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错”的源头，和“是非”无关

参加过考试的人都知道，卷子上打钩的就是对的，可以得分；打×的就是错的，只能扣分。在我们的一般认识中，特别是理工科，考卷上的对错是有绝对标准的，1+1=3是错的，1+1=2就是对的，这种严格的客观标准，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科学真理相挂钩。

但对错，其实并不天然和“是非”以及逻辑判断的“真假”相挂钩，只需回溯一下“对错”的源头就非常清晰了。

众所周知，唐朝时期流行严格的近体诗，也就是律诗。但鲜为人知的是，当时的科举考试，也以写诗为主要考试内容。在唐代的科举中，对写诗的格律、对仗和篇幅有着严格的规范，在符合这些规范的基础上，考官再评价出不同诗歌的好坏。

其中，格律的要求十分严苛，相应的对仗也提高了标准。“对仗”作为一种文学审美范式，起源于魏晋南北朝的华丽的骈文，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四对”的说法，也就是四种对仗方式，分别是言对、事对、正对和反对。到了唐朝，对仗的方式变得更为精巧复杂，几乎成了文人炫技的手段。为了应付科举，更为了能够在别人面前显摆，唐朝但凡读得起书的文化人，都挖空心思在对仗上功夫。

格律出错，对仗不工整，都会成为被人嘲笑的口实，甚至会有低人一等的感觉。于是，对仗对的好，对的正确，就是“对上了”，也就是“对的”。对仗对的不好，对的不正确，就是上下文“错开了”，也就是“错的”。

如此一来，“对错”和逻辑判断无关，和价值判断无关、和事实判断无关，和客观规律无关，只和应试要求、社会风气、考官喜好有关。把鹿说成是马，也可以是“对”的，只有当权者认可就行。这其中的问题显而易见：在这种环境下，还有谁会去追求探究真正的“是非”和“曲直”？有谁会真正在乎什么才是“真的”什么才是“假的”？不判断“是非”，只在乎“对错”；不在乎价值，只在乎逢迎；不需要“真假”，只需要“立场”。凡是符合自己三观和喜好的，都是“对的”，凡是不符合自己三观的，就是“错的”。于是在某些“人”看来，俄罗斯侵略他国也可以是“对的”，乌克兰抵抗反倒是“错的”。

这种深层次的逻辑、事实和价值判断能力的缺乏，直接导致极为愚蠢且反智的现象层出不穷，并延续至今，且还在不断的“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