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的哈尔滨，不都是中央大街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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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顺清
旧时的哈尔滨啥样呢?
“先有傅家甸，后有哈尔滨”的说法。“傅家甸”就是道外区的前身。
道外是稀泥塘，水洼子，道里是草甸子，大水沟，南岗尽是土岗子，没人家，偏脸子一带大水泡子连着江，东站是块大坟地，马家沟呀，只有几家种地的。
光绪年间，山东德平人傅宝山、傅宝善兄弟及家人一路迁徙，来到东北平原腹地松花江畔。恰逢江边村落马场子流行瘟疫，傅宝善凭借一点医学功底精心给人治病，名气与日俱增。于是，傅宝善开医馆药铺，行医卖药，也兼给牲畜治病。傅宝山开客栈货摊，修车补套，也兼给牲口挂掌。
傅家兄弟笑迎八方客，广聚四路财，生意越发兴隆。松花江畔变得热闹起来。热闹的场景招徕了更多人迁居于此。“傅家店”也成了这里人们口耳相传的地名。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老毛子铺铁道，铁路西边是道里，东边是道外。修铁道的老伯呆也跑腿到这里来了，多数都住道外。没有房子住的都住在红瓦罐车里。
那时候，哈尔滨特别冷，江上寒气沁人，十冬腊月吐口吐沫摔碎了，缩脖子风打得头抬不起来，穿老山羊皮毡疙瘩的站岗的，有时候就冻死了，到五月节了，屋里还要烧柈子，外面雪还没有化呢。
那时候乞丐非常多，大都集中在老道外(傅家甸)，人数超过千人。这些乞丐中有“丐帮”的、“花子店”的、“单干”的，还有外国侨民乞丐。他们一边拉琴一边可怜吧吧的说，行行好给点钱吧，我太饿了，去买个面包吃。可是得到钱以后，他就会马上到一个小酒馆买一杯啤酒，一饮而尽。
当年的“丐帮”是“正宗”帮会组织，经过严格训练、受到师傅“指导”，并受帮规约束。“出徒”后，每天必须向帮会交够规定的金额，否则要受帮规体罚。凡入帮的必须先学会要钱的“技能”，如“打家伙”(或打竹板)、唱“顺口溜”、“叫街”、“割破头”以及大哭大叫等鬼把戏。
外国侨民觉得钱不够用，又没有合适的工作，也可以去乞讨。乞讨方式相当简单，只在大街上找个“座位”，拉起手风琴，闭上眼睛，做“自我欣赏”状，自然有人给“投币”。乞丐不必睁眼(戴一只黑眼罩)、抬头或致谢。这样，可以保持双方的面子。投币数额最少一角钱或几角钱，一天下来相当可观。
道外江边那一带十分热闹，傅家烧锅、田家烧锅、朱记香坊、王家渔行，当然还有典当行、妓馆和烟馆等，林林总总的店铺在桃花巷或临近的街巷繁盛起来，最著名当属“桃花巷”。
在旧社会，哈尔滨市老道外桃花巷，每天晚上都会传出&34;的吆喝声，这是妓院的龟奴、老鸨子在&34;(招呼接客)。到后来城市大规模拆迁改造后，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远遁无春风!桃花巷也许是哈尔滨唯一的一条名子不在，面目全非，但依然扎根在市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埠头区的俄语名“布里斯坦”，就是“埠头”的外文音译。
俄国人在靠江边的地方建了一个“铁路大厂”生产机车和车厢。
1898年6月,铁路大厂需要大批工人。一些从关内逃荒的贫民，纷纷进入这个工厂。来不及修建新厂房和工人宿舍,中东铁路当局在工厂附近搭成三十六个人字形的棚子,供人居住，这个地方就叫三十六棚。
中国工人俄国工人常在一起扯扯闹闹打联联，天下工人是一家，真不假呵!
