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论”管见

张江教授《阐释论（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基本构想是把阐释学与知识论结合起来。这样的思路很有创意，走出了一条阐释学研究的新路子。我曾说过，现在我们只有哲学史家，没有哲学家。这听起来虽然绝对了些，但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学者们普遍缺少创造性，多习惯于做介绍性工作，因而具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系统且能为大家所承认的学者确实很少。

　　阐释学的遗留问题

　　从哲学史上说，阐释学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包括文本的诠释，如《圣经》、史学文本的解读；方法论的阐释学，如狄尔泰所论究的“精神科学如何可能”；哲学阐释学，伽达默尔反对局限于方法论层面，力图将阐释学提升到哲学层面。他们各自形成了一套阐释学话语，但与英美的知识论却没有什么交集。就英美的分析的知识论来说，它形成了自己的基于经验知识分析的知识论系统。就这两个系统而言，它们都面临着一些需要阐释的共同问题，如知识的性质、要素、如何获得“真”的结果，以及如何进行确证，等等。

　　阐释学留下的一个问题或者说一个未决之处在于，既然将意义看作可以不断理解与阐释的，那么其“真理”性何在呢？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一书，反对将阐释学局限在方法论的范围内，而将它的思想原则视为一种真理。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他的书中却找不到对什么是真理、如何获得真理的论述。

　　张江教授试图把阐释学与知识论结合起来，其中包含的一个主张是精神科学知识具有真理性。这是很值得论究的工作。在他的“提纲”中，如下提法就是一个结合的例证：“意识主体以公共理性的普遍认知与约束为起点，生产超越公共理性束缚的独立意见，以合理自洽的证明，交付公共理性检验。检验为真者，进阶为知识，引领人类理性不断进步。”这里既有阐释学的东西（如“生产超越公共理性束缚的独立意见”），又有知识论的要素（如“检验为真者，进阶为知识”）。

　　阐释本来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传统，大家所熟知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说法，就体现了这一点。但可惜的是，以往只有阐释的实践，却未能上升为理论。张江教授提出的阐释论，可看作对这个传统问题作出现代解答的努力。

　　阐释论的创新性

　　由于“提纲”的基本目的是寻求将阐释学与知识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阐释论，因此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主观性的阐释如何与客观性的知识结合起来；或者说，主观性的阐释如何达到客观性与真？这在理论上无疑是很大的挑战。总的来说，“提纲”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框架，并且作者此前已在一些论文中进行了论述。这里，我觉得这一框架中具有突出创新性的观点可归结如下。

　　一是主张“精神科学知识是客观性知识”，并力图解释它如何能够如此，这表现在“知识一经生产，自然脱离生产主体，以客观化形式独立存在于人类主体意识之外”（提纲3）。这样的解释很有新意，又不乏合理性。因为即使是精神科学知识，在它被主体生产出来之后，就独立于主体，类似于波普尔意义上的“世界3”形态的思想客体。

　　二是力图说明精神科学知识如何能够是“真”的问题。“提纲”的解释是“诉诸历史，在整体的历史进程中，合理的知识重复出现，可信任为真”。将这段话与上面的“独立意见”的生产，以及“检验为真者，进阶为知识”联系起来，不难发现其中包含着精神科学知识从作为“独立意见”，到“检验”与“信任为真”，再到“进阶为知识”三个阶段。这与知识论上谈论的意见、信念、知识三个环节不谋而合。

　　三是与此相关，提出了精神科学的知识生产与公共空间、公共理性的关系，认为“精神科学的知识生产在公共空间中展开”，它以“公共理性的普遍认知与约束为起点”，以公共理性的检验为终点，由公共理性来检验其真假。这就为上述的精神科学知识何以是客观的、真的，以及如何从独立意见、信任为真到进阶为知识的主张，开辟了一条论证的思路，即通过公共空间、公共理性的检验来达成。这就对“意见”如何进阶为“知识”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与康德不同的是，后者是以主观理由与客观理由的充分与否，作为三种认知形态的判断标准。此外，“提纲”还提出了“合理的知识重复出现，可信任为真”，这就进一步提出了“信任”或者说“相信”的根据问题，并将它建立在合理知识的“重复出现”的基础上。这也是很有新意的说法，可成为一家之言。

　　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作为研讨，我想就“提纲”如何进一步达到自洽性，提出如下几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或者说看法。

　　提纲1认为，“自然科学以有效方法解决精神科学问题”。这一方法是什么，是阐释方法吗？如果是，阐释方法如何是自然科学的有效方法？如果不是，这一方法又是什么，它与阐释方法是什么关系？如果说“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一体化已为定势”（提纲1），那么这种一体化应当也包括方法上的一体化。假如是这样，那么更应当回答这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的问题。

　　提纲2认为，“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非对立”。方法论的阐释学将它们看作是对立的，至少是有明显区别的。自然科学把握的是事实，精神科学把握的是意义。如果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看作并非对立的，那么它们的共同点在哪里？

　　“精神科学知识，分类为事实性知识和价值性知识。精神认知活动可分为事实认证与价值认证。”这涉及的是精神科学的对象问题。精神科学的事实性知识指的是何种“事实”，是“文史哲”之类的文本，还是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之类的可经验事实？此外，精神科学知识又是如何进行事实认证的？如果说这类知识的阐释是通过“信其为真”的方式来进行的，那么这与事实认证的提法是否自洽？

　　提纲5提出，“阐释是精神科学生产的唯一方式”。是否如此？这至少会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描述”的方法？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三者的哲学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声称自己使用的是“描述”的方法，其目的都是表明自己的哲学是客观的。

　　提纲8说，“精神科学知识提炼凝集于公共理性集束下的多元认知。精神科学知识为人类提供合理信念。最终由人类精神和物质实践检验为真”。这里的问题是，“多元认知”如何被检验为一元的真？此外，精神科学知识“最终由人类精神和物质实践检验为真”的提法，与“合理的知识重复出现，可信任为真”的提法是否可以自洽？如果可以通过物质实践来检验，似乎也就无需通过“信任”来接受。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作者：陈嘉明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