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接见泰戈尔，他犯了三个错误，怪不得伪满洲国要亡

文：激流文史

编辑：激流文史

一个是出生于印度的大文学家，一个是久居中国深宫的末代皇帝；一个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一个是刚满十八岁的年轻小子。

是什么样的契机让这本不相干的两个人有了交集，交集发生之时发生了什么样的错误，为何两人的交集预示了伪满洲国要亡？

说起溥仪，大家都知道末代皇帝是他的代名词。溥仪是清朝第十二位君主，是入关后的第十任皇帝，通称为宣统皇帝，也称为清逊帝，史称“清废帝”。

1906年，溥仪出生在醇亲王府，生父载沣，世袭第二代醇亲王。1908年，光绪帝驾崩。由于光绪帝膝下无子，故小溥仪被接入宫中成为下一任皇帝，其父为监国。

就这样，三岁的溥仪正式登基，由光绪皇后裕隆和载沣摄政。第二年改年号为宣统。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严重冲击着清王朝的统治，清王朝开始岌岌可危。

于是在次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无奈下代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这一举措，昭示着延续两千多年的君王封建帝制的统治彻底结束，大清朝就此灭亡。

溥仪退位后，虽然大清朝不在了，但是民国政府依然为其保留了皇帝的尊荣。

皇宫中依旧设有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有内监，故臣赠谥，不改衣冠。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小朝廷。袁世凯依旧效忠于小朝廷。

溥仪依然居住在高墙耸立的紫禁城内，由大学士陆润痒和侍郎陈宝琛教习汉文，由都统伊克坦教习满文，由庄士敦教习英文。

年少的溥仪性情乖张，异常顽劣，孩童调皮的一面没有因为皇帝这个称号而湮没。

小朝廷的安逸，让溥仪的日子过的很是惬意。他在紫禁城里读书吟诗，或者作画弹琴。甚至还会捏泥人，养狗养鹿。

1917年7月1日，张勋发动兵变，宣统复辟。溥仪再次坐上了龙椅，对群臣大肆册封。随着段祺瑞的举兵征伐，张勋逃跑，这场复辟的闹剧最终以溥仪二次退位画上了终点。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新的时代到来了，刮起了新的思想潮，虽然溥仪住在紫禁城，但是紫禁城已经不像之前那么森严，溥仪偶尔也会到宫外坐汽车，逛大街。再加上身边有庄士敦的教习，溥仪也一定程度受到新思想潮的洗礼。

庄士敦，英国苏格兰人，英国牛津大学文学博士。他带着西方的思想和现代科学走到了溥仪的身边，带着这个被封建思想桎梏的青年皇帝走入新的天地。

庄士敦为溥仪讲解西方的历史、生活和风俗，并为他起了个英文名&34;。在庄士敦的影响下，溥仪剪掉了辫子，带上了眼镜，还装上了电话。而溥仪和胡适，也因为电话而结缘。

胡适作为新文化的代表人物，参与编辑《新青年》，大力倡导白话文，率先尝试白话文的创作。并于1917年发表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

1922年，溥仪一个的电话，邀请胡适入宫觐见，让胡适得以结识了这位深宫中的小皇帝。

庄士敦对溥仪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为此，旧朝遗老们视庄士敦为眼中钉，对他极度不满，认为他带坏了皇帝。不过，大臣们的不满并没有阻止溥仪对庄士敦的喜爱。

溥仪还加封他为御书房行走、颐和园总管。1922年，溥仪在大婚之日赏赐庄士敦“一品顶戴”，这是清朝官员的极高荣誉。庄士敦特意穿上这一身荣誉的服饰，拍了照片寄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庄士敦入住到紫禁城之后，他曾和他的好友泰戈尔描述了这个宫城的富丽堂皇，巍峨雄壮。而泰戈尔年幼时就很向往中国这个古老而富饶的大国。

泰戈尔，全名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913年，他以《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

随着新思想潮的兴起，诗歌文化也流行起来。中国文学界对这位“东方诗神”十分仰慕，胡适和徐志摩邀请泰戈尔来华进行访问交流。

终于在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来到中国。当童颜银髯泰戈尔乘坐列车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时，梁启超、胡适、蒋梦麟、梁漱溟、熊希龄、范源廉、林长民等一大批中国学界名流已在此恭候了。

京华文化知识界在北京天坛为泰戈尔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会。

中国的文人对泰戈尔甚是熟悉，因为自1915 年以来，短短10 年间，泰戈尔著作的汉文版本竟有数十种之多。

所以泰戈尔来华访问，中国文化界的几乎倾巢而出，很多的人更是为了目睹东方诗神而来出席这场欢迎会。

得知泰戈尔的到来，庄士敦非常高兴。他希望年轻的皇帝可以见见这位文明世界的文学家。他向溥仪展示了一些泰戈尔的作品，希望可以邀请泰戈尔到紫禁城做客。溥仪答应了庄士敦的请求。

考虑到泰戈尔不懂英文，溥仪的英文水平也只是初级，招待泰戈尔的梁启超和林长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由有美国留学经历的徐志摩担任翻译，林长民的长女林徽因小姐作陪。

