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必然影响生育意愿？

导语：经济发展必然影响生育意愿？

近几十年来，生育率下降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现象。全球疾病负担人口与生育协作组的研究发现，1950年至2017年，全球人口的总生育率下降了49.4%，育龄妇女平均从生4.7个孩子降到只生2.4个孩子，差不多相当于减少了一半。具体到不同区域和国家，变化情况也有所不同。其中，欧美等地经济发达国家普遍保持着低于2个孩子的较低生育率，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在全球生育率下降的大趋势下，育龄妇女平均所生的孩子数量仍然超过4个。因而，生育率也被解读为一种经济现象。

那么，经济发展必然影响生育意愿吗？最近，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社会学系等机构的研究人员专门对美国社会生育变化情况进行了研究，着重比较了过去几十年当地人们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的变迁。

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极具代表性。二战后当地生育率高涨，出现了持续近二十年的婴儿潮，其间生育率一度升至3.58个孩子，然后在1970年代快速下降，低至2个孩子以下。历史生育数据显示，经济形势确实会影响当地的生育情况，生育率会在经济萧条的时候下降，但萧条期结束之后，生育率通常也不会充分恢复。以至于2019年，美国的总体生育率降到了197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育龄妇女平均只生1.71个孩子。

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生育率会下降，似乎容易理解，但经济好转之后为什么生育率却不能回到从前了，这个现象令不少学者感到奇怪。而最新研究在对比分析后发现，不是人们不想生，而是首选的生育时间延迟了，或者已经不太能生了。

这些发现基于当地全国家庭成长调查的系列数据，该项调查始于1970年代，既包括了生育历史，也有人们预期生育意愿的详细信息。而最新研究着重了解其中预期生育子女数与实际生育数量的情况，以及预期和实际上不生孩子的情况。

结果发现，最近的年青一代虽然与早几代的同龄人相比，实际所生孩子数量偏少，但从理想来看，他们其实仍然是想生大概两个孩子。另外，纵向来看，主观上一个都不想生的比例也并没有变得很高。也就是说，从理想上来看，代际生育意愿差别不是特别大。相关研究2023年3月发表在《人口与发展评论》（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结合实际上较低的生育率，这些发现揭示了人们在面对生育问题时，理想与现实存在明显差距。

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差距并非美国所独有。此前，有研究人员对近20个欧洲国家的生育情况分析后发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同样普遍存在，在所有国家都发现了女性比自己早期理想中要生得少。当然，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不同国家的情况也有差异。最明显的差异体现在一个都不生的问题上，在南欧国家，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最大，也就是说有很多人起初并没有计划一个都不生，但计划赶不上变化，最后实际情况却是一个都没生。相对来说，中部和东部欧洲国家在这方面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比较小。

进一步分析显示，生育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可能同女性受教育的情况有明显关系。因为在大部分被研究的欧洲国家里，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群体中，生育理想和生育现实之间的差距是最大的。也就是说，高学历女性更可能在随后完不成自己理想的子女生育数量。这些差异使研究者相信不同地方的工作和家庭政策、就业失业情况，以及一些生育传统等社会因素可能综合起来造就了一个地方女性的生育理想和现实。

“现在人们向成年期的过渡比以前需要更长的时间，许多人要完成长期的教育，然后还想在事业上站稳脚跟。在日益昂贵的市场中，买得起房子也需要时间。有证据表明，当父母年龄偏大的话，孩子的生活会过得更好，这也许就是因为他们具备了所有这些方面的条件，可以专注于养育孩子了。”长期研究生育问题的挪威公共卫生研究所研究员兰韦赫·哈特（RannveigKaldager Hart）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现在人们晚育有特定的社会环境，但另一方面，“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到了三十多岁后期和四十岁出头的时候，怀孕并发症和不良后果会增加。而究竟什么时候才是一个人生孩子最适合的时间，基于现在的研究，也很难有一个通用的具体建议。每个妇女和每对伴侣都需要仔细权衡等待的利弊，也可以找医生探讨下自己等下去在医学上的影响。”

而这种影响，男女也是不一样的。最新研究因为包含了不同年代的代表性样本，得以捕捉到年龄在时代变化中之于生育的意义。数据表明当地女性在40至44岁这个生育阶段差不多结束的时候基本上有两个左右的孩子，各个年代里同龄女性没有小孩的比例都不超过20%。在这点上，40至44岁的男性不仅无孩比例超过20%，已经生育的数量也少于两个。

但是由于生理的差异，再往后的发展中，同龄的男性和女性总体上有不同的选择。许多无孩或者只有一个孩子的女性在不断推迟生育的过程中可能会改变自己曾经的想法，要么主观上就放弃生育的念头，实际上也不会再去生了，或者主观上仍想生，但实际上清楚自己不会这样做。

而男性则有所不同，斯坦福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曾在《人类生殖》（Human Reproduction）上报告称，超过1.6亿的生育数据显示，在美国，做父亲的年龄在过去几十年里不断在增长，1970年代之后的四十多年里增长超过三岁，2015年时平均年龄已经接近31岁，受过高等教育和东北部州出生的人当父亲的年龄尤其偏大，按种族来看，亚裔父亲年龄最大，非裔父亲最年轻。