1917年十月革命，大批俄国平民和战败的沙俄军队士兵逃来哈尔滨，四处流浪，居无定所。
在地包下坎儿，安心街以北，安义街、安信街一带构建了2000多间简易的俄式平房，出售给俄国难民居住，以解急需，称永安埠，后警察厅将其改称新安埠。新安埠紧邻偏脸子，俄国侨民自发的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市场，摆地摊叫卖从俄国带来的旧物，满市场高叫“打啦也惜”(俄语旧物)，旧衣服、旧鞋子、旧提包、旧箱子、旧枪、旧刀、旧皮水桶及旧睡袋等，无所不包，后来中国人也参与进来变卖旧物，市场日渐扩大。哈尔滨人称其为“地包小市”。
那时候俄国兵住在抚顺街地窖子里，地窖子好像是菜窖，原来的炮队街是俄国炮兵营房，搭着布棚子，直到后来，从东山里拉下石头，盖起营盘，地窖子才扒了。
南岗叫秦家岗，三中往东去的土岗子成了毛子坟，喇嘛台是一九零五年修的，马家沟在早年有一家德国人开的烧锅，有七八家种菜的。
早期在沙曼屯，俄国人盖起一大片地窨子房，住着俄国士兵。俄兵走后，中国老百姓搬了进去。沙曼屯位于西大桥以西一带，当年那一片有很多菜地、瓜地，每到夏天，人们就骑着自行车去沙曼屯买菜、买瓜。
那时候日俄战争，日本天皇和俄国沙皇打起来了。天皇由海上打来，沙皇从“中东铁路”杀出，哈尔滨算是遭殃了，既是沙皇的前进基地，又是俄军的中转站。中东铁路局在铁路附属地，划地儿埋死人，盖医院救伤员，甚至成立了一个棺木厂。
道里兆麟街一带那时候是个大水沟，通到江，打兆麟公园起到江沿，两旁全是木板棚子。
1898年，东清铁路建设当局，确定在秦家岗(南岗)修筑东清铁路哈尔滨枢纽站和机务段，需要大量用水。
秦家岗站地势高，地下水层深约80米，打井非常困难，而且仅靠少量井也水难以满足供水需求。于是，工程局把水源地设在松花江边，通过埋设地下的管道将沉淀过滤了的江水导入到贮水塔里(俗称水楼子)，从而解决了机车等用水问题。
老毛子多，就是没有大买卖，从江沿到八道街有点房子，早先公和利那地场是个大泥坑，一九一一年才有两幢楼房，楼上住着一家开窑子的，楼下是天津人开的小饭馆。
十一道街附近有一所大板棚是哈尔滨最早的戏园子，盛不多少人，也没好角唱，南方人开的利通酱园，1908年开业，地址在道里外国七道街)，算是第一家卖酱油醋的。
晚上没人走，背死狗(胡子)多，就是白天也很少看见女人过路。
铁道越发兴旺了，人就是越闹越多，咱们的道台衙门安在傅家甸，俄国人派十个洋兵，保护道台，所说傅家甸指的是二道街附近，早先有两块地方是老傅家的。
道外摩电车道一带是头道江坝，西门脸才有几间草房，裤裆街有个刘把式插镖旗在那疙瘩卖艺，卖膏药，还记得一九一零年松花江涨水，道台修头道江坝时，雇工挑土，一挑子两个子儿，那时化羌钱（卢布），修第二道江坝时，江水就小了，两道江坝都是咱工人流血流汗造起来的。
起初只八站有一家小火磨，以后又盖永胜火磨，大以后才有双合盛。那年头没有洗澡的地方，道外有一家按两支大小木箱，烧开水，倒里面就叫澡塘子。屋里铺着草席，洗澡的就脱衣服放在席子上。
道里道外骑小毛驴，赶脚的这样喊：“骑驴吧，道里道外去吧!”