1924年4月17日，溥仪降下一道手谕给清宫内务府大臣郑孝胥，让郑孝胥在内务府随时候命。

郑孝胥，字苏戡，一字太夷，号海藏。当时受任总理内务府的大臣。郑孝胥书法工楷、隶，尤善楷书，所作字势偏长而苍劲朴茂。

郑孝胥还是闽派诗的首领。他诗的特点是意度简穆，韵味淡远，造语生峭，往往清言见骨。是清末著名的诗作大家。

泰戈尔及其随员恩厚之、徐志摩等乘一辆汽车到达紫禁城，一行人从神武门走入紫禁城。听说泰戈尔已经到来，他让人把郑孝胥叫来作陪。

郑孝胥带领来人到达会面的地点，地点定在御花园西南部庄士敦的临时休息所养性斋。

见到泰戈尔一行人后，溥仪很高兴。邀请来人入座后对泰戈尔说：

“先生为印度大诗人，郑孝胥则吾国之大诗人，今日相遇于此，实不易得之机会，吾先为两大诗人留影以为纪念。”

随后，溥仪用英文和泰戈尔交流，说的还算是流畅。

众人交谈一会儿，溥仪带着泰戈尔游览御花园。

泰戈尔对中国的园林大加赞赏，并被深深的折服。溥仪还与泰戈尔在御花园御花园西部秋千亭东侧的四神祠前合影留念。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合影中溥仪站在台阶上，而泰戈尔站在平地上，这是对皇族的威严的维护。

这是末代皇权最后的倔强了。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溥仪没有能力振兴中国，依旧过着奢靡颓废的日子，这也是后续伪政权无法延续的根本原因。

一行人游览完毕，在随从的带领下，步行至神武门坐车离开。

此次会面，溥仪犯了以下三个错误：

明明身边有专业的翻译，却要自己用英语来交谈，职责分配不明确。

泰戈尔进宫前未来避免出现语言上的沟通不畅，特意带了徐志摩和林徽因等人做翻译。而溥仪身边还有个“中国通”庄士敦，完全可以不用亲自说英文。

虽然皇帝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皇帝，但是大国的风范依旧还是要维护的。溥仪本身是懂一些英语的，听得懂就好了，翻译这种事情还是应该交给专业的人去办。

所谓在其位，谋其职。他不应该去做不符合身份的事情。

叫郑孝胥作陪， 将古典诗人和现代诗人作对比。

郑孝胥是古典诗人，泰戈尔是现代诗人。本质上来说，二人的领域并不一样。不论是写作方式，抒情寓意的表达都是不一样的。

或者可以这么说，这两者并没有什么是可以比较的，除了诗人的头衔。

泰戈尔是现在诗的代表人物，他的诗作善用拟人化手法，融合了宗教，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诗词优美大气。

泰戈尔的诗更多的表现了受压迫人民的思想觉醒和追求解放的愿望。

郑孝胥的诗作强调胸中先有意，以意赴诗，率意而作，不作苦吟之态。讲究言简意赅。

叫郑孝胥作陪，识人不清，为后续伪政权的灭亡埋下伏笔。

郑孝胥虽然在诗作和书法上称得上大家，但是在对政治的站队方面，完全称不上磊落。后续伪满政权的建立和运作，他可谓是功不可没。

他卖国投日，目的是所谓的复辟清朝。然而复辟不能作为汉奸的挡箭牌，无论他的理由是什么，都无法泯灭他不争的事实。

这次会面也引起了文化界的震荡。有些人对此进行抨击，认为这是新文化对旧封建的妥协。

其实不然，这次会面恰恰说明了旧封建的开裂。表明了溥仪对新思想的触碰，也预示着旧社会的瓦解。

同年11月，冯玉祥派兵入紫禁城，逼迫溥仪离宫，历史上称这次事件为“北京事变”。

至此，紫禁城里再也没有了皇帝。随后溥仪搬进其生父载沣的府邸，而后又逃进日本公使馆。1925年2月在日本政府的保护下移居天津租界。

1931年，又在日本的护送下潜逃到旅顺，后又到达沈阳。

1932年3月1日，日本方面扶持溥仪在东北建立“满洲国”。9月与日本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而满洲国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

1934年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3月1日登基。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个所谓“满洲帝国”的傀儡政权终于画上了句号。

随着二战的结束，溥仪被作为战犯在国外关押了五年，随后被押解回国。归国后继续在战犯管理所学习和改造。

1959年，在刘少奇的特赦令下，溥仪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之后直到1967年溥仪逝世，他一直以新中国公民生活着，他看着中国的进步，庆幸自己可以以一个新的身份生存在新社会。

纵观溥仪的一生，一开始就注定了这是个错误的开始。

腐朽的清政府早已经撑不起中国的未来。新思想的浪潮冲击着封建社会的堡垒。

溥仪作为一个生活在腐朽桎梏牢笼里的人，却接受到了新思想的洗礼，跟泰戈尔的相见本质上是一场新旧文化的碰撞。

这次会面注定了清政府内部已经有了裂缝，瓦解指日可待。随着外部新文化猛烈的冲击浪潮，终于冲垮了这座几千年的封建阶级社会。

而伪满洲国的建立，就是一场政治的闹剧。社会的车轮的滚滚前进，潮流的趋势发展是不可逆的。这个被世人唾弃的封建政权，注定是要灭亡的。