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未来气候变化这一现象，是否会促使个体产生亲环境行为？
文|章鱼哥
编辑|比奇堡
大量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具有弥漫性，和其他的所有社会问题不同。
它具有独特的时间和规模特征，是一个巨大的、缓慢变化的问题，它对于全球影响将会跨越几代人。
这些独特的时间空间特征造成了气候变化相应的人类活动与其可观察到的影响之间存在着长期的滞后性，同时也导致气候变化所产生了独特的社会心理后果。
气候变化的这种独特性，一方面使得追究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变得很困难，另一方面也使得大众认为气候变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离自己很遥远。
大部分参与调查者在描述气候变化的例子和相关图像时候，往往集中在具有实际影响的地方，且主要与其他地方或未来的人有关。
如果气候变化和其他长期环境变化的对人们来说是遥远的，人们感知到这些变化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关系比较弱，且气候变化引发的负面后果只是一种可预见的未来。
那么当前对于气候变化研究的挑战便是如何使这些气候变化问题变得与人更“接近”、更引人注目和有意义，从而可以激励人们作出相应可持续行为的改变。
其中一个可行的方法便是当前气候领域正在使用的，利用一些科学的方法和工具。
比如利用未来的情景，叙述描绘未来生活的情景或对有可能发生的未来变化进行假设，借此来克服人们由于心理距离产生的不良影响。
同时来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气候科学家也运用未来气候变化场景来对气候进行预测。
这种未来气候变化的愿景也运用于加拿大多个省中，帮助人们建立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增加相应的规划和决策的支持。
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在决定气候变化结果时所扮演的角色和所承担的责任，对其进行决策、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研究引入自我投射理论和构建水平理论，以大学生为被试，通过操纵想象未来任务范式，探讨想象未来气候变化中的不同参照对象与主观时间感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
想象未来事件中的不同参照对象会影响亲环境行为
研究发现，想象未来可以把自我投射到未来，预先体验未来的事件。
过去关于想象未来与环境问题关注的研究大多侧重分析想象未来和环境问题关注的相关关系。
无法探讨其中影响机制，不能阐述清楚想象未来对亲环境行为的具体作用。
研究通过研究1和研究2首次证明了在气候变化领域，想象未来气候变化对亲环境的影响存在“自我参照亲环境效应”。
即想象未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件可以使人们把气候变化带来心理上遥远的后果和影响联系起来，从而增加了人们的亲环境行为。
具体而言，在对未来可能产生的气候变化情景进行想象时候，有自我参照的想象和没有自我参照的想象对个体亲环境行为意向有不同的影响。
由于想象未来可以在变化的环境中发展适应能力和情绪适应能力。
而且情景事件的未来思想是生动的、可用的，想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气候变化事件和未来可能的气候变化情况可能会比阅读当前气候变化报告在时间上更接近。
因此通过想象未来可以使人们把气候变化带来心理上遥远的后果和影响联系起来，从而增加人们的风险感知。
导致人们基于自我参照想象未来气候变化比基于陌生人参照产生更多的亲环境行为。
研究2b中也通过实验再次验证了“自我参照亲环境效应”的存在，同时也为这种效应存在界定了条件，对于气候变化这样特殊的事件，该效应存在需要考虑到主观时间感。
这一结果也很好地验证和补充了Smith和Joffe提到的：全球变暖具有“二元性质”，即气候变化存在着一个“自我/他人”所衍生的“我们”和“他们”的对立。
人们更多会思考气候变化是否会影响自己来改变自己的认知和行为。
除了过去提到的，人们习惯于在对未来的普遍展望和看法中，把自己和其他类似的人之间做出区分，他们认为自己的未来会比别人更好。
尤其是在环境污染问题中，人们会认为气候变化的后果或环境污染的后果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是自己。
因此通过想象未来气候变化的后果将发生在自己身上，反而会导致人们改变自己的认知和行为，减少这种可能性后果的产生。