连个马车也没有，有打马车的铁匠炉还是以后啦。
道外先拉五趟街，北五道街和中五道街，南五道街还是臭泥坑。
后来道里有几辆老毛子的四轮大马车，一九二零年才时兴斗子车，据说是美式的，大家管它叫“米拉干子车”。日本鬼子来了，有了人拉人的东洋车，小汽车出现在哈尔滨在大以后了，那是德士古，美孚，汇丰等洋行来了以后才有的。
一九一零年水道街大楼上，住着各国的洋行，批货存货都在三中那里，咳呀!那时代卖外国煤油的可多啦，连乡下都点美孚油，哈尔滨有电灯可早啦，电灯厂是一九零二年左右修的。
一九一二年英美人修的鸡鸭公司，那年头肉可便宜，都吃牛羊肉。杀完羊，肝和肺往江里一抛，留下一张皮，皮张也便宜，山东人来多了，皮子才贵起来。
烟卷在一九一五年左右，流行的是美国小燕牌，日本的蜜蜂牌和英美的地球牌，都是开口的，蜜蜂的带嘴，(油纸嘴)。以后前门，炮台才时兴，老毛子烟是一九零零年就有，起初是大白杆西吉克，二百五十支一盒，里面一张油纸，自己装烟丝，用小杆一顶，就可以抽，老巴夺烟是在以后出来的。
一九一零年——九月闹瘟灾(鼠疫)，把小铁匠铺，马车炉都瘟死了，闹到十一月，这可以说是哈尔滨的一个大灾难，满街都是死人，到第二年正月死的才少了。二月初，三棵树有的是死人，卫生队天天来搭死尸，浑身上下穿绿的，只露两个眼睛，大家管他们叫蛤蟆队，都怕蛤蟆队，起咒时就说：【谁要冤，谁是蛤蟆队的儿子!】
1911年1月，哈尔滨傅家甸坟场焚尸
那时靠头道江坝就是头道街头上有一堆死尸，三百多具，用沙子埋成两间房子大，几十吨木柈子一百多桶火油烧死尸，烧了七天，漫天的黑烟。
那年头，人死了，没人抬，轿房没有，吹鼓手也没有，光毛子把道口，道里道外断绝交通，从九月断到二月十七才能通行。
咱们工人每天挟着温度表，三十六度的就叫上工，不够的就给药水喝，那时住在大棚子里七八十号人，可害怕啦。
闹完瘟疫，道里巴杂市就盖起来了，卖鱼的卖菜的卖肉的都收拢到一块了，人不让住在里面，街道口有引达拉目(俄国巡警)白天黑夜巡查。
八杂市是哈埠第一座市场，有236家店铺，是当时哈埠最大的一座超级市场，买卖甚为兴隆。
八杂市受俄罗斯人的影响,很多日常生活用品都使用了俄文音译。比如那种铁制的上宽下窄的圆桶被称作“维大罗ведро”(水桶),缝纫机被称作“马神针машина”(机器)，东北人被蔑称为“臭糜子чумиза”(小米)，而卖苦力的则被叫做“老薄代рабодо”(劳动)。更有那些一律给冠上“洋”字的物品:如洋火(火柴)、洋蜡(蜡烛)、洋钉子(铁钉)、乃至洋柿子(西红柿)……八杂市里更有那针头线脑、烟筒炕席，孩子吵着要的小玩意儿，大姑娘小媳妇用的胭脂粉儿，凡日用杂品一应俱全。
这里不分阴晴冷暖，天天是人头攒动。而做小买卖的个个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迎来送往，笑容可掬。街道口有引达拉目(俄国巡警)白天黑夜巡查，那年四月我给八杂市做铁窗铁门，包下的工是一百天，七十九天就做出来
一九一二年我回家，后来到海拉尔，一九二四年调回来，哈尔滨是女大十八变，已经够瞧的啦!一句话，经过多少年的流血流汗，才创造出幸福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