最新研究中，相比女性，40至44岁这个年龄段生育偏少的男性就仍然有想法在未来获得曾经理想的子女数量。数据显示，大概有40%的无孩男性和三分之一的一孩父亲有计划在未来至少再生一个孩子。相较而言，生育较少的40至44岁的女性计划再要一个的比例要低得多，无孩女性中只有17%有这样的想法，一孩母亲中这个比例更是只有9%。

当把社会经济状况考虑进来之后，最新研究还证实了经济对生育的影响。数据表明，生育率在经济大萧条期间和紧随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会下降，但经济恢复的时候生育率也不会如期反弹。在经济不景气具体影响生育的案例上，研究人员发现，虽然延迟生育的趋势在多个年代的人群中都有体现，但90后一代人延迟幅度尤其显著，而这些1990年以后出生的人，2008年后刚好陆续开始成年，正是在经济大萧条之后度过自己的大部分生育年龄。

这些生育的延迟从总体的统计数据上就反映为生育率的下降。最新研究表明，当地实际生育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人们初次生育时间的推迟。比如，对于1985年之前出生的80后女性，她们在25至29岁的时候就有一半人至少有了一个孩子，但对于85后和90后这十年的人，直到30至34岁才达到这个整体的生育程度。

延迟生育之后，如果能够及时补上，对长期的生育率影响就不大，但正如一些人在不断推迟生育时间后所经历的那样，想法和行动是会变的。从生育理想到生育现实，这个生育的差距在不同年代的人群中其实都存在。对比40至44岁女性的实际生育数量和20年前她们理想的生育数，总体上大概有三分之一个孩子的差距，同龄男性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更大，达到约二分之一个孩子。而在此前年龄段中，三十岁出头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的时期，由于生育的延迟，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本身就比较大，结合经济情况，如果这个时候刚好赶上经济萧条和恢复期，生育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会尤其显著。

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把握好这个阶段对缩小差距的重要性。研究人员认为，经济萧条几乎没有改变人们二十岁出头时的生育理想，但人们在随后延迟生育的过程中，生育数量确实不及预期。相比过往，年青一代只有在三十多岁或者四十出头的时候多生孩子才能达成自己早些年定下的生育目标。但矛盾的是，虽然四十岁出头的低生育男性想要孩子的想法在增加，但同龄生育较少的女性想要孩子的想法却在减少。经济可以反弹，青春却一去不返。这种后经济萧条时代仍然低迷的生育率也暴露出年轻人在实现生育理想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挑战。

不少研究发现经济压力对生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人员曾分析过年轻人的经济条件和他们的生育意愿，发现经济压力理论很能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影响生育的时间，而且影响是否生育的决定。比如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对未来工作前景有更多担忧的人，即便已经决定要生孩子，也会期待晚点再生。而低教育程度、低收入，以及对未来工作有较多担忧的青年男女总体上会更加不确定自己是否还要孩子。

这些社会层面的生育抑制因素凸显了支持性政策的重要性。事实上，欧美等地的发达经济体为阻止生育率下降，几十年来已尝试通过各种政策刺激生育，比如提供儿童看护服务、健康服务、育儿假等方面的便利，甚至直接用现金转移支付等来支持生育。

2021年，挪威统计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专门梳理过政策在延缓生育率下降方面的效果，在分析了1970年代以来欧美等国的相关实证研究后，他们发现儿童看护服务方面的支持性政策提高了生育率，而现金方面的支持只有短暂的效果，这与以往的发现是一致的。在一些地方，拓展育儿假也有明显的作用。相关研究发表在《人口与发展评论》，进一步支持了部分政策的效果，以及因地因人制定不同政策的必要性。比如对于35岁以上的女性，研究发现在辅助生育治疗方面给以资助对提高生育也有一定作用。

“我相信这些政策给环境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在于它们能够使女性将工作和育儿结合起来。”参与了这项政策评估研究的兰韦赫·哈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这方面最有效的政策是带薪产假和育儿补贴，在我们所评估的社会环境里，许多女性都受过高等教育，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前景总体上是很好的。现在的家庭在经济上也越来越依赖双职工收入。因此，如果生养孩子不能与工作兼顾的话，那么生很多孩子对许多女性来说就是一个不那么有吸引力的选择了。”

虽然仍有样本方面的局限，但最新基于美国社会的研究通过对比人们早年的生育理想和后来的生育现实，可以说从社会整体层面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生育人群所面临的困境，对有类似问题的社会具有一定的启发。这些证据显示，伴随经济的增长和动荡，社会上也并没有系统性地出现要少生和不生的模式性转换，在走低的生育率背后，主要存在着想生和不能生的差距，更多的人其实是在不断推迟生育后最终不得不接受生育理想破灭的无奈。

研究人员认为，如果人们的生育都压缩到马上快不能生的一小段时间才去进行，生育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很可能就会扩大，趁着育龄人群还年轻，通过政策等减少他们的压力和成本，或许可以让人们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生育理想。

在美国，做父亲的年龄在过去几十年里不断在增长，1970年代之后的四十多年里增长超过三岁，2015年时平均年龄已接近31岁。 （视觉中国 /图）

南方周末记者 王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