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语言环境下，群体信息对道德决策及其外语效应有何影响？
文|章鱼哥
编辑|比奇堡
人们的道德决策是像Aristotle所说的“总是遵循着自己的道德准则”，还是会受到群体信息的影响？
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人都是隶属于某一群体，群体中他人的行为、经验与建议不仅能给我们提供信息。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与视野，从而提高我们决策的质量。
因此，人们单凭一己之见做出重要决定的情况少有，相反，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决策往往都会受到来自群体中其他人意见或选择等信息的影响。
现有研究也显示，在道德两难困境中，即使是人为操纵的群体信息也会显著影响个体的道德决策，从而出现从众现象。
由于在进行道德决策的过程中，不同个体会因自己所遵循的道德决策原则而做出两种截然相反的选择，这也就区分出了两大类群体信息。
那么接下来需要关注的是，促使道德决策从众的群体信息是什么，还是说所有类型的信息都具影响力？
针对不同类型的道德两难困境，道德决策的从众现象又是怎样的？
其次，解释水平理论指出“为什么做”和“如何做”分别启动了高、低解释水平的表征方式，进而对道德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
“为什么做”可以直接增强引导个体关注困境材料中的不同侧面，而在道德决策过程中，个体的关注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决策是以行为本身还是结果为标准。
那么根据这一观点，在群体信息之后加上“为什么做”的理由论据，是否会给道德决策的从众现象带来更大的影响呢？
再者，大量国外研究显示语言会影响个体的道德决策，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英汉双语中国人群体，其道德决策是否也存在同样的外语效应？
如果是，对于双语者特别是非熟练双语者来说，外语环境的不熟悉性或多或少地会加重其决策时的不确定感。
特别是在没有标准答案的道德两难困境之中，道德决策的从众现象可能更为严重，那么个体的道德外语效应是否也会受群体信息的影响呢？
群体信息对道德决策的影响
传统哲学观点曾强调个体道德判断不会受到社会群体信息的影响，而仅仅取决于个体自己的理性判断。
有心理学实验也表明，当人们有强大的道德基础时不太可能出现道德从众。
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验研究表明，面对面的群体压力、他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个体的道德决策有所影响。
研究的实验场景并未设置现场群体环境，而仅仅显示了人为操纵的关于大多数人选择倾向的简单统计数据，表面上确实缺乏了面对面的社会互动。
但研究结果仍显示出了道德从众现象，表明即使不是面对面而是匿名环境之中，人为操纵的社会群体信息也会对个体的道德决策有所影响。
综合研究的三项研究分析来看，相比于自我道德两难困境，个体在非自我道德两难困境中的从众量指数显著更大，显示个体在非自我道德两难困境中出现了更大的从众。
在非自我道德两难困境中，相比于无理由道义论群体信息，带理由道义论群体信息参考下个体的合适度评价显著更低。
相比于无理由结果论群体信息，带理由结果论群体信息参考下个体的合适度评价显著更高。
此外，在非自我道德两难困境中，相比于无理由的群体信息，带理由的群体信息参考下的个体从众量显著更大。
显示就非自我道德两难困境而言，在群体信息后附上相应的情绪性或理性论据的情况下，个体会出现更多且更大幅度的从众。
研究认为，不同于自我道德两难困境能引起强烈的负性情绪体验，在非自我道德两难困境中，无论个体作何选择都易于解释，认知因素与情绪因素的影响势均力敌。
以致于个体的决策更为模棱两可、无法决断，正是这种不确定感更容易使个体参考群体意见，最终导致其道德决策深受群体信息的影响。
而且当个体知晓群体做某一选择的合理性原因之后，这种影响会显著增加。
这一推论也同研究二研究三中的不论何种语言情景、何种群体信息下个体在非自我道德两难困境均出现了从众现象这一结果相吻合。
其次，在自我道德两难困境中，相比于道义论群体信息，结果论群体信息参考下个体的从众量指数显著更大，显示出不对称的从众现象。
虽然个体会倾向于采纳大多数人的道德意见，选择与群体趋同，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从众行为是有选择性的。
具体表现为，当群体意见是结果论倾向而不是道义论倾向的时候，他们会出现更大幅度的态度转变即从众。
表明相比于感性探求，个体在道德决策中的从众行为中更趋向于追寻理性探求，特别是在以亲手造成伤害的困境之中。
此外，在自我道德两难困境中，以结果论群体信息作为参考时，各语言条件下的个体均出现了从众。
而在以道义论群体信息作为参考时，母语条件下的个体却未出现了明显的从众现象，这也与个体道德从众的理性探求倾向这一推论相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研究中道德决策的从众现象并非在面对面社会互动的场景而是在人为操纵的群体选择倾向数据之下出现的，但是仍然具重要社会意义。
因为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社会互动会越来越多地以虚拟网络的形式来进行。
在这个超然的世界之中，即使少了面对面的社会互动，匿名情景下个体的去个性化特点凸显，群体意见的社会影响力依旧存在。
群体信息对道德外语效应的影响
根据个体道德决策的两大原则，研究二将群体信息分为结果论群体信息和道义论群体信息，以期观察个体的从众倾向。
此外，从解释水平视角来看，“为什么做”和“如何做”分别启动了个体高解释水平和低解释水平的表征方式，而解释水平会对道德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
“为什么做”可以直接增强引导个体关注困境材料中的不同侧面，而在道德决策过程中，个体的关注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决策是以行为本身还是结果为标准。
因此，在研究二的基础上，研究三在群体信息之后加上“为什么做”的理由论据，这恰好可以直接增强引导个体关注困境材料中的不同侧面。
其中，带理由的结果论群体信息将个体的关注点吸引至对结果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期待之上。
带理由的道义论群体信息将个体的关注点吸引至对潜在无辜牺牲者的同情之上。
有学者认为语言会影响个体在自我道德两难困境中的道德决策是由于不同语言会引起不同程度的认知审慎加工所致。
但也有研究者认为，语言会影响个体的道德决策，并不是因为个体想得更多，而是因为感觉得更少。
即道德外语效应的产生是由于不同语言描述下的道德材料激活了不同程度的情绪情感反应所致。
即外语情景下个体的心理距离感更大，个体对诸如视觉、触觉等感官体验想象的生动形象性降低，以致于抑制了对潜在无辜牺牲者的心理可视化。
使得个体对其行为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不敏感，情绪厌恶、直觉担忧也就更少，进而导致在用外语描述的自我道德两难困境下更倾向于作结果论决策。
基于这种思路，若带理由的结果论群体信息参考下道德外语效应消失了。
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是外语环境下个体认知审慎加工的增加促使了道德外语效应的出现。
若带理由的道义论群体信息参考下道德外语效应消失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是外语环境下个体情绪反应的减弱促使了道德外语效应的出现。
研究三的结果显示，带理由的结果论群体信息参考之下，原有的道德外语效应消失了；带理由的道义论群体信息参考之下，原有的道德外语效应也消失了。
这表明认知因素和情绪因素在道德外语效应的产生过程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研究并未直接就此效应的原因进行探讨，所以这些断言仍具推测性。
研究二从众情况分析结果显示，当以道义论群体信息作为参考时，无论是否带有理由，在自我道德两难困境中，外语条件下的个体存在明显的从众。
而母语条件下的个体的从众现象并不显著，以致于缩小了母语与外语间道德判断的差异性，最终导致外语效应消失。
追其根本原因，研究认为这是因为即使没有群体信息参考下，较外语条件，母语条件下的个体在自我道德两难困境中就已经更关注于拒绝伤害无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