但研究中关于母亲参照的结果和以往的研究不太相同。
过去研究发现东方文化的个体其自我参照与母亲参照具有相似性，东方文化中的自我概念包括了母亲的，甚至还包括其他有亲近关系的重要他人。
但是陌生人不在这个范畴里。
并且对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其内侧前额叶的激活程度在自我条件和母亲条件下没有差异。
王盼盼和何嘉梅在研究中发现中国人的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具有类似和趋近的特征，这种相似性在想象未来如何影响跨期决策中得到了验证。
比如：当实验情景为想象与母亲有关的未来事件时，被试的表现和想象与自己有关的实验情景效应相近，被试在两种实验情景中都会选择延迟的奖励。
即使延迟的时间距离属于较短一类。
形成鲜明区别的则是想象陌生人的实验情景，被试的跨期决策和延迟时间知觉并没有受到影响。
而在研究1中发现母亲参照组的亲环境行为意图是最低的，在研究1和2中都没有产生“母亲参照亲环境效应”。
这个结果提示了我们，在不同领域的研究具有各自的独特性，气候变化是代表了一个人或集体需要应对的一种威胁。
近年来，情感和情绪作为与亲环境行为的决定因素的相关性越来越受到关注，以往研究表明，人们对环境会产生担忧情绪，或因为缺乏相应行动而感到内疚。
尽管研究1.2中我们都发现被试的情绪体验效价和强度在各组被试间没有显著差异，但从实验操纵剔除的被试(不愿想象母亲经历该事件)来看。
我们可以猜测，想象母亲将经历未来消极的气候变化场景，或许已经让被试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
根据前人的研究，有意和有控制的方式想象未来产生的未来认知，对个人的即时行为影响较大，非自愿性的想象未来更多地针对特定事件。
并且一旦想到这些事件，会对个人情绪产生更大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又会激发他们产生更多的情绪调节过程。
例如回避和情绪抑制，所以虽然被试的情绪体验效价无差异，可能由于被试产生了强烈的情绪反应又产生了相应的情绪调节过程(回避)。
因此未测量出强烈的情绪反应，但结果仍然降低了其亲环境行为意图，因此导致被试并没有产生“母亲参照亲环境效应”。
这也表明，对于“母亲参照亲环境效应”的存在与否还需要在未来考虑到情绪等方面的影响，进行更近一步的研究。
中国人的未来气候变化想象发生时间探索
过去许多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心理学研究都是在美国和欧洲进行的。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群可能对气候变化情况以及他们面临的相关选择有不同的理解，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到气候变化对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
在研究2b探讨主观时间感的作用之前，我们在研究2a中通过问卷调查了解中国人对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时间点及严重未来气候变化发生的时间点。
结果发现，无论是针对被试自己想象未来气候变化发生的时间点还是被试对未来严重气候变化发生的时间点的选择都以20年为分界线。
有近50%的人自己想象未来气候变化发生在20年内，有另外50%的人想象未来气候变化发生的时间在未来20年后；对于严重气候变化的时间点的认知也是如此。
该结果基于中国人对未来气候变化的想象，和以往对于欧美人的研究略有不同，欧美人倾向于认为严重的影响发生在相对遥远的未来，甚至是50年后的未来。
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大家想象未来气候变化情景的时间点比较分散，从未来1年内到未来100年后都有，但20年是针对气候变化想象的一个重要的主观时间分界点。
这表明，中国人和外国人对于气候变化的理解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们认为严重的气候变化的发生得更早一点(未来20年为时间分割点)。
这种理解的差异也来源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生活方式等层面的差异，正如Nicholson-Cole的研究中曾提到：
不同被试对气候变化和未来的想象广泛地涉及到媒体报道、教育、个人经历、人际影响和他们的想象力等方面。
不同群体之间想象和看法的差异与个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受教育的程度以及所处社会阶层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