明朝前期外交策略
谈及明朝前期的外交，不得不先提起明朝的上一个朝代——元朝。作为一个“骑在马背上”的国家，元朝统治者保留了游牧民族崇拜武力的特性，他们喜欢用武力征服一个又一个国家，以此来扩张自己的疆土。从开国皇帝成吉思汗到忽必烈，元朝用它的铁骑从东亚征战至欧洲，建立起了一个我国封建王朝中疆域最大的大一统王朝。这也就导致元朝的外交虽然与明朝同样远至欧洲，但都是建立在武力之上的。元朝的武力外交，不仅使得国内耗民伤财，同时也让被镇压的周边国家对中国封建王朝抱有一种警惕与抗拒的态度，给后来明朝的外交留下了僵局。
元朝覆灭，中原易主。面对国内外动荡的局势，明太祖一改元朝的武力外交，采取和平外交方式。这种观念极具先进性。他的外交观念中蕴含了儒家的德治思想，认为明朝和其他国家不是过去绝对的君臣关系，而是共享“升平之治”和“太平之福”的关系。朱元璋主张对其他国家不和亲，不征战，不要求纳贡，不主动干涉内政，在一种和平共处的情况下谋求相互发展之路。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明太祖多次遣使到访周边如占城、日本、琉球等国家，传达与之友好外交的意愿。傅安、陈诚通西域就发生在明太祖时期。
明太祖的外交方式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灵活多变性，他会根据不同的国家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外交策略。诸如曾被元朝通过联姻手段干扰内政的朝鲜拒绝与明朝和亲，明太祖索性避开和亲，选择了更为迂回的方式，通过在其境内选美人的方式，降低朝鲜对明朝的防备与抗拒。等到两国的关系缓和后，再逐步建立起外交关系。
而对于国内积贫积弱的琉球，明太祖则采取了帮扶的策略，不仅向琉球赏赐陶器、铁器、船只等物，还特意让技术人员拖家带口到当地定居，为琉球带来造船、航海、耕种、制铁等技术，通过“授人以渔”的方式力求从根本解决琉球生产力低下的问题。在明太祖的一系列努力下，不少周边国家认识到明朝的诚意，与明朝重新建立起外交关系。
“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修否。”
这是明太祖宫廷外交的主要思想。此后几任统治者同样继承了明太祖德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明朝的外交走出了僵局，甚至一度达到“万邦来朝”的盛况。到明成祖时期，明朝的外交范围已经从周边国家扩大至海外，东可至位于阿拉伯半岛与东非的国家。著名的“郑和七下西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二、明朝前期外交发展的技术支持与元朝用铁骑远征欧洲的陆地方式不同，明朝的宫廷外交能远至大西洋彼岸，靠的是发达的航海技术。“郑和七下西洋”就是其中的典型体现。《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记载，郑和的团队中物资配备齐全，各种专业人员繁多，如医官、水手、买办等人员多达二万七千八百余人，他们共同乘坐三十二只“宝船”行至阿拉伯半岛。其中的“宝船”正是福船。古代的福船高大如楼，可分四层，最底层装石土，主要作用是稳定船只。二层为人员的住宿场所，三层为操作场所，上层则用作作战场所。这种福船稳定性强，运动性良好，即使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也能航行，十分适合远洋航海。
此外这种福船体积庞大，据《瀛涯胜览》记载，郑和的宝船“大者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换算成今天的长度单位“米”，就是长约125.65，宽约54.94米。体型巨大的船只为之后往来贸易装载货物带来了可操作性。
福船的出现，最早记载于宋朝。宋朝为了应对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摆脱财政危机，选择开拓海外贸易事业。频繁的海外贸易使得宋代成为海上商业帝国，与此同时进入了我国的大航海时代，航海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用作明确方向的指南针就发明于北宋。到明成祖时期，进一步出现了“过洋牵星术”。它是一种使用牵星板观测星斗辨别方向，判断地理纬度的方法。一般与指南针搭配使用。
除了福船和“过洋牵星术”，计程仪、海上地图、测探仪等航海用具也在明朝前期的航海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先进的技术使得郑和的队伍即使在险恶的环境和夜间也可以稳定船只，辨明方向，让他们在跨越大西洋时得以“云帆高张，昼夜星驰”。
明朝成熟的航海技术，使得远航成为可能，进一步推动了明朝与大洋彼岸国家的外交，为明朝前期与各国互通贸易打下基础。
明朝前期宫廷外交的作用明朝成立初期，正值改朝换代之际，明朝在中原的影响力不及元朝，明朝统治者加强与周边各国的合作，一方面是为了扩大明朝的威望，稳定国内外的局势，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加强与他国的贸易，弥补元朝穷兵黩武带来的经济贫弱。
明朝诏谕各国，皆会告知明朝已经代元而立，并表达与之建交的意愿，以此加大明朝的影响力。例如洪武二年（1369），在明太祖的主动诏谕下，占城国王即遣使入明，进献虎象。
占城与明朝建交，减少了胡人来犯的可能，在维护明朝周边治安方面起到一定作用。而稳定的周边环境也为后来明朝的经济发展打下铺垫。
“我中国为胡人窃据百年，遂夷狄布满四方，废我中国之彝伦”
除了维稳，明朝统治者与各国建交的目的还有往来贸易。以郑和下西洋为例，郑和东至阿拉伯半岛、非洲东部，与之交往的有苏门答腊、满刺加等国。郑和给当地的国家带来了中国的丝绸、瓷器、黄金、白银等中国特色物品。同时郑和也密切关注各国的奇珍异宝，将在到访各国时把他们特有的硫黄、香料以及狮子、犀牛等动物带回明朝。郑和与各国的往来贸易增强了明朝的商品与物种多样性。我们现在所吃的胡椒正是郑和下西洋那时所带回来的。
当时由于动物的交换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榜葛剌国国王向明朝进贡了一只长颈鹿，这引起了震动。因为此前明朝人对这种长相怪异的生物闻所未闻。而在我国众多神秘神兽中，麒麟在《史记索隐》被这样记载：
“雄为麒，雌为麟，其状麇身牛尾，狼蹄一角。”
长颈鹿的长相恰好与此相。因此，长颈鹿被明朝人取名为“麒麟”，具有祥瑞之意。此后建交的各国国王纷纷进献“麒麟”。因此明朝的宫廷外交也被后世称作“麒麟外交”。
明朝前期的宫廷外交反映出明朝统治者开放包容的外交态度，这种具有前瞻性的外交方式为明朝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以至于明朝后来出现了
“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禀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的繁华局面。而与明朝交好的中亚，南亚以及大西洋彼岸的国家，也在与明朝建立友好外交关系的过程中，获得了明朝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帮助。可以说双方真正实现了互惠共利，呈现的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结语
明朝前期的外交思想包涵儒家德治的思想，具有和平、开放的特点。在与他国的外交中，显示出一个大国特有的风度与涵养。同时它早早地展示了各国和平共处，互惠发展的可能性，为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提供了历史参考。对明朝前期外交政策的进一步研究，有利于我国与参与“一带一路”的其他国家更好地合作，共同谋求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
《明太祖实录》
《史记索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